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生成机理的审视

在多元交错的社会空间结构中,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获得关涉到自身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沉浮。执政合法性是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文明社会中必须予以审慎思考的一个重大时代命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获得主要是从经济绩效的提升与宣展、意识形态的传承与超越、公平正义的坚守与追寻和民主模式的建构与拓展四个层面上展开的。本文意在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生成机理的多维审视,以期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社会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探寻并积极拓展、开发和维护执政合法性资源,进一步夯实执政地位打开更为多元化的路径选择。     

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研究论纲

由历史的自然演化而形成的权力概念谱系对权力作了如盲人摸象般的描述 ,隐藏在概念中的哲学意蕴是随着时代的上升而发生着底板色彩的转换。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 ,由于引领社会进步的哲学主题的转变 ,权力的合法性前提和合理性基础也相应发生着断裂和延异 ,形成了统治、法治和治理三种不同的权力观。找到不同社会形态权力合法性、合理性的哲学根基 ,对理解权力和有效治理十分重要 ,使我们能从执政合法性当代诉求的向度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推动社会管理组织的创新     

浅论近代佛教寺院组织治理的合法性危机

近代中国社会剧烈转型中的佛教寺院，在组织内外两个方向上均有治理方式的变革。不过，代表寺院外部治理的各种佛教组织，和代表寺院内部治理的各种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在于寺院内外组织治理方面遇到的合法性危机，即，一方面，官方管理机构的退出而给僧团以自治的空间，但佛教组织建设方面的合法性危机使其最终走向失败；另一方面，有关寺院僧众教育等寺院内部治理的改革，也因合法性认同的危机而未能成功。     

法先王:儒家王道政治合法性伦理

"先王"是儒家塑造的王道政治伦理典范。儒家提供的统治合法性政治伦理包含在"法先王"的命题之中。这个命题有两大尴尬和弊端:一是"圣王"理想蜕化为"王圣"现实;二是"圣王"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政、执法者。不过,儒家的王道政治伦理为救济这些弊端准备了资源,在现代宪政条件下仍然有着革新的内在空间。     

建设社会,还是建设政权?--从政权合法性角度看当前的社区建设

合法性危机是政治学中政治发展理论长期关注的问题,当前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着政权合法性危机,发展中的中国因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也存在着国家与基层社会层面潜在的政权合法性危机。社区建设通过宣传以民主与法治为内容的意识形态以及提高社区治理绩效等方式,巩固并加强了城市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象征与合法性:帝制中国的合法化途径与策略

政治统治可被视为权力合法性的实践与生成过程,而合法性实践既是统治者迎合"文化剧本"、即呈现和表演都深藏干一个文化传统中的合法性信仰的过程,又是统治者对这些合法性信仰的操控过程.正是这种表演和谋划,直接导致了帝制中国的一整套合法性的象征系统如礼乐制度、政治制度、政策过程与文化符号等等;存在于这一象征系统中的元叙事,就是以现实中的君主("时君")为指向的合法性论证,各种种种后果主义、功利主义、化约主义和命定论则是这种合法性论证的基本策略和逻辑,其目的在于缩小甚至混淆现实中的统治者(时君)与"理想君主"之间的界限,以缓解那"永恒的合法性困境".     

合法性证明与后现代政治哲学

合法性证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前提 ,也是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内容。作为一种历时性现象 ,合法性证明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基础和形式 ,而它的转换也总是伴随着政治生活范式的巨变。后现代主义对迄今为止的合法性证明作出了势不可挡的“解构” ,从而使政治哲学不能不进行它有史以来最大的反省和转向。目前 ,后现代政治哲学正在通过反复曲折的摸索 ,以“交往互动”和“效用”为核心 ,尝试重构自己的合法性基础。     

正当性与合法性

证成国家即确立国家的正当性,就是要表明至少存在着道德上可接受的国家或者从明智角度而言可取的国家。国家的合法性指国家所持有的一套针对其具体公民的复合道德权利,这种意义上的合法性概念不同于非常成问题的韦伯式合法性概念。评价国家的洛克式进路严格区分了国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并将二者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认为这两种评价都很重要。相反,康德式进路则用同样的论证来支持国家的正当性与国家的合法性,它根据人们所应该选择的东西而非人们的实际选择来评价制度,是一种非个人性的评价方式。康德主义者对自愿主义的忠诚是半心半意的,他们试图把对国家的一般性评价作为唯一的制度评价范畴。所有现存国家都是不合法的,但国家却有可能是正当的。国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不同于国家具体行为的正当性,现存国家不具有合法性也不意味着公民对国家的任何行为都是正当的。     

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诠释功能及其限制

意识形态最主要的政治功能就是为统治秩序提供一种合法性辩护,唤起被统治者对既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信仰。但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功能是有限度的,政治合法性具有一定的由政治秩序本身决定的不依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规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诠释不能违背政治统治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同时,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还必须同其它合法性策略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建构合法性的政治实践中滥用意识形态,往往会进一步加剧政治合法性危机,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     

论权力合法性的伦理意蕴

权力合法性是公众对权力的确证,任何政治权力均会涉及合法性,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只倾注于权力合法性的政治视角,忽视了权力合法性应有的内核——伦理道德因素。事实上,在权力合法性的诸多支撑要素中,伦理因素是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它是公民体认权力是否正当的前提,是权力赢得合法性的驱动器,研究和巩固权力合法性必须从伦理道德因素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