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立法的条件分析--兼评"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建议稿)"

安乐死是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在我国 ,自 80年代以来 ,安乐死的讨论、调查和研究逐步深入。在此进程中 ,尤其是自“汉中案件”以后 ,安乐死的立法问题几乎成为所有讨论、调查和研究的最后聚焦点或最后的理论归宿。“安乐死暂行条例 (草案 ) (建议稿 )”的提出[1] (以下简称“草案”) ,在安乐死立法问题上 ,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草案”实际上代表着目前在安乐死立法问题上的一种主流意见。在这种主流意见 (不一定就是“草案”本身 )被立法机关采纳之前 ,应该有更冷静的思考和分析 ,应当促使安乐死问题有一个更深入…     

关于《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建议稿)》的若干说明

１　《条例（建议稿）》的研究目的。死亡是关系到每个人的一种重大社会现象,迄今还没有进行必要的科学调节,相当广泛地存在着死亡愚昧、愚昧死亡和不科学的干预现象,迫切需要进行文明建设,发展死亡文明和文明死亡,这是社会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安乐死是文明死亡的一种良好形式,应当作为死亡文明建设的一项基本内容积极地倡导和实行。我国于８０年代以来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邓颖超同志生前给予热情支持,广大群众对实行安乐死的愿望越来越高,多次出现自发施行安乐死的情况,往往发生纠纷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来处理。八届…     

国外伊斯兰学者对于“安乐死”de看法

“安乐死”一词来自西方,原意为“无痛苦的、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现代医学对“安乐死”的实施分为“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主动安乐死”,也称“积极安乐死”,是指医务人员或其他人在无法挽救病人生命的情况下采取措施主动结束病人的生命或加速病人的死亡的过程。“被动安乐死”,也称“消极安乐死”,是指终止维持病人生命的一切治疗措施,任其自然死亡。在一些西方国家,如:荷兰、瑞士已通过立法成为一种合法选择。在我国,虽然从1988年到现在关于“安乐死”议案一再有人提出,但一直未曾得到回应。当陕西第三印染厂职工、中国安乐死第一案当事人,同时也是安乐死第一人夏素文的儿子王明成于2003年8月3日去世,一场十几年来一直未曾停止过的话题——“安乐死”再掀波澜!我国穆斯林同样对此话题比较敏感,有反对的,也有支持的。现将“伊斯兰在线”阿语网站上(http://www.islamonline.net)刊登的、由著名学者穆罕默德·本·迈赫穆德·海瓦里撰写的一篇《穆斯林教法学家对于“安乐死”的看法》作简要地编译,便于我国穆斯林能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理解伊斯兰教的伟大所在。     

安乐死立法比较兼立法原则理论初探

通过介绍与借鉴荷兰、美国、日本、比利时等国安乐死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立法难的现状,对我国安乐死立法进程进行思考,同时建设性提出了我国安乐死的立法原则: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死亡方式选择权有限制的自主决定原则,知情自愿原则,严格程序原则等。     

也从大众传媒看公众对安乐死态度的嬗变——与单艳华、张大庆商榷

《医学与哲学》2005年4月第26卷第4期刊发了单艳华、张大庆的文章"从大众传媒看公众对安乐死态度的嬗变"一文(以下简称单文).文章考察了20年来大众传媒对安乐死问题的关注,以及公众对安乐死态度的嬗变过程,认为大众传媒使得"公众对安乐死问题的态度由最初的怀疑、排斥,转到开始深入思考和逐渐接受."[1]     

安乐死立法比较兼立法原则理论初探

通过介绍与借鉴荷兰、美国、日本、比利时等国安乐死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立法难的现状,对我国安乐死立法进程进行思考,同时建设性提出了我国安乐死的立法原则: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死亡方式选择权有限制的自主决定原则,知情自愿原则,严格程序原则等.     

