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汀·科斯戈尔德论规范的能动性与自我构成

克里斯汀·科斯戈尔德对自我的构成的论述,发展出了一种规范性的行动概念和能动性概念。据此理解,行动是自我构成的,通过按照实践理性原则来选择,一个人将具有规范的能动性,并能将自己构成为一个理性能动者。科斯戈尔德将其称为自我的构成性模型,并承认她受到了柏拉图和康德的启发。对科斯戈尔德的理论可有如下几点质疑:实践理性原则从何而来?科斯戈尔德的形式主义策略能否解决与道德无关的实践推理问题?规范性是否必然依赖心理统一性?尽管如此,需要承认的是科斯戈尔德为我们贡献了一种从规范性的角度思考能动性和自我构成的方法,并提供了一种综合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实践哲学的道德理论。这一道德理论对于回答道德哲学的一些关键问题很有助益。     

规范性的三元结构北大核心CSSCI

规范性已成为当代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与一系列其它重要概念如理由、语义、意向、自由、因果等的关系,它对一系列相关理论难题的解释效力,的确都关联到它的深层结构问题。本文力图证明存在着三种基本的规范性形态,并显示三者在什么意义上既相对独立又动态依存,从而具有结构及功能上的互补统一性。作为一种广义的规范性判准之基础的外在理由,及其与所谓内隐规范的关系,也会在一种关于进化史的历时整体论视野下获得解说。     

帕菲特论理由与规范性

在关涉实践的规范性信念中,蕴含理由的规范性信念具有根本的实践重要性。人们普遍相信客观为真的这类信念,表达了理性行动者应予以回应的客观规范性属性。围绕如何理解这一属性,帕菲特提出了一种认知主义立场,尝试在不承诺任何具有本体论分量的实体的前提下,阐明客观的规范性信念何以可能。但这种理论立场的很强的独断性,呈现出一种“独断的认知主义”的状态,导致在根本上削弱了它的合理性。相对来说,一种“推论的认知主义”则能够更好地阐明规范性属性的存在和含义。     

论道德自由及其培养途径

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与规范必然性的关系 ,构成了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最基本的问题。道德自由不能仅仅在认识范围内实现 ,而必须在道德实践活动中去获得 ,并以道德主体的主体性体现出来。道德主体性的培养途径应从道德认识、道德情感、行为训练等方面入手     

论康德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兼与柏林两种自由概念的比较

康德的文本表明康德在自由概念上区分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康德消极自由的基本内涵是意志的实践法则独立于经验质料的先天形式;而先验层面的分析则表明康德消极自由指的是独立于自然因果法则的自由因果性。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康德自由观念内在的融贯性和统一性。相比于伯林两种自由概念的经验性本质,康德自由的先验特性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种差异应在康德与伯林迥然不同的哲学背景之中予以把握。     

规范性、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评徐英瑾的新著《唯物论者何以言规范》

如何从自然主义或唯物论的角度刻画规范性,是当代哲学的许多领域都共同关心的议题。徐英瑾提出,唯物论所需要的规范性理论,就是将其刻画为"功能实现的完成度"。这样既肯定了规范性是自然律和因果性存在的逻辑衍生物,同时又保证其相对独立性。然而,对规范性的功能主义解释将不可避免地深陷于"结构"与"行动"的不平衡关系,在呈现人类的理性能动性方面有所缺漏。一种更为优越的规范性理论,将不能仅仅奠基于一般的唯物论视角,而须以历史唯物论的眼光处理个体与整体、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张力关系。     

生存自由与政治自由——论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政治哲学理念

政治哲学理念贯穿于卡尔.雅斯贝尔斯全部哲学思维的始与终。生存自由必须以政治自由作支撑,而政治自由必须建立在生存自由之上。只有在政治自由中,才能有效地保证生存自由并使其持续实现,反之,只有在生存自由中,政治自由才充满活力并富有想象力。生存自由与政治自由互为前提、缺一不可,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同属于具体的、相对的、有条件的人的自由。法制社会、议会民主、多元民主、国家制度等社会形态必须尽可能限制对自身权力的运用,必须尽可能为生存参与让路,以保证政治自由,而在政治责任中,政治自由重新实现自身与生存自由的中介形态。     

