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的“中庸”思想及其主要特征

<正>杨时(公元1053—1135年,号龟山先生)是北宋末南宋初著名的理学家,在宋代理学发展史上,他以二程洛学为宗,会通北宋理学诸派之说,开创"道南"系理学,为两宋之际理学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杨时修订《伊川易传》,编辑二程语录,并继二程而推崇《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不遗余力地阐发儒家经典,著有《周易解义》、《论语义》、《孟子义》、《中庸义》和《三经义辨》等书,形成了独特的理学思想。本文着重论述杨时理学中颇有特色的中庸思想的主要特征,并从其思想渊源和集中体现这一思想的《中庸义》进行考察分析。     

再论洛学向心学的转化——《童溪易传》对《伊川易传》的延异

正洛学向心学的转化,我曾依循洛学的谱系通过王蘋与张九成作过分析。(1)本文希望脱出谱系,从宋代理学共同的经典诠释中进一步观察洛学向心学的转化,以期理解宋代理学的延异及其内在逻辑。一、《童溪易传》之于《伊川易传》的意义依其自身的学术形式,宋代理学的建构是以经典诠释来展开并完型的。其中,《易》是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经典,它不仅为整个宋代理学提供了理论架构,而且还提供了系统的概念体系。作为北宋理学的代表,洛学程颐的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伊川易传》中,此书从根本上阐明了理学的精神,呈现了理学     

论蔡清的四书学诠释

蔡清是明代理学四书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四书蒙引》对朱子的《四书集注》多有补充和阐发,以弥补《四书大全》作为明朝官学课本的不足。他在四书学诠释方面既注重训诂,也辨析义理,并且精细笃实,不仅继承了宋以来理学四书学的研究成果,而且还以"从道不从贤"的治学态度将其进一步向前推进,对后来理学四书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理学背景下的春秋断案——胡安国《春秋传》的伦理观念与情境分析

胡安国是南宋著名的春秋学者,同时也是理学谱系中的一个大家。《春秋》是传统儒家五经的重要典籍之一,被视为孔子所"笔削",寄托着"微言大义"。胡安国继承汉代《春秋》学特别是董仲舒详绎的"原心定罪"之传统方法,并将由理学引出的"天理人欲之辨"融入到对《春秋》的历史情境分析当中,强调《春秋》为"史外传心",具有事理交融、体用兼备之不同寻常的意义。胡氏以理解经或借史明义的做法,是理学之伦理道德观念的一种特殊展开与构造。伦理观念之历史的情境分析,有别于心性善恶等方面的抽象论理,兼具历史与理想的双重性格,是理学伦理思想的实证性说明和经世之愿的具体落实。因而,胡氏《春秋》学的研究必然可以而且应当作为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方法的重要进路之一。     

《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出版

朱汉民著《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于2012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对玄学与理学的精神境界、人格理想、身心之学、性理之学、经典诠释方法,以及对《论语》、《周易》的义理诠释等方面的分析比     

程朱理学与王安石《易解》

程颐、朱熹等理学家对王安石《易解》曾给予过较大的关注 ,尤其是程、朱二人对《易解》赞誉多于批评 ,在他们自己的易学著作中较多地吸收了王安石《易解》的一些解说。黄震甚至以《易解》补朱熹《周易本义》之缺。杨时、朱震、郭雍等人对《易解》也多有评论。理学从《易解》中吸取了不少养分。由此既可以加深理解理学汇聚百学之功 ,亦可见《易解》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大学》经典地位的确立与宋代理学的关系

《大学》经典地位的抬升和确立是宋代理学发展的产物。北宋学者对《大学》的理学化诠释推动了《大学》由礼学研究范式转向理学研究范式,也使得《大学》由经典诠释的边缘迅速进入中心。南宋朱熹最终赋予了《大学》权威性、超越性、完整性、普适性、系统性和唯一性的经典属性,确立了《大学》"四书之首"和"群经之要"的经典地位。《大学》作为宋明理学发展的文献符号,蕴含了宋代理学的整个目标,也表征了理学发展的整个过程。     

北宋礼学研究

该著以北宋时期的儒家理学为主要内容,将礼学放在宋代儒学发展和哲学思想演变的脉络当中,并结合北宋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发展,采取以哲学思想的分析为主,结合经学文献、社会政治以及礼仪制度而形成了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作者重点研究了《周礼》与北宋儒学发展的关系,宋代学者围绕王安石《周官新义》而引发的争论及其思想史的意义,集中讨论了宋代新型的理学与传统理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礼学的义理化过程,以及礼在天理论的叙述模式中的地位和意义。北宋的礼学不但是宋代儒学的重要内容,是理学的有益补充,而且也是儒家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李侗对朱熹四书学的影响

李侗继承了杨时、罗从彦一系的理学,对朱熹的四书学和理学的形成都发挥了指导和启发的作用。本文分别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角度来论述李侗对朱熹的影响,展现了李侗在洛学发展为闽学过程中居于承前启后的地位。     

胡居仁的理学思想探微

<正> 胡居仁是我国明代初期一位重要的理学家,他的思想没有引起时贤们的足够重视和深入研究,本文仅就胡居仁的理学思想作初步分析,以期抛砖引玉。胡居仁(1434—1484年),字叔心,江西余干县人。他从学于吴与弼(1392—1469年),终身绝意仕进,“其学以主忠信为先,以求于心为要,操守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斋。”(《明史·本传》)一理气论胡居仁的思想,宗程朱理学,重治心养性。他认为,后世儒者,只有程朱才真理解了《四书》、《六经》的广大浩博精密之旨,因此他十分推尊程朱理学,并亲身躬行之。     

