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理学与反理学的斗争——答谷方先生

最近读到《哲学研究》1990年第2期发表的谷方先生《中国哲学史上的“反理学的斗争”质疑》(以下简称谷文)一文。此文主要批评了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笔者是该书著者之一)以及拙作《试论理学与反理学的界限》(《哲学研究》1982年第11期)一文中关于理学史上的反理学斗争的观点。《哲学研究》编辑部在谷文前面加了编者按语,其中说:“欢迎不同意见的讨论。”我认为,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总是存在的,而且恰恰是由于各种不同意见     

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斗争

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始终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切唯心主义者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认识中寻找真理的标准,这是完全错误的。旧唯物主义者一般地以是否符合客观事物作为真理的标准。但是由于他们不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所以也不能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斗争,对于总结思维发展规律,吸取经验教训,对于当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更好地理解和坚持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大有帮助的。     

冯友兰论中国哲学的近代化——兼论新理学的方法自觉

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贞元六书)是为数不多的具有相当影响的哲学体系之一.迄今为止,对新理学的研究已经历了(或正在经历)三个时期:四十年代、解放后的三十年、八十年代以后.四十年代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新理学》(1939年)一书;虽然对其它部分也有所涉及,却是零零星星不成系统.当时,“贞元六书”刚刚出齐(1946年),再加上持续战争,人心难静,还不可能对新理学的整个体系作细致而系统的研究.解放后三十年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批判新理学的唯心主义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这种研究多出于一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而少自觉的学理探究.八十年代的研究一开始基本上是重复四十年代的水平,然后才逐渐出现一些较深入、较系统的探讨.我们是在一度疏离或扭曲了健康纯正的学风之后,才又重新学着去掌握学术研究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方法.也许还要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真正读懂新理学;也可能是常读常新.     

论中国哲学史上的学派论争

从五十年代以来,因受苏联日丹诺夫《在西方哲学史讨论会的讲话》的影响,哲学史研究都强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七十年代之初更强调两军对战。从历史事实来看,无论中外,哲学中确实存在着唯物主     

论中国哲学史上的学派论争

论中国哲学史上的学派论争张岱年西方哲字史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以外,还存在着二元论、不可知论、多元论。我们可以把此观象称为两极与多边。以此来看中国哲学史上的学派论争,也呈现出多种学派林立的现象。我们先来看老子的哲学。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开创者,老子的“道论”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本体论学说。道是天地的来源,是天地万物的本体。老子的“道”既非原始物质,也非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他宣扬“道法自然“的观念,为以后的唯物主义开拓了道路,而他强调“道”的无形无象,也为以后的唯心论提供了启迪。再来看来明哲学。我认为,宋明哲学中有三个学派,即以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气本论;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本论;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本论。其中气本论是唯物主义,理本论是理性主义,心本论是唯心主义。在西方,理性主义与唯心主义合流了,于是形成西方近代哲学中的两大陈营。在中国宋明时代,朱陆始终没有会合起来。我们也不能只承认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的对立和斗争,而不承认以气为本的唯物主义传统。第三,在中哲史上,唯物主义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前后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老子提出“自然”观念,实是唯物主义的滥觞,接着,从《庄子·外篇》的“通天下为一气     

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研究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学术研讨会纪要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历经 2 0多年的发展 ,在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出现了一些令人深思和忧虑的问题。为评估这一学科的状况 ,分析造成现状的社会和学术上的原因 ,寻找深化学科发展的思路和措施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于2 0 0 1年 1 1月 1 3— 1 4日 ,邀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家和学者 ,在广州举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会。现把研讨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面临着的困难与会专家认为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已经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关注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其中足以引导出“生态伦理”与“生态智慧”的独 特理念的,是《大禹谟》中的“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为实现“厚生”的 生命目的,“利用”自然世界之全部资源是正当的,但同时又要求把自然世界的对象物转化 为伦理实践的对象,以“正德”而实现“利用”,以“利用”而导向“厚生”,终以“正德 ”“利用”“厚生”三者之间的“惟和”为价值归趣。其中包含着生命目的与资源获取手段 之间的张力平衡,包含着生资富厚与资源利用之间的张力平衡,包含着物质生命之发达与德 性生命之提升之间的张力平衡。在这一整体观念之中,自然世界是被明确纳入人道实践的 伦理体系的。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模型——“文化三层论”

民族文化有共同的形上根源,价值根源平等,有独特的文化内容。复兴传统文化,要有理性认识。以柏拉图“理型论”和宋儒“理一分殊”观安置人类文化,形成“文化三层论”的文化思想模型,可以确立复兴中国文化的理论基础。     

道教特征刍议——兼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在东汉时期逐步形成,在汉末黄巾起义失败后经过一系列改造,终于在南北朝时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道教组织。尔后,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道教和作为世界三大宗教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相比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使得国内外学者对道教的宗教特征颇有争议。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观点出发,对道教作些具体分析。     

“实事求是”内涵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历史沿革

“实事求是”内涵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历史沿革孙凤栖：“实事求是”最早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其中，写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前汉书》第２２６页）后来，“实事求是”作为一条成语传下来，颜师...     

