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正义一直是人们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社会正义实质上是对人类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群体及组织之间、个人与群体及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公平性、正当性的确认和捍卫,社会正义通常采取法律形式和道德形式来表达.法律正义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制度规范方式来确认和捍卫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守法义务.道德正义是以德性和良心的形式来表现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伦理规范的方式来确认和维护公民的伦理权利和道德义务.法律正义是道德正义的基础和保障,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和起点;道德正义是法律正义的前提和灵魂,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理想和目标.构建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保证.     

环境正义德性论

环境正义德性是环境正义原则、规范内化为人的内在品格,从而使个体达到自觉追求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真正实现类本质而成为类存在的一种精神样态。从环境正义德性的蕴涵就可以看出,环境正义德性的价值包括两方面: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环境正义德性的自我价值是指环境正义德性本身就是一种内在价值,即类主体自身的价值。环境正义德性的社会价值是指环境正义德性的外显价值,即对人——自然——社会和谐的类结构价值。为了塑造环境正义德性,我们需要通过环境意识之真、环境正义之善、环境感受之美教育,对主体人格进行精心培育,使主体人真正形成自觉、自律、自由的类意识,使主体人树立以人为本的环境价值观,最终促成环境正义德性的养成。     

亚当·斯密的自然正义与德性正义

作为商业社会的首席辩护人,斯密因其正义论给商业社会的秩序来源确立了合法性而广受关注。尽管如此,学界尚未就其正义论的内涵达成一致。回到斯密的道德理论可以为此提供解答。斯密的道德理论秉承苏格兰学派以情感作为道德判断依据的传统,区分了合宜性和德性两个判断标准。体现在正义论上,就表现为自然正义与德性正义的二重奏。斯密虽然把基于交换正义的社会秩序理论视为最重要的工作,但他从未忽视德性之于一个美好社会的重要性,并一直以此来指引自己构建社会理论。斯密的正义论,不论是自然正义部分还是德性正义部分,对于理解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进而实现善治而言,皆极富启发意义。     

正义与人性——休谟与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一种比较

休谟和罗尔斯拒斥形而上学，都认为可以从正义的主客观环境导引出正义原则。他们对人性的看法基本相同，这种相同成为理解他们的正义论的重要线索。休谟认为自利是建立正义的原初动机，以同情为基础的道德情感构成人们遵从正义的道德约束力；罗尔斯设想无知之幕中的代表者以追求最大基本善为动力寻求最合理的正义原则，以理性化的道德情感解释正义原则的稳定性。虽然这两种正义论对人性的具体解释存在不一致，但都采用了类似的自利-道德情感的思维框架。实际上，他们都是通过既定客观条件下的人性分析得出规范性的正义原则，简单化地处理影响人性和正义的客观因素，导致了两种正义论的共同的局限性。     

话语共识:后形而上学社会的实质正义标准

在后形而上学社会中,正义标准因传统形而上学基础的丧失而困境重重。哈贝马斯提出的话语理论的正义观只关注正义的形式,而不涉及到正义的实质内容,更不涉及实质正义的标准。正义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话语形式中达成的共识,就是内容,也是后形而上学社会的实质正义标准。     

环境伦理视阈中的分配正义原则

分配正义不仅存在于收入分配领域,还存在于自然资源在同代人或不同代人之间的分配过程之中。分配正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与一般意义的分配正义主要是指对一定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的一种伦理认定和道德评价相区别,环境伦理视阈中的分配正义主要体现自然资源在国家之间的公平分配、国内的公平分配、代际之间的公平分配、人类的需要与环境本身之间公平分配等层面,概括地讲,也就是代内正义、代际正义和种际正义。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道德根基