自由的价值与道德生物增强的限度

在目前所能设想的人类增强技术中,通过生物医学手段来增强人类道德被认为是最没有争议的。但是否确实如此关键地取决于我们对道德的本质和来源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的认识和理解。通过集中考察英格玛·佩尔松和朱利安·萨瓦勒斯库对道德生物增强提出的倡议,本文尝试表明,鉴于人类道德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开放性,鉴于我们目前对人类道德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仍然缺乏充分明晰和系统的认识,利用生物医学手段来直接干预大脑以“增强”人类道德的做法不仅并不成熟,而且也未能充分正视自由与其他重要的人类价值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罗尔斯论基本自由的优先性

基本自由的优先性是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在《正义论》中,罗尔斯为基本自由的优先性提供了三个论证,也即良心的平等自由论证、自尊论证和最高级利益论证。经过考察可以发现:良心的平等自由论证的问题在于,良心自由保护的利益无法确保赋予其词典式优先性,针对良心自由的推理也不适用于其他基本自由;自尊论证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证实自尊是最为重要的基本善,如何论证基本自由构成自尊的唯一社会基础,如何以自尊为根据去支持基本自由的词典式优先性;最高级利益论证的麻烦是,罗尔斯既未说明最高级利益的本质及划分利益等级的依据,也未具体解释最高级利益与各种基本善的关系。泰勒以康德式自律观念为基础,重构了最高级利益论证。重构后的最高级利益论证解决了原有论证的麻烦,在《正义论》的框架内为基本自由的优先性提供了有力的辩护。     

自然与自由--论郭象哲学之"性"

郭象哲学的核心范畴是"独化","独化"的主体是"性"."性"意味着一种必然性,与此必然性相联系,郭象哲学十分重视"无心"."无心"即顺应个体固有的必然性,这也是郭象所讲的自然的根本含义.顺应必然性意味着自由.郭象哲学有两个基本命题:"安守己分"和"与时俱化".前者为内,后者为外,二者统一就是"内外相冥",这就是郭象所讲的自由.对个体自由的绝对肯定是郭象哲学的最终归宿.     

理想状态和规范性——对威廉斯内在理由论的批评

威廉斯的内在理由论是关于实践理由的主观理论,它将欲望作为规范性的标准和最终根据.奎恩批评理由的主观理论是对实践理性的工具主义理解,它会取消理由的规范性维度,进而取消规范性本身.作为回应,威廉斯用行动者在理想状态下的欲望取代行动者的现实欲望作为规范性的根据.一方面,该理想状态是规范性的具体标准;另一方面,该理想状态自身的规范性在于行动者的理性本性.威廉斯的理想化方案挽救不了理由的主观理论.首先,威廉斯所设置的理想状态无法保证现实的规范性;其次,威廉斯将规范性奠基于行动者的理性本性将使其对外在理由论的批评失去根据.     

神经科学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兼论自由意志与自我是否可能?

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决定论提供了科学依据,由此推断没有自由意志和恒定不变的自我。而传统生命伦理学中我们对其它生命体的伦理义务乃是基于这个生命体具备自由意志,即有自我的精神生活。神经科学技术对自由意志和自我的挑战不会对我们的伦理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只有在实践生活中人们采用了科学研究结论,从神经科学的发现到影响我们伦理实践的范式转换才会发生。从相容性与非相容性、物理系统自身的识别、神经科学的其它证据等方面探讨了怀疑的内在原因,认为不会因为神经科学家的新发现而否认自由意志和恒定自我。     

洛克论自由与意愿

洛克的自由学说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代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大致说来有三种 主要解释:第一,洛克是一个霍布斯式的相容论者;第二,洛克的自由学说是内在不一致的 ;第三,在早期现代哲学中,洛克对自由的理解是中立于必然论者和意志自由论者之间的争 论的,因为他只是尝试对自由提出一个定义,而不是阐明自由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只要我们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洛克对自由的来源和价值的论述及其动机学说上 ,他的自由学说就是连贯的,我们不需要在这三种解释之间做出选择,尽管我们可以表明 第二种解释是错误的。     

论我们自由的贫乏——黑格尔伦理学说的伟大与局限

霍耐特认为黑格尔将自由概念区分为个体消极自由、反思性自律自由和客观社会自由三种形式(可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存在、本质和概念相对应),指出前两种自由概念欠缺客观性环节.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中伦理学说(Sittlichkeitslehre)的启发,霍耐特认为客观自由的观念以主体间交互性为原则,与机制化的伦理生活之间存在互动.机制化的客观自由并不意味着个体会失去个人权利和道德自律,社会成员可随时自愿退出或抗议.客观自由观念为机制引入动态、开放以及逾越诸要素,但黑格尔囿于时见没能彻底贯彻自己的伦理学说,忽略了其中蕴含的上述要素.     

