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论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

本文详尽疏解了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时间定义的现象学解释。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定义没有“错误”可言,因为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决不是如柏格森所认为的那样就是空间,尽管他把时间的特征首先刻画为诸现在的相继序列,但值得注意的是,诸现在不是诸部分从而把时间拼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当他相关乎“早与晚”来界定时间时,他恰恰是基于时间之为相关乎运动而被计数者来界定时间,所以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定义本身并不属于同语反复,相反,他是从事情本身的规定性来说的。尽管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还属于流俗的前科学的时间领会,但它所显示的现象学内容为我们从流俗时间过渡到源始时间提供了一条可靠的进路。     

亚里士多德与阿维森纳时间观比较研究

本文意在比较亚里士多德和阿维森纳时间观的异同并探讨造成差异的原因。两种时间观的相同点在于亚里士多德和阿维森纳都把时间与运动关联起来进行考察,都把时间规定为运动的量(quantity)。差异在于亚里士多德把时间规定为运动的数(number),一种断裂的量;阿维森纳则把时间规定为运动的量(magnitude),一种连续的量。本文力图揭示造成这两种时间解释差异的原因,最终结论为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客观时间观,而是兼具主客观因素、是主客观共同作用的产物。阿维森纳在解释时间时则有极强的去主观化倾向,阿维森纳的时间观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时间观。     

亚里士多德友爱观研究的觉醒与演进

从西方哲学史发展的一般脉络来看,友爱(philia/friendship)问题在古希腊罗马的哲学表述中常常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领域,友爱既是个体幸福的重要构成部分,又是能将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凝聚结合起来之不可或缺的伦理纽带,而这种纽带的断裂则是种种敌     

根特的亨利的光照论思想——13世纪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融合的范例

根特的亨利是13世纪拉丁世界伟大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之一。在当时横扫拉丁世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潮流中,奥古斯丁主义光照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亨利力图调和亚里士多德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柏拉图主义范型论和奥古斯丁主义光照论,形成了一种精巧复杂且极具创新的认识论体系。亨利的光照论经历了早期典型奥古斯丁主义范式、中期亚里士多德主义转向和晚期对奥古斯丁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精巧的融合,提供了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融合的范例,改变了对于中世纪中晚期奥古斯丁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非此即彼二分的历史叙事。亨利的光照论思想是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的典范,也是光照论思想的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     

亚里士多德论幸福：在柏拉图的《国家篇》之后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以下简称《伦理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幸福观:涵盖论(inclusive notion)认为幸福是各种德性与外部善的复合体,理智论(intellectualist notion)将幸福完全等同于思辨。已有大量的笔墨用于辩论亚里士多德究竟同意哪种观念以及这两种观念是否和怎样能够调和起来。相关的一个争论是《伦理学》是否以及如何是一个统一的、延续的作品。因为许多注释家支持这种观点: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第1     

哲学解释学的伦理学之维——伽达默尔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观念的解读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观念》是伽达默尔继《真理与方法》之后的第二部 杰作。它通过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观念的分析,着重阐释了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 的前后关联以及与亚里士多德的一致性,强调二人即便有差异,也不是根本性的,他们一起 构成了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伟大开端。伽达默尔这一解释立足于一个新的起点,那就是超越 当代德国的新康德派、耶格尔派的立场,包括海德格尔的挑战,同时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回到 黑格尔之前的西方传统。它以柏拉图的《斐莱布篇》为重心,上挂下联,揭示了善本身以及 以它为中心的实践哲学与本体论的统一。伽达默尔解释学对普遍性的追求最终在古代实践哲 学中 找到了根据,同时它也反映出当代西方解释学的伦理学转型所依靠的重要资源。这部著作的 完成,使得伽达默尔“解释学就是实践哲学”的著名论断真正落到了实处,解释学的普遍性 得到了彻底的实现,在这里存在哲学与实践哲学、哲学解释学与哲学伦理学达到了统一。     