正义理论是否存在道德基础,是当代政治哲学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罗尔斯虽然把正义观解释为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不依赖于广包的宗教或哲学学说,但强调普遍的正义观念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基础,包括道德基础,即人们所潜在地认可、普遍接受的那些基本理念和原则,如宗教宽容和反对奴隶制。正义原则的达成也预设了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协议,以及公民拥有的正义感和善观念的道德能力。正当优先于善并不表示正当完全排斥善,而是说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正义观念是从两者共同推导出来的。政治的正义观念与其他道德观念之间的区别只是观念应用的范围问题。关于国家中立,基本制度和公共政策虽然不是设计来偏袒任何特定的广包学说,但不可能强求正义制度的影响都是中立的,它所影响的美德是富有意义的。公平正义包括对诸如公民美德和宽容的美德、理性和公平感的美德等的解释。罗尔斯强调其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观念",它以最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后盾,这里就包括尊重人、把人当作目的这个根本的道德公理。     

西方正义概念:嬗变中的综合

正义概念在西方是表明着道德最初发源的观念。在古代希腊,正义()一词来源于女神狄刻的名字。狄刻是宙斯同法律和秩序女神忒弥斯之女;在希腊人的雕塑中忒弥斯手执聚宝角和天平,眼上蒙布,以示不偏不倚地将善物分配给人类,所以狄刻是正义的化身,主管对人间是非善恶的评判。拉丁语中正义(Justice)一词得名于古罗马正义女神禹斯提提     

康德之作为法的绝对命令的正义原则

作者通过对文本的考证,论证了法的绝对命令的存在,以独到的视角分析《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与《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的关系,并得出二者所研究问题的内在统一性,提出了法不从属于道德,道德也不优于法,法与道德并列的理论,从而得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在内容上为法和伦理提供共同的基础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论述了法的绝对命令的先天性,证明了正义的原则是绝对有效的先天原则。     

论正义的追求与和谐的实现

正义是人类社会崇高的价值追求,然而它却渊源于人类利己与利他的情感冲突,这种情况决定了正义在动机上的相互性或有条件性和在制度层面上的无条件性.正义所具有的这样两种属性互为存在的对立面并成为人类社会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基础.社会和谐的达成有赖于正义的实现,社会和谐对于正义有着多层次的要求:社会不仅要借助于正义的机制构建起良好的秩序,实现社会的稳定,而且要通过对正义的追求,实现社会成员人心的自由和祥和.而所有这些不仅要借助于法律的支持,而且要依靠道德的教化.     

论基于规则和契约的正义

"什么是正义"与"正义如何产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追寻行为的正当性标准,表达主体的伦理意识;后者追寻正义赖以产生的基础和条件。试图给予"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以永恒和普世的答案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正义的形成逻辑预制了正义的相对性。正义是指一定社会结构中,在特定价值关系中人的言行方式及其后果所具有的正当性,是衡量和评价行动是否符合一定价值关系框架中的共享规则的结果。正义生成的基本条件是:实践主体拥有被限制和规范的自由;主体间存在一定的价值关系;在价值关系的基础上,实践主体以契约形式形成共享行为规则,从而推动正义由个体观念走向正义共识。当今中国社会道德困境的根源,在于规则理性和契约精神的匮乏。     

马克思主义兼容道德、正义的三个理由

马克思主义与道德、正义的兼容关系,不是一个简单明了的陈述性问题,它的证立需要得到文本、逻辑和哲学精神的可靠支持。考诸经典文本,道德、正义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丰富的文本依据;考察逻辑方法,道德、正义是马克思惯用的从抽象到具体方法的老道运用;探赜哲学精神,道德、正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三维兼容。马克思与恩格斯并不是冷酷无情的理论家,而是兼具缜密思维的理论家和崇高道义情怀的伟大革命家。     

社群主义的全球正义困境:以戴维·米勒为中心的讨论

戴维·米勒所建构的现实主义的全球正义理念虽然为民族自决和对民族同胞的偏爱情感提供了空间,但其理论仍然面临许多难题:作为其全球正义关怀之终极单元的人的概念(即需要帮助的受动者和具有选择能力的行动者)既缺乏足够的规范内涵,也不具有“自由而平等的世界公民”概念所具有的那种普遍性,难以成为全球正义理念的人学基础;综合个人道德与制度伦理双重视角的全球正义进路误解了全球正义的约束对象,把基于自然人格的自然义务与基于法理人格的人为义务混为一谈;强调国内领域与国际领域之截然二分的情境主义的二元论正义观忽视了国内正义与全球正义之间的本质联系,低估了人类道德进步的潜能。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正义批判思想探论

