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馬克思主义国家学說方面对毛主席两类矛盾学說的一点体会

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这本著作中全面地总結了我国几年来的革命实践,又把“矛盾論”的哲学思想大大地發展了一步,对于今后的革命斗爭和建設事业有重大的指导作用。我們研究这本著作,不但要研究著作本身,更需要根据著作發表后的各种革命实践,从各个方面来体会著作的精神实質。因它涉及的問題很多,现在只想从馬克思主义国家学說方面谈一談自己对这一著作关于两类矛盾学说的一点体会。馬克思主义国家学說問題是过渡时期的重要問題,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中心問題。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說,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闡明国家是阶級社会的历史产物,是阶級     

馬克思主义入门,还是修正主义入门?

“怎样指导一个讀者从馬克思主义的現实問題出發認識馬克思主义?”昂利·列斐伏尔在他的“馬克思主义的現实問题”一書的前言里提出了这个問題,而他的目的就是要回答这个問題。对一种入門性質的著作,我們有权利要求在其中找到某一門学說的最基本的东西。那么,列斐伏尔以为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呢?他在第2頁上就告訴我們,他要撇开那些“專門性的政治問題”。的确,     

仇視人类的資产阶級社会学

人民羣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是社会科学的中心問題之一。在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百年間,居于統治地位的是这样一些观念:統治阶級的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羣众不能創造历史,等等。这种以唯心主义观点来衡量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論,早在阶級社会形成时期就已經产生了,因为这种理論符合于剝削阶級的利益。为了給剝削和压迫人民羣众制造借口,剝削阶級的思想家过去吹噓过、现在仍在吹噓人民“不能”独立生存、“不能”管理国家     

无产阶级在其自发斗爭阶段是否反对资产阶級的生产关系?——关于《共产党宣言》一处譯文的意見

在中国农民战争問题的討論中,有的同志从农民战争的自发性,引出了农民战爭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級的看法。关鋒、林聿时同志的《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級观点和历史主义的問题》一文,对这种看法提出了批評。他们认为,馬克思主义关于自发性斗争概念,并不包含进行自发斗争的被压迫群众,不反对奴役他們的生产关系的意思。他們在論述中,曾援引《共产党宣言》关于无产阶級在自发斗争阶段的一句話:“他们攻击的对象不仅是资产阶級的生产关系,而且是生产工具本身”。今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学术研究栏发表了郭作同志的短文,提出《共产党宣言》的这处中譯文有問题,“中譯文同英文版中的原文颇有出入,英文版的原文应譯作‘他們攻击的对象不是資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结构和表述

任何一門科学的对象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在我們的时代中一切都在变化。所以,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现时代的新問題出发,对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对它的对象和任务給予更精确和更全面的规定,是完全合乎规律的。这在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人迷信的时代是不可能的。 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述方式虽然有賴于对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和結构的基本看法,但絕不取决于这种看法。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表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那种认为只有一种表述方式,即馬克思主义表述方式的想法,是教条主义的。这种想法曾經导致了严重的恶果。在科学上达到目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既定的”道路是沒有的。过去的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定义不仅是不完善的,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是錯誤的,它妨碍辯証唯物主义的全面的創造性的发展。人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是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重要要素。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如果不以应有的形式接受各种哲学思維的这个最崇高的对象,那就等于把这种对象拱手让給資产阶級的人本学,就等于自己摧残自己。人是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对象,是它的首要問題。     

十世紀的社会变迁問題(續)

三、阶級結搆的变迁 (“社会成層和社会流动”) 在討論过关于經济結構的变迁的报告以后,大会进入了中心問題也是最尖銳的問題即关于社会阶級結構的变迁的討論。資产阶級社会学家关于这个題目的报告很清楚地說明,他們力圖不去揭露資产队級社会的真正結搆,而是想把資本主义国家各阶級之間的关系揑造成彼此相安無事的情景。 資产阶級社会学家千方百計地想抹煞資     

評孙祚民先生在农民战争問题上的阶級調和論

几年来,在农民战争問题的争論中,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打着所謂历史主义的旗帜,实际上,是用所謂反对非历史主义为借口,来反对阶級斗争观点和阶級分析方法,誣蔑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和农民革命领袖;另一种是,坚持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要对农民革命战争在历史上的作用作充分的估价。孙祚民先生則打着所謂历史主义的旗帜,来反对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級分析方法,誣蔑馬克思主义的阶級观点是     

