《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空间正义思想解读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科学的空间正义思想形成的标志性著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通过对城乡关系、全球化、资本扩张、殖民地、住宅、"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空间问题的非正义性的批判和揭示,隐性表达了空间正义思想,并从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实行共产主义革命和建立真正的共同体三个方面对如何克服空间发展的非正义性,实现空间正义做了解答。阐释马恩当年形成的空间正义思想对推进空间均衡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对解决我国当前发展实践中的空间不平衡性问题具有极强的理论效应。     

广州部分三甲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职业倦怠调查

探讨三级甲等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采用Maslach职业倦怠量表对广州三甲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进行调查.医护人员平均情感耗竭处于中度,平均得分为27.93分;不同性别、工作类别与婚姻状况在去人格化和低个人成就的得分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不同的性别,工作类别、婚姻状况、年龄大小与职称等级在情感耗竭和职业倦怠上的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男性、医生、未婚、年纪轻和职称低人员的情绪耗竭和职业倦怠高于其他类别的医护人员.三甲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职业倦怠现象较为普遍,程度处于中度,性别、工作类别、婚姻状况、年龄大小与职称等级影响着医护人员的职业倦怠;男性、医生、未婚、年纪轻和职称低人员的情绪耗竭和职业倦怠较为显著.     

临床护士组织氛围感知影响因素分析

对临床护士的组织氛围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揭示护士组织氛围感知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社会地位及护患关系感知情况较差;职称与月收入最高的护士组织氛围感知最佳;临时护士组织氛围感知优于在编护士.建议提高护士自身素质、加强护患沟通;善用激励机制;增强管理者“个人权利”.     

制造业员工社会支持、职业倦怠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为探讨制造业员工职业倦怠、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现状及三者间的内在关系,本研究采用职业倦怠、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三个量表对1354名员工进行测查。结果表明:(1)制造业员工职业倦怠总体水平不高,但是,成就感低落比较明显,接近中度水平;(2)女员工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高于男员工;(3)生活满意度与社会支持正相关显著,与职业倦怠负相关显著;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负相关显著;(4)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不仅可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还可通过职业倦怠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生活满意度。研究表明,可通过提高制造业员工社会支持,以减轻其职业倦怠程度,提高其社会满意度。     

“批判正义”与人的自由和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的正义观是一种"批判正义".这种"批判正义"大致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一,批判蒲鲁东(主义)、杜林等人"永恒正义"理念,确立正义理解的生产方式基础;二,批判资产阶级抽象人权理念,确立人权范畴的"过渡正义"性质;三,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私有制度结构的非正义制度安排,确立未来正义社会的根本实现原则--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他们的目的是要摒弃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下的狭隘的、片面的正义观念,确立一个每个人得以自由发展和全面解放自身与个性发展的正义社会.对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正义"理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交换到分配：一种大劳动报酬观的民生逻辑

提高劳动报酬是一个涉及劳资关系交换和社会财富分配的复杂正义问题.劳资关系的交换正义是否"合乎公平的正义"是一个充满现实纠结的社会问题.社会财富的分配正义旨在建构一种保障、拓展和超越交换正义,普惠民生的大劳动报酬现.一方面,通过劳动要素资源均衡化,实现劳动报酬与人的再生产需求的全面协调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承认和尊重民生权利,以彰显提高劳动报酬的民生逻辑.大劳动报酬观的正当性与权威性需要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三方协同联动,以建构一个和谐共融的行动共同体.     

正念减压疗法在护士职业倦怠干预中的应用

在当前的医疗和社会环境下,护士群体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承受着职业枯竭困扰。针对国内护士职业倦怠干预研究的现状,着重介绍了西方临床心理学界广泛应用的正念减压疗法(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及其在压力管理和身心疾病的康复等方面的积极疗效。根据正念减压疗法的特点、作用机制和其与护理理论的关系,探讨这种训练应用于护士职业倦怠预防和干预的合理性。     

国外教师职业倦怠影响因素研究新进展

职业倦怠是服务于助人行业的人们因工作时间过长、工作量过大、工作强度过高所经历的一种疲惫不堪的状态,包括情绪衰竭、去个性化、个人成就感降低三个方面。教师是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之一,对教师产生许多消极影响,要想缓解教师职业倦怠,就必须研究影响职业倦怠的因素,国外对于教师职业倦怠影响因素的研究得出许多结果,新进的主要有社会比较方式、集体自尊、应付方式、创造性和组织支持等。     

全球气候责任与结构性非正义

从严格道德责任概念看,将人为的气候变化简单地归咎为个人责任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它无法满足严格道德责任所要求的主体明确、主观故意和因果关系的三个基本要件。然而如果将气候责任视为集体责任又会面临集体意愿不明确和责任不对等问题。如果能够以更加宏观的视角看待气候责任,不难发现个人行为只是基于他们各自社会背景的行动,气候变化也只是社会正常运转的结果,虽然也与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相关,但并非全部,而是更多地体现在社会结构化特征方面。当今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结构性非正义,如果从这个视角来审视气候责任,这必然要求我们不仅仅是对可以追溯到个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承担责任,而且还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对导致气候变化的结构性非正义负责。     

个人家庭因素对普遍信任的影响作用

通过家庭因素探讨个人普遍信任的影响发现:个人家庭背景为城市的受访者比农村的受访者普遍信任程度更低;受访者现在的家庭社会地位越高,其普遍信任的程度越高;而受访者14岁时的家庭社会地位越高,其普遍信任程度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