《醇言》与《道德经》的儒家解读

一 《醇言》是韩国朝鲜时代性理学大师李栗谷注释道家经典《道德经》的著作，该书可以说是开韩国学者站在性理学立场上解读《道德经》之先河。 在当代的栗谷学研究中，《醇言》一书历来不被重视，甚至于少有人提及，或许是认为该书在栗谷思想及其发展中并不占有什么地位，甚或是以为一位性理学大师注释《道德经》，似乎颇有些不伦不类。 可是，栗谷当初之作《醇言》，用意本在于打破性理学严守疆域，自立沟壑，视儒家性理学之外的其他思想派别均为异端邪说的保守封闭状况，所以，《醇言》一书，首先体现了栗谷思想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如果对…     

言·意·理——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语言——文献

《四书》是先秦的历史文本 ,理学是两宋的时代思潮 ,它们之间存在着历史时代的差异。朱熹将《四书》诠释过程规定为 :先达之言→圣人之意→天地之理 ,就是希望通过“语言———文献”的诠释方法 ,来解决《四书》诠释中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差别问题。朱熹的《四书》学诠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不仅是由于他的理学适应了两宋以后思想文化变革发展的时代性需要 ,同时也因为他的《四书》学重新发现了那已经失传的儒学学统。     

杨时易论抉要

作为二程高弟的杨时,是宋代理学与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比较重视易学,其易学有一定的特色与价值。在他看来,《周易》的一个根本要义是变易。变易是气之变易。气属形而下,气之变易是神之所为。神即形而上的、无对之理。在变易中,万物赋得其性,《易》书又与性命之理无二致,是故必须知性知天,然后可以言《易》。而他对性、天的体认是典型理学性的。于是性、天成为他所理解的《周易》之关键要义或根本精神。他对读书学《易》体会深刻,见识独到,很能震动人心。这些见解决定了其对汉易象数学与邵雍先天学的态度。     

曾国藩为什么不当皇帝

在1860年安庆战役之后,曾国藩进驻英王府,咸丰帝在热河行宫驾崩,湘军大将及与湘军有关系的政客、官僚不断往来安庆,议论激变的形势。不少湘军将领都有意在这清廷幼主即位、人心未定之际,请曾国藩取而代之。%湘军将领欲盛筵相贺克复安庆,曾国藩以皇帝刚刚殡天未许,只准各贺一联。李元度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元度。%曾国藩终生服膺理学,一向以忠君爱国的卫道士自居,劝他做那犯上作乱、青史不容的“逆臣”,无疑是违背了他一生赖以立身的信仰和原则,他是无论如何难以接受的。而且,越是随…     

张栻《论语解》的理学特色

<正>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他颖悟夙成,少从胡宏问程氏之学,遂潜心理学,终成南宋道学之湖湘学派集大成者,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著有《论语解》、《孟子说》、《诸葛武侯传》、《南轩集》等传世。兹以《论语解》为例,管窥张栻的理学思想。     

刘宗周思想的历史地位

刘宗周(蕺山)可以看作是宋明时期最后一个理学家.他虽然未能开创一个时代,但却终结了一个时代.作为理学中人物,刘宗周一生关注的重心,大致不离心性之域.诚如全祖望所说,“蕺山之学,专言心性.”(《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鲍琦亭集》卷十一)正是以心性之辨为主脉,刘宗周范围各家而进退之,而其哲学思想亦由此而定位于理学的历史演进过程.     

朱松与河洛之学

朱松是南北宋之交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在中原文献南传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最初以诗出名,二十七八岁后积极昌明伊洛之学;朱松在临终之际,嘱咐儿子朱熹师事理学精英胡宪、刘勉之、刘子翚,成就了理学发展史上的佳话。朱松在学术门径、行事风格及对南宋初年国势和人物的评判等方面,皆对朱熹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朱松学术思想地位的确立,朱熹做了极大的努力。他坚信其父的节义风操作为理学的根本精神,可以垂范天下。朱松、朱熹父子间呈现出清晰的学术传承脉络的印记,他们具有自觉传承中原文献的担当精神。     

论宋代理学理性精神的承继

如果联系思想史和文化史发展的背景,从哲学的层面上剖析宋代理学,就能发现,在理学体系中确有一个富于理性主义色彩的思路和框架,体现着宋儒人文思想的“真精神”(梁漱溟语)。那么,宋代理学理性精神的源头究竟在何处?其理性精神的内涵及实质又是什么?本文拟作分析。 一、《周易》与理学理性观念的确立 从源流上看,宋代理学理性精神的思想理论来源当然是多方面的。     

诗意与诗义的各得其所——从李光地《诗所》看宋明理学的终结

宋明理学是脱胎于传统经学的儒学新思想与新形态,这种新思想与新形态在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丰富性与多样性,并最终趋于成熟与稳定,清初理学重臣李光地是其重要代表。本文以李光地的晚年《诗经》学代表作《诗所》为对象,通过对他释传《诗经》语境还原的重要方法以及各得其所的目标考察,进而分析他由辞求意、观其所兴的诗意体会,与曲尽事理、小大兼举的诗义阐明,充分呈现李光地如何由经学转出理学,以及使理学与经学分离,以综合的方式消弥存于经学中的理学多样性,从而既使脱胎于经学的理学成熟,也促其终结。     

明初朱学一尊格局下的薛瑄易学

在明初理学大儒曹端、薛瑄、胡居仁三人中,唯薛瑄易说保存最为完整,内容亦相较丰富。通观《读书录》及《续录》可见,薛瑄易说既有对理气、心性、功夫的理学诠释,亦有对图书和先天学的象数讨论。总体而言,其论《易》之语除细枝末节处偶有发明外,总体仍未越出朱子易学范围。这充分说明,在明初朱学一尊格局下的理学易,已全然笼罩在朱学的巨大影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