爱欲哲学的命运:从柏拉图到德勒兹

"爱欲哲学"肇始于柏拉图对古希腊爱若斯神话所进行的哲学化加工。柏拉图依据辩证法把爱欲主体分成灵魂和身体,把爱欲客体分成型相与具象,褒灵魂而贬身体,重型相而轻具象,并视"缺乏"为爱欲的结构性本质,标志着爱欲哲学的诞生。后世的西方形而上学亦步亦趋地继承了他的爱欲哲学。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以"缺乏"为原则组织自己的爱欲哲学,分别陷入了精神分析学所说的"哀悼"和"抑郁症"的魔咒。德勒兹重拾为柏拉图所贬抑的身体爱欲观,把欲望看作生产性的,彻底颠覆了柏拉图的爱欲哲学,根本反转了柏拉图所开创的理性欲望路线。     

善的问题:柏拉图和孟子

<正>人的生存和善的问题是融为一体的。对善的问题做不同的概念处理将导致完全不同的思想史方向,孵育不同的文明。在中国思想史上,孟子专注于善的问题,并在和他人的讨论中形成了一套关于善的话语体系,规定了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方向。几乎和孟子是同时代人,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也以善的问题为思想主题,给出了一系列关于善的论证,为西方思想史定下了基调。这两位思想家对各自的思想传统来说都是奠基性的人物。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史发展方向完全不同,我认为和这两位思想家关于     

《审美与时间——先秦道家典籍研究》序

<正>谢金良博士《审美与时间——先秦道家典籍研究》一书,以先秦道家有关典籍为文本,从而研治"审美与时间"这一重要而具挑战意味的学术难题,显示了其不一般的学术视野、理论勇气与钻研精神。笔者认为,倘欲解读"审美与时间"之关系究竟如何可能,首须证明"道即时间"这一命题是否成立。《老子》有关"天乃道,道乃久(久指时间)"与《庄子》"道无终始"、"与物无终无始"及《审美与时间》有关"时间无所不‘到’(道)"等言说,可证"道即时间"论能够成立。从海德格尔生存存在论说"道即时间",无异于指"存在即时间"。此指"时间到‘时’",即"有待去‘是’"之"当下"、"瞬时",即"现象"。时间审美具"广义"、     

对亚里士多德主义虚构对象理论的批评

<正>虚构对象是小说、神话、传说中虚构地进行描写的对象,如福尔摩斯、哈姆雷特、孙悟空。关于虚构对象的形而上学主要研究两个基本问题:(1)我们的本体论是否应该包含虚构对象;(2)假如应该包含虚构对象,虚构对象属于什么范畴。针对问题(1),不同回答导致关于虚构对象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争论。在对问题(1)做肯定回答的基础上,对问题(2)的不同回答导致不同的虚构对象理论。虚构对象理论可分为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认为,虚构对象并非     

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与当代功能主义:兼容抑或冲突?

心灵哲学的功能主义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是他们的理论先驱。他们指出亚里士多德既不赞同柏拉图的灵魂与身体的二元论,也不同意德谟克利特的物理主义,因而他的灵魂观与当代功能主义共享深层的理论预设。功能主义者在解释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时涉及了三个主要观点:反物理还原论、心灵状态的"物理构成的可塑性",以及心灵与身体的"随附性"关系。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出发试图主张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与当代功能主义在根本上是不兼容的,并指出他的灵魂观应当称为"质料-形式主义的"。     

“无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之意义和限度——以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三种论证为例

一从伦理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史定位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伦理学与形而上学的纠结,本来并非西方传统伦理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完全现代的问题。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分类看,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属于理论哲学,而伦理学作为好生活的学问属于实践哲学,因此至少可以说,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不属于形而上学,也不采取形     

