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订启示

沿荷花路出济南城东北向,不远就能看见因著名画家赵孟瞓的名作《鹊华秋色图》而闻名海内的华不注山了。在不注山脚下,有一处古老的道教建筑群,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处殿宇因位于此山之阳而得名"华阳宫",久而久之,整座建筑群便也以此名。此处北可     

《庄子》“谨守而勿失”究竟“守”什么

有关《庄子·秋水》篇"谨守而勿失"命题的注解还有待商榷。"谨守而勿失"究竟"守"什么?笔者曾在《〈庄子〉"无以故灭命"之"故"释义考辨》(《中州学刊》,2009.05)和《"反其真":〈庄子·秋水〉篇主旨新论》(《船山学刊》,2012.01)两篇文章中论及到该命题的释义,但不够具体和详细,现做一专门讨论,以就正于方家。今人对"谨守而勿失"命题的释义,如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曹础基的《庄子浅注》、孙通海的《〈庄子〉译注》等,多将该命题释为类似如下的表达:谨守住前三句话道理而不失去,这就叫做回复到天真的本性,且多将此命题用句号与其前三个命题隔开。①     

风水造化道心诗境——记济南华阳宫

沿荷花路出济南城东北向,不远就能看见因著名画家赵孟頫的名作《鹊华秋色图》而闻名海内的华不注山了.在不注山脚下,有一处古老的道教建筑群,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处殿宇因位于此山之阳而得名"华阳宫",久而久之,整座建筑群便也以此名.此处北可眺黄河远上,南可观小山延绵,被水泊三面环抱,古木参天,可谓道心诗境,如此造化之所正是修真养性的绝好居处.     

《管子·宙合》新证

《管子·宙合》是一篇极为重要的古代文献,文中多用战国习语,颇不易解。如"成轴",当指道枢,见于《庄子·齐物论》,又称为"要",马王堆帛书《易传》有《要》篇。又如"一薄",当读为"一夫",古无轻唇音,故薄读为夫,"一夫"见于《孟子》,指独夫民贼。《管子》旧有尹知章注,理解上亦多歧异,例如《管子·宙合》云:"故君出令,正其国而无齐其欲,一其爱而无独与是。"尹注:"正臣,其爱宜一。"黎翔凤《校注》引戴望说,改"正"为"王",不确。"正臣"之论,见于《管子·形势解》。     

析论《仪礼·士冠礼》中的一处注疏两歧现象——兼论义疏经说的衍成

"疏不破注"是清代学者对于义疏之学通例的概括。然而在实际经说中,经疏破注的例子并不少见。以往学者更为关注经疏有意破注之处,而对另一类破注经疏关注不够。这类经疏留意到注文内容与经文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矛盾,只能依违于经文、注文之间,用隐晦的方式破注。对《仪礼·士冠礼》中的"摈者"身份,郑玄注与贾公彦疏之间即有异说。辨析此处异说产生的原因,可以看出经注同时作为阐释者与被阐释者的双重身份,也可以更好把握经书注疏包含二次阐释的文本结构与学术特色。     

魏晋南北朝墓葬解注文及其对疫病防治的启示

正在魏晋南北朝墓葬中,存有解注文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解注文是指在陶瓶、陶瓮等器物上作特定的文字、符号,其反映的风俗观念是安稳冢墓,为生人解除注害、灾害。解注文的内容与早期道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墓葬风俗"解注"释义"解注"的思想来源于民间风俗观念,后被道教文化吸收、改造。西凉建初元年(405)朱书陶钵文讲:"解天注、地注、人注、鬼注、岁注、月注、日注、时注。乐莫相念,苦莫相思,生人前行,死人却步,生死不得相撞。"~1文中"解"指分离,所讲"前行""却步" "不得相撞"都是在强调生者与死者的分离、分隔。从古代民间信仰来说,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边注”的唯物史观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边注",言简意赅,包含大量重要思想信息。注有"费尔巴哈"字样的"边注",其所注的正文部分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批评,所指主要是费尔巴哈看不到自然界是劳动实践活动的产物,因而不懂得劳动实践活动在历史观方面的重要意义;由于费尔巴哈不懂得劳动实践活动的意义,使他看不到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也就把历史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针对的不是自然观问题,而是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其中,"边注2"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表现为:它全面概括了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思想历程;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人的类本质(即生产劳动活动)作了论证;进而揭示了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     