论中国优秀道德传统的“文化土壤”

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源远流长,它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中国的特定自然环境、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深深植根在肥沃的“文化土壤”中.所谓“文化土壤”,一般是指文化产生发展的背景.……     

《周易》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之重要意义——以若干重要问题为例兼论重写中国哲学史

《周易》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不理解《周易》就不能写好与理解好中国哲学史。以往之中国哲学史研究,由于对《周易》及汉代易学没有正确认识,导致了对中国哲学史之重要思想的系列错解。对此,我们以对《老子》第四十二章、周敦颐《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二程思想和朱熹《仁说》的解读需要深切把握《周易》及汉代易学思想为列,指出冯友兰、牟宗三、劳思光等诸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缺失。新时代应该有新的真正能够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正确解读《周易》经传及其发展史是成功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最重要的前提。     

苏浚生生易学之研究——兼论苏浚调和理学与心学的方法

苏浚是明代后期著名的理学家和易学家。苏浚易学属于义理易学,具有心学易的色彩。苏浚易学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圣人洗心而作《易》的观念,这为后世注经者以心论《易》提供了"合法"诠释的前提。在苏浚看来,学习《周易》,固然要学习《周易》所蕴含的各种人事及其道理,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圣人之心。另外,苏浚采用人心涵具天理这一思路,既承认了天理的本体性地位,又突出了心的重要性,从而表现出调和理学与心学的理论努力。     

“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人学问题”讨论会述要

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人学问题”讨论会于10月中旬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的20多位专家应邀参加了会议。从人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尚属草创时期,与会者就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人学问题的特点及其理论建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有关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人学问题的界定问题与会者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人学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实事求是、突出中国哲学的特点,依据切实的理论史实进行研究和理论概括。有论者进一步指     

朱熹论“梦”的理学意蕴——兼论“孔子不梦周公”之辨

梦是一个古老话题,也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历代文人对梦的意蕴都作了自己的界说,其中最能总大成的当属朱熹。朱熹从梦与理气、梦与心之动静、梦与个人的道德修养等方面作了深刻的解释,一方面总结了前人对梦的理解,另一方面又从理学的维度赋予梦以新的意义,为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追求提供了一个新的向度。朱熹对张载、程颐、胡宏等人关于孔子晚年不梦周公的分辨,也揭示出理学家们在理学观点上的分歧。对朱熹的梦说作深入的分析,亦有利于对理学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我刊在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曾展开长时间的讨论。那次讨论,强调了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实事求是”、“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这对哲学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但近年来,我们的哲学史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否定民族哲学与文化的优良传统;只重视思想研究而忽视其社会历史背景的探讨;把现代哲学和科技文化的新成果、新理论,都说成是“《周易》早已有之”、“《周易》早已说尽”等等倾向。在如何处理中外哲学文化关系问题上,在如何处理哲学史与原理、哲学史与现实、哲学史与其他学科等关系问题上,也有值得改进之处。这说明我们的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方向和方法仍存在不少问题。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要求哲学史研究工作要有新的突破,而哲学史的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必先解决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问题。为此,我们开辟“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栏目,希望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     

西南地区讨论“外国哲学史和中国改革开放”

1992年10月14日至17日,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西南片区在四川南坪召开“外国哲学史和中国改革开放”学术会议。与会代表28人,认真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并着重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     

论推己及人——兼论传统道德在当代中国的地位和价值

在当代,儒家道德观中最基本的积极因素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推己及人,它表现在儒家的两条基本的道德原则中,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儒家的道德是以家族为本位,以个人为参照系,推己及人,由近而远,由小的群体到大的群体。儒家倡导“仁”,“仁者爱人”,爱人要从最亲近的人做起,先从爱父母兄弟做起,“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由爱家庭成员进而推广到家庭以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兼与王锐生先生商榷

《哲学动态》2007年第1期刊登了首都师范大学王锐生先生的文章,题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该结束了吗?》,此文是针对中国政法大学常绍舜先生发表在《社会科学报》2006年9月7日的《当今主要任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文所做的辩论文章。王锐生先生在该文中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的论断,指出(以下简称“王文”)[1]常绍舜先生的文章论断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是在于他没有从实质上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传统思想中的“礼”和“礼仪”——兼论“礼”和“礼仪”的道德功能

我国对“礼”和“礼仪”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传统道德中许多关于“礼”和“礼仪”的论述 ,包含着合理的思想内核。我们要很好地利用这笔财富 ,充分发挥它的道德功能 ,广泛地开展礼仪教育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