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还是“美德”——中国语境下“公民美德”概念的适用性考察

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西方公民美德传统被日益挖掘出来,作为分析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缓慢的重要参照点。考虑到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将公民美德从语义学角度拆分为公民与美德两个维度加以理解,会巧合地发现西方的公民本位传统与中国的德性传统的分殊。在中西方不同历史镜像中触摸公民与美德的原初旨意,便成为在中国语境下考察公民美德概念适用性的逻辑前提。在现代化反拨境遇下,中国的美德传统日益让位于公民实践的吁求,但由于公民理念的内在价值缺乏在社会之中的深度嵌入,致使当前中国准公民、伪公民、拟公民大量存在。公民的美德化与美德的公民化则为公民美德力量在当代中国真正发挥效用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卢梭论公民美德的情感基础与动力机制

公民美德问题在卢梭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卢梭那里,健康形态的自尊之爱是公民美德的情感基础或人性论基础;而培养公民美德的具体动力机制与思路则是"作为荣誉的利益"或者说以荣誉对抗财富;卢梭关于公民美德的阐述,不同于其同时代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而其内在困境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命运。     

美德与人的存在

现代社会是日趋理性化、普世化的公共社会,在这样一个以公域为主的时代,规范伦理成为了现代道德的主导形态,个体美德似乎只能退回私人生活领域.然而,当我们对道德本身进行追问时,总是要面对这样的问题:美德何以必要?从人之本体论存在视阈看,美德既是人的存在方式,同时又参与了人之存在本身的实现和完善,这种实现和完善是通过人的实践获得的.因此,美德与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     

论公民美德问题之难——兼序吴俊《政治伦理视域中的公民美德教育研究》

我们时代的问题确乎太多,但无论如何,公民美德都在最突出且难度较大的问题之列。这既有直接可感的或经验层面的现实理由,又有间接的或超验层面的理论理由,还有较具“中国特色”的道德文化理由。公民美德凸显为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性急迫课题,实际上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所面临的公民美德问题已然较为严重,此谓之公民美德问题之重。相较于一般公共议题,公民美德显然更为敏感、更为复杂,因之更具争议性,其公共效应也更为复杂久远,此谓之公民美德问题之难。明乎公民美德问题之重之难,实际上也就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并探讨这一论题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和方法,此当所谓“问题意识”或“以问题为导向”的应有之义。     

论自然美德的界定、特征与意义

自然美德通常被看作是美德的不完全形式或待发展状态,因此所受到的关注往往有限。从美德品质的层次划分与自然美德的理解所存在的某种分歧出发,我们可探寻到对自然美德的一种更为恰当的界定;从与美德相比较的维度,我们可把握到自然美德所具的特征;而自然美德在自在、个体与社会的层面均具有相应的意义或价值。     

公民美德:特征及其意义

公民身份的政治和公共特性决定了公民美德不仅是一种政治美德,它还是公民个体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具有示范意义的公共性美德.政治性与公共性是公民美德的基本特性.作为一种身份美德,公民美德能够使个体以公民之立场理解并参与公共事务,创造并服务于公共利益,支持个体完成公民分内之事,从而自觉地维系公民身份,并确保公民所属政治共同体之发展与凝聚.     

论和谐社会的政治伦理条件

制度美德和公民美德是和谐所需的必要的政治伦理条件。只有通过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安排与合法有效地运作,社会伦理规范的合理有效的规导与协调,公民个体美德的修养与自律,才能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使社会生活进入一种有序和谐的发展状态。     

何以载德——公民道德的实践载体

新时代公民道德不应该只是写在文件中或挂在口头上的口号,它需要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人们的道德实践,其中道德的实践载体自然必不可少,而选择何种实践载体就是公民道德是否有效实施的关键。我们认为,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中,按照社会对个人行为的道德要求的高低程度,可以区分出三个层次的公民道德,即公共道德、社会角色道德和公民美德,相对应地,就有三类载体和三种运行机制。在公民美德层次上,是"导之以德";在社会角色道德层次上,是"齐之于礼";在公共道德层次上是"绳之于法"。如果我们对此没有理论自觉,就会造成公民道德实施的困扰甚至失效。     