《周易参同契》注者储华谷考

读《道藏》读到《周易参同契》3卷,看到署名储华谷注,无序跋,注文引张紫阳语。复检索该注之外的资料,因用力不够,故亦发现不多。于是,笔者初推断曰"华谷盖为北宋末或南宋初人",①再推断曰储华谷"盖为北宋末或南宋时人",②一直不知道储华谷是何许人。近来翻     

《易》损卦六三爻辞与郑玄“礼不参”理论探源

"礼不参"是郑玄根据《仪礼》文本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礼仪规范思想,即不可三人或三方同时行礼。清人姚配中《周易姚氏学》在疏解《系辞下》对损卦六三爻大义所做发挥时,援引了郑玄《仪礼注》"礼不参"的礼学理论。姚配中此举发现了《周易》"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乃郑玄"礼不参"理论的哲学思想依据与理论阐释来源,这对我们重新认识郑玄以《易》注礼等问题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思考和帮助。     

向秀《庄子注》主旨之蠡测——从向、郭人性观的差异切入

学界普遍认为,向秀《庄子注》的主旨与郭象《庄子注》的主旨一致,均为"名教即自然",这一看法值得商榷。考今本郭注,可知其中蕴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观,一种视"仁义"为普遍人性,另一种则仅将"仁"视为少数人的个性。种种迹象表明,这两种人性观的并存是今本郭注中混入向注所致,前者无疑是郭象的人性观,后者则应当是向秀的人性观。由向秀的人性观,可引申出与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相类似的观点——伸张个性、顺任自然。这便是向注之主旨。将这一主旨以及向秀的人性观用于解释向秀之言行事迹,可以解释得圆满通透,这进一步印证了伸张个性、顺任自然才是向注主旨;学界以往认定向注主旨为"名教即自然"的论据则颇为牵强,殊难成立。     

王弼《周易注》“无”思想的政治哲学解读

王弼在《周易注》中阐发"以无为本"并非为了形而上学建构,其根本目的是要塑造一种理想的君主人格,这种人格以"无"为最高境界,但对政治不形成颠覆;能"感通天下",但却持守"以寡统众"的政治原则。而在此人格基础上,王弼引入"无为"思想,并据此对儒家政治伦理进行改造,从而最终形成了一套关于"无"的政治哲学。     

王弼玄学中的庄学精神北大核心CSSCISSCI

《庄子》对王弼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其经典注释中直接引用或化用了《庄子》的一些原文,而且直接影响了他的注经方法。"得意忘言"的自觉不仅是王弼注经突破的原因,也为魏晋开启了新的时代。而王弼在"理"、"情"、"通"等概念和思想上所受《庄子》的启发,不仅使其思想更为玄学化,实际上也为他调和儒道、孔老创造了空间。     

北斗厌胜信仰的星象学起源考证

原始道教相信"北斗"有驱鬼辟邪的功能。考古中也经常能够发现带有北斗符号的解注器,如厌胜钱、解注瓶等。华夏上古先民认为:北斗为天帝之车,鬼宿是死于非命者之亡魂化作的厉鬼在天上的反映,而"厌胜"亦作"压胜"。从星象学角度考察北斗厌胜信仰的起源,原来在星空中,二十八宿之一的"鬼宿"正好压在北斗七星"帝车"车底。正是由于"北斗压鬼宿"这一天文现象,孕育了中国古代以北斗符号压鬼镇祟、除妖驱邪的厌胜法,并被广泛施行在凶死之人的丧葬仪式中,期以解除注祟,护佑生人。     

