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传统与诠释型文化

经学从西汉开始盛行,纵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在伦常道德规范、思想、行为方式和人生价值观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儒学就历史而言较经学为长,就内容而言较经学为广。但是,儒学在封建时期的发展同样依赖于对“六经”的诠释,呈现出和经学大致相同的演     

道家“主干地位”说献疑

在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反思过程中,儒家学说的局限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史概括为经学史的观点早已过时,儒学在中国哲学发展中居于主流地位的观点也正被“儒道互补”和“多元互补”的观点所补充或取代。继之,一些学者又提出了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居于“主干地位”的观点(参见周玉燕、吴德勤:《试论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陈鼓应:《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     

“经学现代化”的历史变革与新范式的可能性北大核心

从“五四”至今,“经学的现代化”的进程始终伴随着研究者们对西方理论之冲击的回应。然而,对西方理论的误读性应用却贯穿了“经学现代化”之历程:“五四”时期的“实证主义”颠覆了经学的统治地位,并产生了至今依然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方面,经学被视为一种研究注疏的技艺科学;另一方面,经学被判定为政权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文化伪装。新时代的经学研究应追溯、立足并发展经学的源始定位,在此基础上讨论一种未来经学研究的可能范式,通过“自我阐释”使作为学术的经学、作为政治的经学、作为伦理的经学与作为历史的经学成为经学中有差异的统一。     

汉代经学与魏晋玄学——论我国前期封建社会中官方哲学的演变

汉代经学与魏晋玄学是我国前期封建社会中先后两种形态不同的地主阶级官方哲学,在中世纪历史舞台上统治人民思想长达五、六个世纪之久,并且长期地影响了后来我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探索一下我国前期封建社会中官方哲学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的演变,对于了     

"六经注我":宋代理学的阐释学——兼谈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历史可谓经学的阐释历史,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则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两个关键期。朱熹就是宋代理学确立的关键人物。文章在叙述宋代理学的兴起及发展过程中,探讨了经学向理学转向过程中的阐释学思想的变迁,通过这一历史梳理,说明朱熹在其中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文章包括五部分内容:一、经典文本的重新确立,二、“理一分殊”与本体阐释,三、“尊德性”与“道问学”,四、“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五、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钱穆汉宋观的转变及其意义——以“经学即理学”的评价为线索

“经学即理学”是顾炎武揭橥的考据学方法论,乾嘉以来成为汉宋之争的一个焦点话题.以“经学即理学”的评价为线索,可以清晰考察钱穆汉宋观的演变.对于“经学即理学”的评价,钱穆早年秉持严厉批判的态度,晚年则逐渐转向温和的认同,这反映了他在汉宋观上从“尊宋抑汉”到“汉宋等观”的转变.这一转变与他晚年研治朱子学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基...     

独树一帜的中国回回经学

明末清初的回族伊斯兰教学者,以富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作品,系统地研究、整理、总结伊斯兰教的教义理论与实践,使之系统化、理论化、经学化,并力求使之更趋完备、具体,与中国封建社会相适应,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哲理性,带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他们建构的这种思想体系,有人称之为“中国伊斯兰哲学”,也有人名之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中国伊斯兰教教义学”。仔细推敲,不难发现这两种名称均不够精确。首先,它仅仅是回族学者根据伊斯兰教传统经学并结合回族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实践提出的思想体系;其次,这套思想体系属于伊斯兰教经学,很难…     

儒家经学流派评述

<正>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经学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经过中央王室“法定”的儒家经典的阐发和议论。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历代经学家对于儒家经典发表许多不同的见解,因而形成为不同的流派。透过这些学派的对立和争论,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是在借经学来发挥自己的思想,以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同时,也反映出封建文化的千姿百态。     

“家训”“家诫”的盛行与儒学的普及传播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能够在人们的思想道德领域中确立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除了它本身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和一般民众的心理、习俗外,对它的着力宣扬传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隋书·经籍志》的编撰者说:“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隋书》卷三四《经籍三》)这话说得很正确,说明了他对于这种宣传作用的高度重视。但所谓“儒者宣而明之”,主要指的是那些经学博士的解经之说以及儒学门徒们的论著之类。     

朱熹经学之特征

朱熹的经学思想是他整个学术思想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围绕着对诸经本义的探求和以义理解释儒家经典,留下了大量的经学论著。朱熹作为经学中宋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对汉学的扬弃和对宋学流弊的修正,把中国经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朱熹的经学思想由其“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孔学、春秋学、孝经学等各个部分组成,概括来讲,大致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一、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朱熹治经,素称严谨,既以宋学为主,又往往能超越汉宋之樊篱,在批评只重传往,不重经义的汉学流弊的同时,又针砭只…     

中国伊斯兰教中的经学

本文意在说明,“经学”并非只指儒家解说、诠释经典的学问。中国伊斯兰教诠释经典、解说教义的学问也称“经学”。在此认识基础上。作者重点探讨了这种经学的形成、发展和演化过程。从而说明,这种经学其实就是伊斯兰教教义学的中国形式。     