人的抽象存在与真实存在——兼论当代中国社会人的真实存在的实现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逐渐陷入抽象性存在危机,即人的存在的失真状态,它主要表现为:一是被"常人"所左右;二是生命处于"暗昧"之中。这种失真状态不仅使人的内在德性源泉濒于枯竭,也使人的存在意义发生危机。人的真实存在是集自然性、关系性和精神性为一体的综合状态,自然性存在的实现是人的真实存在的基本前提,作为精神性存在的"能在"和作为关系性存在的"真己"的实现是其核心。当代中国社会实现人的真实存在的途径有:真实存在的物质基础:德富一致的经济体制;真实存在的社会空间:德福一致的政治构建;存在意义的道德救赎:德道统一的生命秩序。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公民美德

公民美德目前普遍受到关注,培育公民美德,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论述也可谓丰富,但作为政治哲学领域中的一个专门性议题,公民美德理论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代中国究竟有何启发?本文对"公民美德"进行政治伦理层面的梳理和分析,指出就我国当前现状而言,只有在强调权利意识培养的同时,大力提倡重视社会共善的精神,我们才可能真正拥有正义秩序下的社会和谐.     

人民共和国:中国公民美德的制度背景

公民美德体现的是公民与国家(事务)关系中的德性,因此,公民美德必然与国家的政制密切相关。我国采取了人民共和国的政制形式,因此,我国公民美德的主要课题就是围绕人民共和国的政制,并积极阐述适应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美德要素和行为模式等实质内容。     

孟子“仁”与“义”美德伦理学的理路及其问题

孟子的“仁”“义”观念分别指示出美德的根源以及美德行为的呈现,以此为核心的孟子式美德伦理学的基本理路有三：一是美德是人类特有且应有的生活方式;二是诸美德各有其特定的道德含义,并构成具有层次和结构的美德体系;三是美德应该依次呈现于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并发挥基础性作用。其美德概念可以回应三方面的问题,即美德的约束力、美德的驱动力、美德的实现问题。其特点主要有其作为美德学说的整全性,其思想实验与对直觉的诉诸,以及其明确的元伦理维度。作为一种传统理论,孟子式美德伦理学要转化为当代形态,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元伦理维度包含的形而上学独断因素。对于其理论的独断因素,可以有三条化解路径,即康德式路径、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路径、反思平衡的方法;对其现实基础性美德即“孝”蕴含的独断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来化解,一是回到孔子的相关观点,二是借鉴当代伦理学对美德如何始于家庭的道德心理学解释。     

谁的政治? 何种美德?——如何基于合宜社会语境构设一种美德政治学

在合宜社会语境下,对政治美德和美德政治的探讨需要重新敏锐于一些根本追问,从而不容回避地回答四类问题:谁是政治主体,向谁要求美德;在实现政治美德的现实条件中,哪些前提不容让步;如何确保政治共同体及其制度不致成为阻碍个体成员美德实现与政治参与的额外"构成性运气";以及,既然存在着能力、胜任资格、美德三者之间的循序渐进,它们之间的恰当关联方式是什么,处在不同的能力-美德水平和自我实现阶段的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恰当义务关系又是什么。为了回应这些根本关注,本文强调一种"承担责任的权利",据此提出一个强判断和一个弱判断,并且围绕这两个判断进一步阐明共同体的政治绩效责任和贤能精英的额外义务。     

休谟的商业共和主义思想探析

古典共和主义认为,“共和”的必要前提是积极的公民美德,而商业是腐化公民美德的重要力量,从而使公民自由变得不可能.因此,摆在近代政治思想家面前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在商业社会背景下,共和政治是如何可能的?从某种角度来说,休谟的政治思想可以被看成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他对商业社会的道德辩护以及对“派系”与“联邦大共和国”思想等理念的阐发,使他成为共和主义思想传统中不可忽视的思想家.     