市民社会正义是一种底线道德权利要求,旨在确保社会成员互不伤害,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马克思从互利、自主和自我实现三个方面对其展开了批判。从互利来看,市民社会的生产领域呈现的是资本财富的增值与工人阶级的贫困,权利与权利相对抗;从自主来看,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商品等物的形式中介发生关系,这一关系呈现为类似自然界的盲目运动规律,物支配人;从自我实现来看,工人在生产领域屈从于资本的强力,受到必然时间的限制,劳动成为谋生手段,人的自我实现理想成为梦幻。在马克思这里,市民社会正义问题不再单纯是个体道德问题,本质上是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交织的问题,是与共同体命运相关的问题,是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相统一的问题。     

社会全面转型中的伦理秩序构建

社会转型需要价值的引领、道德的支撑。面对社会全面转型,我们唯有构建与之相适的伦理秩序,才能满足社会各领域的多元道德需求,消解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价值矛盾与张力,确保社会在转型中协调发展。在社会经济转型中,经济价值的强势导致道德价值的式微,经济理性的膨胀导致道德理性的缺失,经济文化的蔓延导致道德精神的弱化。新时代社会转型需要整体性伦理秩序的支撑。整体性伦理秩序具有复合型的价值目标、开放的道德姿态,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之上。公正与和谐是社会全面转型中伦理秩序的基本维度。伦理秩序以权利平等为价值坐标,以多维正义为基本原则,以互惠共享为交往机理。     

人的观念与全球正义

作为一种特定的人的观念,世界主义公民具有正义感和善观念这两种道德能力,拥有理智理性与合情理性的理念,是自由而平等的道德主体。这样一种人的观念也预制了全球正义的核心理念:全球正义是全球制度的首要美德;个人是全球正义的终极关怀单元;伦理普遍主义是全球正义的伦理基础;倡导平等主义的全球分配正义。作为世界主义公民的人的观念与全球正义理念是紧密相连、彼此印证和相互支撑的。     

论哈特的法律正义观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千百年来无数中外思想家期盼破解的难题,与之相伴的是,如何考量法律的正义或不义、法律赖以存在的合法性的依据是什么、道德能否对法律进行审视等问题。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当代实证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两大阵营。赫伯特·哈特被誉为当代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最大贡献就表现在对传统实证主义法学的超越和在与新自然法学派的论战中提出的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主张,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法律正义观。     

论休谟的正义观

休谟认为 ,正义的起源在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的有限同情心 ,正义乃是为了弥补自然与人性的这种不足而产生的人为之德 ,正义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一种划分财产权利的道德规则。本文对休谟的正义观进行了阐述和简要评析 ,并指出了其正义思想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人为德性与文明社会的秩序构建——对休谟正义理论的辩护性阐释

休谟的正义理论是克服现代个体自爱与社会性之间系统张力的重要理论努力,但这一理论一直面临一项质疑:正义作为人为德性,其"德性"面相与"人为"面相存在内在矛盾.针对道德心理机制和人为秩序构建过程的细致分析表明,一方面,休谟的德性理论重视行动后果,主张对行动后果的同情是道德评价的出发点,能够为服务于功利后果的人为制作赋予道德尊严;另一方面,休谟的人为秩序构建理论强调动态过程,在小型社会到大型文明社会的演化中,开明自利的自然动机和正义感的道德动机相互配合发挥作用."德性论"与"人为论"彼此支持,共同奠定了大型文明社会的正义秩序.     

现代城市居住空间正义的两重困境

一个正义的城市空间,首先应当是适宜居住的。现代城市空间日益同质化、精致化和审美化,但同时也存在着物质空间资源分配不正义及伦理精神缺失的两重困境。物质空间资源分配不正义体现在由住宅分层导致空间隔离,造成社会空间资源被不公正地分配;伦理精神缺失则具体表现为传统伦理观念、城市人文精神及空间场所精神的缺失。解决这两重困境,需要在空间资源分配中合理协调和平衡不同阶层居住群体的空间利益,同时关注城市伦理精神建设,促进居住空间与人的和谐共融,实现城市居住空间的公平、正义、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