一本名实相符的学术专著——简评《洛学源流》

<正> 在近年来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热潮中,迎来了累累硕果。齐鲁书社出版的“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中的《洛学源流》一书,就是这批硕果中之一种。徐远和同志所著《洛学源流》一书,从我国古代儒学发展演变的宏观高度去探讨和论述作为理学主干之一的“洛学”的形成和它的源流。作者明确地指出,“理学”是社会时代的思潮,理学的形成过程就是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复兴的历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理学”也可看作是唐宋时代经学更     

由"宗经"至"宗骚"——刘师培与传统文论批评模式的现代转换

在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期,伴随着经学地位的衰落,传统文学批评模式也发生了新变。刘师培把西方的审美观念引入文学理论的研究,将传统“宗经”的批评模式转换为“宗骚”,这一变革深刻反映了转型期文论发展的趋势,呈现传统走向现代的轨迹。     

稷下争鸣与经学一统

稷下学宫中的百家争鸣是齐文化尊贤重士传统的产物,而经学则是汉武帝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两汉时期的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其中今文经学被汉王朝立为官学,设博士,置弟子员,优秀者可以依次入仕做官,经学借着政治的力量得到广泛传播,直接将经文与现实政治相结合,讲阴阳灾异,讲微言大义,从而形成了学风活泼、议论合时的风格。经学在的形成过程中,无论是从经学大师的“参政”、“议政”,还是从经学的内容与学术特点来看,都与稷下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玄学本末、有无之辨对文学本源、本质论的影响

玄学是魏晋时期兴起的一种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哲学思潮。汉末品评人物的“清谈”,到魏晋发展为辨名析理的“清谈”,通过对有无、本末、才性、言意等抽象议题的论辩,把儒、道两家思想糅合起来,铸造了一套以本末、有无之辨为核心内容的思辨哲学体系,这就是当时被称为“新学”的玄学。玄学摆脱了两汉经学的繁琐形式,抛弃了两汉经学的庸俗内容,把“自然”与“名教”统一起来,给当时的思想领域带来一片生机,于是便很快地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家训”“家诫”的盛行与儒学的普及传播

<正>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能够在人们的思想道德领域中确立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除了它本身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和一般民众的心理、习俗外,对它的着力宣扬传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隋书·经籍志》的编撰者说:“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隋书》卷三四《经籍三》)这话说得很正确,说明了他对于这种宣传作用的高度重视。但所谓“儒者宣而明之”,主要指的是那些经学博士的解经之说以及儒学门徒们的论著之类,对于其它宣传形式似乎没有多加注意。事实上,从东汉到南北朝,世家大族中间和社会上普遍盛行的     

今古文经学合流原因新探——汉代博士制度与今古文经学合流之渊源

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合流的原因,过去论者多认为因经学大师郑玄兼治今古文家法,并以之遍注群经,遂使今、古文经合流。本文则一反这一传统说法。认为今古文经合流绝非某位经师大儒所可一蹴而就,而是有学术上、政治上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特别是与博士职任性质密切相关。博士职任之一是“晓古文尔雅”,即通古文训诂之学,此为后来的今古文经合流之果先播下其因。由于王莽曾立古文经学博士,东汉虽木将古文经学立于学官,但朝廷始终对其采取优容奖掖的支持态度,从而使古文经学日益发展,并起而与今文博士争教席,在东汉时表现为屡因争立古文经而在今古两派间发生剧烈争议。今文经学面对古文经学的挑战,为确保自己独占学官的地位,被迫去研究古文经学以批驳之。今古文经学争议辨难的直接结果是使二者相互渗透,尤其是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渗透,而最终导致了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齐《易》学刍议

在经学发展过程中,齐经学的地位至关重要,这主要表现为齐人对儒经的传授、齐经学成为汉代经学的主流等方面。而齐《易》学是齐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在齐《易》学的渊源、齐《易》学的传承以及齐《易》学的主要特点与影响等方面试作探讨。     

论汉代经学师法、家法与学官制度

清儒重申汉学有本,重师法、家法,现代以来的经学研究多落其窠臼。汉代经师强调师法、家法的地位与博士官有关。汉朝立经学博士,以经学为施政教、选人才的依据。经学的政治应用要求经学相对统一,而这并不合于经学之为学术思想的本性。因此,汉代政治多次重申恪守师法、家法,但汉代的经学屡屡突破师法、家法,在不断地演进。东汉后期外戚、宦官掌权,经学的政治地位下降,是以师法、家法混同。汉代师法、家法的兴衰是政治与学术之关系合与离的表征。清儒以汉儒重师法、家法是清代学术之争所产生的问题,并不是对汉代学术的客观认识。     

关于清代今文经学的几个问题

经学,即以儒家所崇奉的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严格地说,它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开始起步的。到西汉末,还出现了经今、古文之学。此后,每一个统一的、统治时间又较长的朝代,无例外地都崇儒尊经,而且给以法典化。由满洲爱新觉罗氏建立的清朝。在经学史上虽属殿后,却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汉学(古文经学)、宋学、尤其是汉学的进展,趋于鼎盛;而且,被冷落了一千五百年的今文经学,又恢复了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