全民国家

这篇文章,发表在英国共产党理論杂志《今日馬克思主义》今年三月号上,美国共产党理論杂志《政治月刊》今年四月号全文轉載。作者杰克·柯汉(Jack Cohen)在这篇文章中重复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关于“全民国家”的一些濫調,竭力为修正主义的謬論辯护,幷且歪曲我們党在这个問題上的論点,指名攻击我們党。作者认为:阶級斗爭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經“不起作用”,当馬克思和列宁談到資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时,他們所說的共产主义“指的是以其第一、低級阶段开始的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作者武断地說:“中国同志强調国家的‘阶級性’,意思是要特別强調它的强制性”,并且断言我們党“沒有看到”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而且在这个社会进入共产主义建設时期的期間会发生“辯证的转化”。作者还把我們党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級和阶級斗爭的正确論断,曲解为“阶級斗爭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而尖銳化”的說法;幷且牵强附会地說,这个思想“是从斯大林那里拿来的”,但是“早在三十年代末期斯大林本人也抛弃了”。接着,作者否认苏联产生新資产阶級分子的可能性和事实,理由是,在苏联,“‘产生’資本主义分子的社会基础的小所有制,事实上已經消失了。”作者还硬說我們党“把全民国家的概念当作主张‘超阶級国家’来攻击”,“把两个不同的观念学究式地混淆起来”。     

资料

一、伯恩斯坦爱杜阿德,伯恩斯坦(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極端机会主义派的領袖,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理論家,工人阶級的叛徒,苏联的死敌。早在他的最初的一些論文中,伯恩斯坦就反对建立無产阶級的阶級政党,宣傳拒絕無产阶級革命,鼓吹通过改良把資本主义社会改進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反馬克思主义思想。伯恩斯坦和格赫别尔格及施蘭姆合作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回顧”(1879)一文曾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尖銳批評。伯恩斯坦是德     

符号学与唯物主义反映論

符号学,这門介于語言与数学之間并跟邏輯学和认識論密切有关的具体科学,过去一直是資产阶級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专門研究领域。随着控制論和信息論的发生、发展和它們在工程技术中的实际应用,符号学作为一門具体科学起了巨大的作用。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用符号学来“补充”馬克思主义哲学,用符号学的具体科学內容来代替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用資产阶級学者过去在符号学中散布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偷換唯物主义和辯証法。克劳斯和賽格特的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篇文章在“建立一种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幌子下,把作为具体科学的符号学抬高为馬克思主义哲学,販卖資产阶級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全文共分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抄袭莫里斯的观点,討論思維反映的对象、語言符号、思維反映和使用符号的人这四个因素所組合成的各种二項关系,将符号学分为研究符号和符号的关系的邏輯語法、研究符号和反映的关系的邏輯語义学、研究符号和对象的关系的信号学与研究人和他所使用的語言的关系的语用学四个分支。作者把符号学定义为关于“語言符号及共相互之間的关系、語言符号与思維、客观实在和人的关系的一般理論”,把符号学当作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說什么“我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符号学为认識論的一个分支”。在第二部分中,作者討論了語义层理論,尤其是它的这样一条原理:一个表达式决不能同时属于两个不同的語义层。他們把这条原理当作哲学原理,說它“无非是一般唯物主义反映論原則的精确化”,并責备馬克思主义哲学家,說“在馬克思主义认識論中各层語言的区分还决不是众所周知的”。在第三部分中,作者討論了符号学的应用,把符号学当作“一种一般的学术批評理論”,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学术批評的准則。作者认为“学术批評确实跟社会状态无关”,可以不联系社会的經济和政治状况,不要阶級分析,而只限于作語法方面的和語义方面的批評。而所謂“語法批評”, 仅仅涉及一种学术理論的“內部結构”,“針对不能允許的語句构成、語詞在語句中的錯誤摆法和語法上的毫无意义”。所謂“語义学批評”,仅仅涉及“語詞、語句等等与它們所表示的东西的关系”,批評“它們沒有妥帖地再现它們所涉及的事态”。作者抄袭資产阶級語义哲学家的观点,把学术批評局限于語言方面,并为这种唯心主义的“內在批評”作辯解,說什么“关于內在批評,常常有一种很不正确的謠传,說它謀求脫离社会批評的科学研究,过象牙之塔中的学术生涯。这种責难是不公平的”。作者还从莫里斯那里剽窃了語用学批評,企图把它塞到历史唯物主义中,說什么“語用学批評是責难一种学术領域的命題或理論滥用詞汇、不熟悉生活、脫离具体社会需要,等等”,是“有哲学的党性范畴的领域,主管語用学的批評領域的哲学领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篇以新实証主义代替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奇文。修正主义者贊赏它,例如米丁在談到达篇文章时說,“克劳斯和賽格特在唯物主义地解释符号学方面作了有意义的尝試”,他們的“論文中所包含的論点是很有意义的”(“馬克思主义认識論与符号和意义問題”,載苏联《哲学問題》1963年第6期)。进步的哲学家反对它,例如岩崎允胤(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批評这种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任意的、主观的,反映了“一种数学主义符号論偏向”(“符号邏輯·控制論·符号学”,載日本《唯物論研究》1964年夏季号)。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现时代