论国际援助的规范性与有效性——基于特姆金对“援助悖论”的反思

国际援助作为全球减贫计划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其规范性和有效性一直以来被人们所信服。然而,迪顿通过强有力的数据对之提出的质疑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国际援助的基本信念,暴露出其规范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冲突及该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为了厘清二者之间的矛盾根源,特姆金一方面从规范性阐释出发,深刻揭示了人们应该对全球贫困者负有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从有效性困境出发,通过对个人与集体在理性与道德之间普遍冲突的揭示,进一步解释和支撑了迪顿关于“援助悖论”的反直觉结论。然而,特姆金对困境的解释仅是分析了规范性和有效性受到质疑的原因,并未谈及解决该问题的有效思路。事实上,特姆金和迪顿之所以在“援助悖论”的困境中持观望态度,是因为他们对“善”与“好”之间观念和范围的认识含混不清。认识到这一点便能够在有效性和规范性之间实现矛盾的调和,从而进一步驱使我们对国际援助的本质及国际援助项目发展的美好前景进行重新审视。     

神经科学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兼论自由意志与自我是否可能?

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决定论提供了科学依据,由此推断没有自由意志和恒定不变的自我.而传统生命伦理学中我们对其它生命体的伦理义务乃是基于这个生命体具备自由意志,即有自我的精神生活.神经科学技术对自由意志和自我的挑战不会对我们的伦理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只有在实践生活中人们采用了科学研究结论,从神经科学的发现到影响我们伦理实践的范式转换才会发生.从相容性与非相容性、物理系统自身的识别、神经科学的其它证据等方面探讨了怀疑的内在原因,认为不会因为神经科学家的新发现而否认自由意志和恒定自我.     

方以智自由观探析——兼论如何实现儒家政治自由

方以智提出以"心即是矩"、"不自由即非礼"为中心的自由观,是对孔孟以来"从心"、"率性"之道德自律的创造性阐释。他本着"圣人不废庸众之法"的外王信条,力求将儒家抽象的自由概念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希望"中下者"能够循"礼"而动,但又深恐"假仁义"者"以礼作刀"的误用。这种类似于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可以为当前民主政治建设提供诸多启示。     

德性论与规范论比较研究——目的与手段的视角

德性论和规范论是思想史中两种重要的伦理学理论类型,也是人类日常生活中两条重要的道德评价标准.它们之间存在分歧,但是也存在融合.人类生活中既需要德性,又需要规范,化规范为德性,化德性为德行;落实到教育层面,道德教育始于规范,成于德性.     

论社会公正与自由的关系

自由的本义是不受限制和阻碍 ,政治哲学中的自由概念具有明确的含义 ,它并不离开常识很远 ,主要指社会制度所加于个人的限制的范围应尽可能小 ,并且以合理性为条件并向选择性开放。罗尔斯等政治哲学家对自由都作过详细的论述 ,包括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法律的关系 ,以及只能以更大的自由为理由来限制当下的自由。一方面 ,服从良法可以捍卫公民的自由 ,但另一方面 ,正如洛克所说 ,法律的目的不是否弃或限制自由 ,而是保护并扩大自由。法律与自由在此原则基础上一致了起来 ,不应片面地只强调一个方面。自由与社会整合关系密切 ,不尊重公民个人自由选择权的整合是表面的、难以持久的 ,真正的社会团结是以负责任的个人的充分自由选择为基础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是扩大公民自由选择权、加强社会整合的一个实例。自由与公正关系密切 ,公正分为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 ,实质公正强调的是分配结果的平等 ,而程序公正则要求分配标准的普适性 ,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程序公正看起来比实质公正具有更大的可行性 ,强调的是竞争起点的平等。就可行性而言 ,以程序公正为主、实质公正为辅 ,看起来是更现实合理的分配方式。     

自由与上帝——别尔嘉耶夫的神性自由观及其现代意义

别尔嘉耶夫自由观的独特性在于把自由问题与上帝问题紧密相联。在他那里,上帝是自由存在的保证,自由则是上帝存在的理由。别尔嘉耶夫把基督教信仰主义和近代理性主义在自由问题上的困境归结于未能正确处理神性与人性的关系,他通过对"基督"象征意义的重新解读,试图证明人的自由首要的是精神自由。由于力图在宗教维度下开启自由的深层内涵,因而,别尔嘉耶夫的思想对自由理论的发展及当代人类如何走出生存的困境有重要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