我国地方立法机关首次就“安乐死”立法表态 广东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明确表示“安乐死”有违宪法

自本刊在我国第一个介绍“安乐死”的概念及国外的研究、讨论、实施等问题以来 ,本刊一直关注这一问题。 2 0多年来 ,也组织过多次的讨论。国内也不乏学者研究、讨论 ,甚至争论 ,媒体、公众也愈加关注这一热点问题。前不久 ,广东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明确表示“安乐死”有违宪法 ,这是我国地方立法机构第一次就“安乐死”问题明确表态 ,消息一经披露 ,引起各界人士的不同反应。这里 ,我们刊载两篇有关“安乐死”讨论的文章 ,欢迎广大读者踊跃参与讨论。———编者     

从我国现行法律看安乐死的实施

安乐死作为自然人在特殊情况下对自己生命自主选择的权利,涉及人的生命权益,有关生命权立法是安乐死问题的关键。安乐死的实施与我国现行法律对生命权的严格维护产生冲突,需要我国用法律的形式肯定安乐死,并对现行法律做出适当调整,为安乐死立法留下法律空间。     

从我国现行法律看安乐死的实施

安乐死作为自然人在特殊情况下对自己生命自主选择的权利,涉及人的生命权益,有关生命权立法是安乐死问题的关键.安乐死的实施与我国现行法律对生命权的严格维护产生冲突,需要我国用法律的形式肯定安乐死,并对现行法律做出适当调整,为安乐死立法留下法律空间.     

也从大众传媒看公众对安乐死态度的嬗变——与单艳华、张大庆商榷

《医学与哲学》2005年4月第26卷第4期刊发了单艳华、张大庆的文章“从大众传媒看公众对安乐死态度的嬗变”一文(以下简称单文)。文章考察了20年来大众传媒对安乐死问题的关注,以及公众对安乐死态度的嬗变过程,认为大众传媒使得“公众对安乐死问题的态度由最初的怀疑、排斥,转到开始深入思考和逐渐接受。”[1]文章肯定了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对此本人深有同感,同时又觉意犹未尽。20年来大众传媒对安乐死的态度是相对明确的,并且影响了公众的态度,但是谁又影响了大众传媒的态度?这个追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现实生活中的安乐死问…     

《淮南子》的学习心理思想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汉淮南王刘安编著。唐刘知几说：“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其广博的内容中蕴含有颇为丰富的学习心理思想。本文即拟对此作一探讨。     

生态哲学研究的一个向度——河流自然生命的定位

河流生命一词,多见于文学和艺术作品,用拟人化手法比喻河流是"鲜活的,有生命的",与"陈旧的,僵死的"相对.河流生命作为科学概念,即生态系统的一种具体形式的提出,既来源于全球河流生态危机胁迫产生的河流危机意识,[1]也直接来源于我国黄河管理过程中构建河流生命伦理实践的迫切需要.[2]河流生命有其自然与文化两种存在方式,本文旨在探讨河流自然生命的存在方式,重点对其出发点、立论基础和评价标准做出阐释.     

逻辑哲学研究的新标识--《逻辑哲学九章》述评

自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逻辑产生以来,逻辑学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可说是方兴未艾。与之相伴的是逻辑哲学研究也在 20世纪的西方学术界开展得如火如荼。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我国学术界自 20世纪 30年代始,在金岳霖、牟宗三、沈有鼎等先生的努力下,逻辑哲学研究逐步得到展开,特别是20世纪 80年代后,在一大批逻辑学者的努力下,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逐渐形成繁荣之势。王路、李小五、张清宇、张家龙和邹崇理等合力完成的《逻辑哲学九章》(张清宇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以下简称《九章》)则将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     

关于当前我国医患关系若干问题的评估意见

2004年7月在大连举行的“医患关系-医疗诉讼-医患维权”的学术研讨会,就这个《评估意见》进行了讨论,现在发表的是依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的文本。我们认为,建立医患之间的诚信关系,正确处理和协调当前医患间的一些纠纷,在如下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是有意义的。     

走出价值相对主义

价值相对主义的理论失误和实践危害,使大多数价值哲学论者都力图克服之。新康德主义的形式先验主义的思路,舍勒的实质先验主义的思路,布伦坦诺的经验直觉主义的思路,培里的现代经验主义的思路,都是克服价值相对主义的不同尝试,都有其合理因素。但由于它们各自理论的缺陷,使之难以真正克服价值相对主义。我们认为,以实践为基点去理解价值的本质,应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去说明价值的相对性与绝对性,才能走出价值相对主义。     

Mediators of the effects of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ational mechanisms based upon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rats. In two experiments, two-choice discriminations were trained in which selections of one lever in one external stimulus and a second lever in another external stimulus were reinforced with food. In the first experiment, it was found that the discrimination was acquired more rapidly when one choice was reinforc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food pellets and the other with a smaller number of pellets than when other configurations of reinforcement magnitude were provided. In the second experiment, reversal of a two-choice discrimination was found to be facilitated by prior exposure of the animals to the revers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xternal stimuli and magnitudes of reinforcement. These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predictions from a stimulus or associative view of anticipatory processes based upon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