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和全面地分析了資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由于这个社会所固有的阶級对抗的发展和尖銳化,因此資本主义社会将被革命所推翻以及无产阶級专政取得胜利和共产主义取得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揭示出工人阶級的世界历史作用,論証了革命无产阶級和劳动人民中的非无产者阶层为革命的胜利而相互合作的必要性。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級阶級斗爭的最高形式。它是政治改造、社会改造和經济改造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论恩新特·勃洛赫哲学观点的实质

恩斯特·勃洛赫會經写了許多关于認識論、社会学、哲学史、倫理学等等問題的哲学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是“希望的原則”和“主体——客体”这本書。勃洛赫企圖在他的哲学著作中以“創造性馬克思主义”为名創立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他希望这个哲学体系能够实質上克服“教条的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但是,勃洛赫却放棄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根本哲学原則而代之以从傳統的反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那里借来的許多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原理。这就是勃洛赫在克服上述“局限性”时所付出的代价。     

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及其理論意义

列宁在《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一文中指出,馬克思的学說“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經过战斗”。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是同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思潮作斗爭的历史。馬克思主义是在斗爭中发展起来的。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德国,正处在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前夜,为了动員无产阶級和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須把革命的理論带到工人运动中去,使之与工人运动結合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級的革命政党。但是,当时不仅在法国和英国,而且在德国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派別和思潮,而“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当时有着广泛影响的派別和思潮之一,直到     

历史学和社会学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今年第2期上发表了苏共中央委員、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費多謝耶夫和苏共中央所屬社会科学院院长弗兰采夫合写的这篇文章。他們在这篇文章中从所謂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立場論述历史科学的方法論問題,分析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关系,认为“深刻地和創造性地硏究历史科学的方法論問題”是当前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之一。他們在本文中攻击所謂斯大林个人迷信,为苏共中央在三十年代曾严厉批判的M.H.波克罗夫斯基全面翻案,說他是“苏联的卓越的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說当时“以經济唯物主义指責波克罗夫斯基的作法是錯誤的”,幷說后来出现的“片面观点”是从当时苏共中央关于培养历史学家的决議和意見中产生出来的。他們說,近年来苏共“在克服个人迷信的后果、恢复历史科学中的列宁主义原則方面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是我們历史研究中的一些意义重大的里程碑。”他們在本文中还含沙射影地攻击我国。他們說:目前“还有一些自认为是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学家正在为成吉思汗及其搶劫的、掠夺的远征作直接的辯护。因此,向历史科学中的个人迷信进行斗爭、向君主专制思想进行斗爭的問題,远远沒有从議事日程上抹去。”又說:現在“还有一些科学家往往站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站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現有的各种民族主义思潮的旗帜下。……有人企图按下述方式‘重新改写’世界史,即把‘自己的’国家置于世界史的中心。”还說:“敎条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反历史主义……敎条主义忽視历史变化,导致政治上的冒險主义,妨碍正确地利用业已呈現出来的新的可能性去促进劳动人民的斗爭。” 現将此文全文譯出,以供硏究和批判的参考。     

普列汉諾夫的文学和艺术观

格奥尔基·瓦連廷諾維奇·普列汉諾夫是先进的俄罗斯文化的优秀代表的繼承者,是最早的俄国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从馬克思的立場进一步研究了美学和俄罗斯的民族文化,揭露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阶級性并断定了反动的和先进的派別。他依据了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在阶級社会里,文化、意識形态不能不具有阶級性,而且統治阶級的文化、意識形态始終是佔着統治     