现代人为什么不重视美德

现代人重视权利而不重视美德。必须通过对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之历史转变过程的全面考察,才能理解现代人为何不再重视美德。现代性有强烈的去道德化倾向。现代政治、经济和科学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去道德化倾向。正因为如此,道德"场"大为弱化。人们觉得不需要过多的美德,过多的美德是浪费(品质浪费),这是现代人不重视美德的内在原因;现代社会不容有太多具有美德的人,这是现代人不重视美德的外在原因。     

从美德伦理学到幸福伦理学——亚里士多德论幸福、美德与运气

关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何种因素造就了幸福的问题,学界形成了美德伦理学和道德运气论两种流行的解释.美德伦理学认为伦理学的核心是培养人的美德而非仅仅关注行为的合乎法则;道德运气论认为美德具有脆弱性,受到运气的影响很大.笔者赞同幸福伦理学的解释,幸福不仅仅停留在美德层次,它不仅必须上升到美德的成全活动,还必须增添由运气决定的外在善.此外,笔者认为美德行为有因其自身的快乐,相比欲望满足的过程的快乐,作为成全的美德快乐才是更高的快乐.最后,笔者认为伦理美德不能脱离城邦政治,个人美德的培养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秩序,且城邦的美德与幸福最终落在政治家的美德行为的事功之上.     

论公民的尊重教育

尊重是对公民个体同属于“人类”共同体的基本属性和价值的肯定性态度和行为,是对公民人格和尊严的“认可”、“尊敬”与“重视”;“真实尊重”的形成有赖于真实平等的社会制度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真实平等的价值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尊重与相互尊重不仅是制度对公民个体的道德诉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等交换关系在道德领域的现实要求,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大力提倡和加强公民尊重教育,将赋予公民个体强烈的责任感、义务感和权利感,进一步增强公民道德的内在基础,促进公民社会和谐人际关系与良好道德氛围的形成。     

制度成就公民美德:威尼斯共和政体运作的道德效应

威尼斯共和政体的制度运作具有一定的道德效应.首先,宪政法治这一共和政体的根本制度成就了共和公民爱法律、爱共和国、勇于奉献、投身于公共利益、审慎、节制、简朴等一系列基本美德;其次,混合制衡的基本组织制度成就了作为执政者的公民在君主气质、贵族气质和平民气质上所具有的特殊美德;最后,选举制度和任期制度则成就了公民在参政过程中防腐拒变的美德.     

美德伦理与实践之真

为了确立自身的知识合法性,美德伦理学努力探寻并揭示道德实践的真实状况。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思想,实践之真在具体情境中表现为适度之处,意味着一种当下确定性;而在整个道德领域中,实践之真表现为道德的多样性。美德伦理学对实践之真的看法并不会放纵主观随意,而依然能够兼容并尊重伦理共识。同时,这种理解更反映出美德伦理学对于真、真实和真理等基本问题的理解。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道德根基

正义理论是否存在道德基础,是当代政治哲学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罗尔斯虽然把正义观解释为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不依赖于广包的宗教或哲学学说,但强调普遍的正义观念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基础,包括道德基础,即人们所潜在地认可、普遍接受的那些基本理念和原则,如宗教宽容和反对奴隶制。正义原则的达成也预设了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协议,以及公民拥有的正义感和善观念的道德能力。正当优先于善并不表示正当完全排斥善,而是说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正义观念是从两者共同推导出来的。政治的正义观念与其他道德观念之间的区别只是观念应用的范围问题。关于国家中立,基本制度和公共政策虽然不是设计来偏袒任何特定的广包学说,但不可能强求正义制度的影响都是中立的,它所影响的美德是富有意义的。公平正义包括对诸如公民美德和宽容的美德、理性和公平感的美德等的解释。罗尔斯强调其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观念",它以最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后盾,这里就包括尊重人、把人当作目的这个根本的道德公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