《论语》郑氏注的性质与特点

郑玄是汉代重要的《论语》注家之一。有关郑注的性质,文献记载不太一致。通过郑注异文资料的详尽比勘可以看出,郑注是杂糅汉代三种《论语》而成的,并不单纯属于某一《论》。郑玄的注释注重经典义理的阐发,注重礼仪制度的诠释,注重交代孔子言行发生的具体背景,同汉代其他《论语》注相比,更有助于再现历史上的孔子形象。     

从“偏向经注”到“实用仪注”:《司马氏书仪》与《家礼》之比较——兼论两宋私修士庶仪典的演变

宋代士人积极致力于作仪化民,现存私修士庶仪典含通礼、专礼与杂礼,在体例和内容方面反映了两宋之別。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祭祀专礼之外,还包括仪文较少且偏重于伦理道德训教的家礼、家范、乡约,以及如《司马氏书仪》的"偏向经注的仪注体";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道德训教类与北宋礼书辑本,晚期更是出现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家礼》,具有鲜明的实用性。藉由对《司马氏书仪》和《家礼》之"丧仪"的比较分析,可以管窥两宋"仪注体"与"经注体"由合至分的过程。不同于汉唐以降知"仪"而不知"礼",仪注之学渐盛而《仪礼》经学渐衰的情况,南宋时期"仪注体"与"经注体"的分离,恰好是实践礼仪与《仪礼》经学分别向更深层次发展的体现。     

离乱与哲思语境下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

<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庄子>集解.该书成于南宋末年,内忧外患的时代处境,理学勃兴的哲学思潮,"六经注我"的学术氛围·使得<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独具特色,在庄学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而"六经注我"的学风,也给<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庄子》“坐忘”非“端坐而忘”

"坐忘"一词只在《庄子·大宗师》中出现过,却成为后世修行论的重要观念。历代注庄者大多接受崔譔、成玄英的训释,将"坐忘"训为"端坐而忘"。笔者认为这是受了早期小乘佛教的"坐禅"与道教的静坐等修行功夫论的影响所致,与庄子本义不甚相合。实际上,"坐忘"与人的坐姿无关,它是庄子用来描述人在"忘"的精神现象上所达至的一种状态,其意思应是"无故而忘""不待而忘",亦即"自然而然的忘",描绘的是一种与道相通、自由自在的心灵境界。     

严锡禹:基督教中国化漫谈(五)

时下,中国传道人案头的解经著作不少,但据了解,这些著作多为舶来品,即便有一两本中国人的著作,也往往不能关切中国教会和中国基督徒的生命状况.陈金镛为《雅各书》作注,最大的突出之处就在于,他心里装着中国教会和中国基督徒,因此,他注释的出发点在于让圣经与中国基督徒对话,而不是与西方传教士对话.他说:"鄙人对于研究此书,注重反复诵读白文,兼又参考串注.而对于译者之注释,并不重视.亦不涉猎.盖雅不欲以西士之意思为意思,以西士之见解为见解也.况犹太与中国同属亚洲,交通亦最早,故风俗人情,多有相同之处.而解释圣经实较欧美人士为切近."     

理不迁、物不迁与心不迁——憨山德清对僧肇“物不迁”义旨的诠释

正憨山德清的《肇论略注》在晚明佛教界多年"物不迁"诤论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该注既整合各家的注疏,又融入自身的禅观体验,是晚明注释《肇论》的重要论述。本文通过着重分析《肇论略注》以及憨山涉及"物不迁"义理的其他著述,说明其在诠释"物不迁"义理时所展现的特点。具体说来,憨山"物不迁论"义理的诠释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有”、“无”之辨——《老子》第一章再读解

<正>《老子》第一章是老子"道"论的总纲,也可视为整部《老子》的眼目。"道"("恒道")由此而定其所导,"名"("恒名")由此而明其所谓;老子之属意,于此可窥其大略。自《韩非子》以至于汉魏以降,《老子》注疏之众不可胜数,而诸注之意境则大都可从其对于第一章的诠释判别高下。今以帛书《老子》为底本,参酌世传碑、刻、注本,于前贤思绎之未尽处对《老子》第一章再作申解,以期寻取"众眇"所通而我心所契的玄理之门。或有未当,方家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