列宁論哲学的党性原則——讀《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的笔記

“日益巧妙地伪造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說装扮成馬克思主义,这就是現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經济学上、策略問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識論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列宁的这段話,一针見血地指明了瘋狂地进攻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所慣用的手法。在哲学上,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之流追随在资产阶级哲学教授的屁股后面,主張“回到康德去”,主張把馬克思主义和康德主义結合起来,用康德主义来“补充”馬克思主义。俄国的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之流則主張把馬克思主义和馬赫主义結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和宗教結合起来,用馬赫主义来“补充”馬克思     

卡尔·马克思的辩证法

顾尔維奇一直根据他的辯证的超經驗主义观点宣傳資产阶級的社会学。在最近出版的《辯证法与社会学》一书中,他再次鼓吹他的辯证法才是研究社会現象的真正分析方法。这本书共分两部分,在第一部分里,他从哲学史角度指責柏拉图、普罗提諾、康德、費希特、黑格尔、蒲魯东、馬克思以及最近的薩特尔等人,說他們都是形而上学地利用和糟蹋辯证法;在第二部分里,他分析辯证法的几种辯证方法以及如何把辯证法应用于人文科学、特別是社会学的問題。顾尔維奇說,辯证法首先应当破除一切已得的概念,而与經驗結合起来。它不是一种方法或一种現实运动。唯有作为人类現实运动的辯证法与研究这种运动的方法之間的一些关系,才是辯证的,而且必須加以辯证化。他又說,这些关系可以归納为五种,或者說归納为五种辯证化的方法:互相依賴、互相联系、互相轉化、两面性和两极分化。其实,他列举的这些辯证方法并沒有客观地涉及現实运动和反映社会变化,只是主观地想借以宣傳他的把客观現实矛盾归結为概念的互相依賴这一基本观点。一句話,他是想借以調和阶級矛盾,而达到为資本主义社会辯护和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 現在我們摘譯的是本书第一部分的第八章。在这章里,他对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横加歪曲与誣蔑。他首先大量引证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并說馬克思注意到了社会現实中的七种辯证运动,即各种革命綜合的辯证法、社会現实各层关系的辯证法、社会阶級及其斗爭的辯证法、異化的辯证法、經济矛盾的辯证法、社会現实和經济現实之間的辯证法、以及历史运动的辯证法。接着,他說,馬克思的辯证法有三个收获:一、提出辯证現实主义而反对教条主义;二、认識到社会中、历史上和人身上的現实运动的辯证法;三、发現了現实辯证运动中的各种可能的动向。最后,顾尔維奇得出結論說,由于馬克思沒有充分区別各种辯证法,并且又过分强調历史辯证法,因而馬克思的辯证法犯了三个“錯誤”:一、沒有研究現实运动的辯证法和用以研究它們的辯证方法之間的关系;二、把辯证法看成是上升的辯证法;三、把辯证法当作卫道的辯证法。因此,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依然表現出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教条主义以及最終目的論的特性。     

关于“百家爭鳴”的几点意见

一我们認識实际与处理实际問題所依据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論。马克思列寧主义是人类思想高度發展的結晶,是最正确最科学的思想,在各国的階級斗爭与社会主义建设、共產主义建設过程中,証明了并証明着其正确性。因此,我們以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基本观点与方法,來观察問題与处理問題,就能得到全面的深刻的正确的認識,就能得到正确的良好的工作結果。这是我們社会科学工作必須依据的最高原則,也是我們工作必須遵守的根本方針。事实上,人們对实际問題的認識是有分歧的,有馬克思列寧主义与非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分歧,同是承認、主張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有正确的理解与錯誤的理解之分,有客观的全面的深刻的理解与主观的片面的浮淺的理解之分。     

形式逻輯的对象和作用问题

一要弄清形式邏輯的对象和作用,首先要弄清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在使用“形式逻辑”这个概念时的涵义。因为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使用“形式邏輯”的涵义,可以帮助我們对形式邏輯这門科学所包括的內容,以及这门科学的性质和作用获得正确的理解。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虽然沒有直接討論到形式邏輯的問題,但他在他的早期的哲学著作中,論到亚里士多德的邏輯的特点时,指出:“亚里士多德已經深思熟虑地指出了那种以某一抽象原則为出发点的方法的表面性,但他沒有設想这一原則在高級形式中的     

二十世紀的社会变迁問題

一、关于社会变迁問題的一般提法对二十世紀己所發生的社会变迁的內容和意义的看法,在这次大会上反映出兩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馬克思主义观点,另一种是非馬克思主义現点,或者像大会上常常講的“西方观点”。苏联学者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学者提出的馬克思主义观点的本質在于,现代社会变革的极本的和最一股的規律是从許多世纪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