作为亚里士多德注疏者的波爱修——其对《解释篇》第九章的注疏和发展

从波爱修对亚里士多德《解释篇》第九章的注疏,特别是从他处理未来偶然事件问题的方式上,可看出他是位忠实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他沿用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解决方案,而非斯多亚派的方案:他与亚里士多德传统一同将此问题视为一个逻辑决定论的问题,而斯多亚派则将此问题视为因果决定论问题。本文在揭示波爱修之亚里士多德传承的同时,也将揭示他如何在《哲学的慰藉》中将柏拉图关于永恒和时间的理论融入他对此问题的讨论之中,从而得以优雅地解决亚氏所提出的两个关于未来偶然事件的悖论。     

现象学视野下的视觉中心主义

视觉是通过视觉器官——眼睛来接受一定波长的外来光波刺激,经过视觉神经和大脑进行编码加工和分析处理后所获得的直观感觉,视觉本身包含了外来光刺激和视觉结构综合两个部分。人所感知的外界信息有百分之九十五来自视觉,视觉在人们的信息获得中占有核心位置,这也是视觉中心主义     

我不知道怎样发现'适度'——霍布斯对亚里士多德道德理论的批判和改造

霍布斯批判中道学说的要点包括:(1)在指导实践方面,中道学说——更一般地,是指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理论——是空洞的;(2)这种空洞性源于,尽管亚里士多德确立了道德哲学的正确基础,即欲望服从理性的人类灵魂自然秩序观念,然而他未能以规则的形式揭露理性本身的规定性.据此,在霍布斯这里,道德辩护的问题转化为通过理性的自我批判,为诸道德规则寻找理性基础的问题.     

《启示录》的象征语言与永恒时间观

本文主要从语言方面与时间方面,对《新约》中的独特文本《启示录》展开言述。《启示录》作为《新约》预言与启示的唯一书卷,它在语言上以象征传达关于未来诸世代和种种事件的讯息。每个具体的象征意象中,又有象征的能指和所指的差别。根据《启示录》的言说方式,如第一印中的骑马者象征敌基督,白马象征他的最初的得胜(第一级的象征),但敌基督最初的得胜也不过是上帝最终审判的象征,或者说是上帝最终审判的构成部分(第二级的象征)。第一级象征语言的所指(敌基督、他的最初的得胜),构成第二级象征语言的能指,即第一级象征语言的所指和第二级象征语言的能指是同一的;第二级象征语言的所指却是基督的最后审判事件。正是通过这种层级的象征性言说,约翰完成了他在福音书中未完成的基督论——关于耶稣的再来和审判的言说。这种末世论的信仰,和《启示录》的时间观相呼应。在约翰看来,上帝是时间的起点和终点的设定者。上帝的全能使他成为永恒,而上帝的全能性首先又呈现在他的永恒性里面,呈现在他对时间的超越性里面。另一方面,约翰又生存在一种短时段的末世论时间观中。它意味着:公元一世纪早期的基督徒相信在基督升天后与他再来(基督复临)之间的时间,是一段短的时间。换言之,他们相信耶稣将很快复临,期待世界的末日将在不久的将来来临。     

未来时间透视及其与控制观关系的研究

本研究用修订的Fingman和Perlmuter的未来时间透视问卷、Lev-enson的控制观量表对167名大学生、46名进修教师和33名老年大学学员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①不同年龄被试者的未来时间透视具有相似的模式,即关注近的未来,并具有显着年龄差异和性别差异。②被试者关注未来时间的长度与控制观的内控水平呈正相关,与有势力的他人、机遇两水平呈负相关,但均未达到显着水平;关注未来时间的密度与控制观的三水平均呈微弱相关;但思考未来时间的清晰度与控制观的内控水平呈极显着的正相关,与有势力的他人、机遇两水平则呈显着负相关。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本真涵义与变质形态——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说起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实践哲学的重要问题,它涉及理论哲学(其最高形式即形而上学)与实践哲学的关系,从而涉及到后形而上学的哲学形态问题;在其转换意义上,也涉及在普遍性的、关于恒常存在的知识之外,是否存在另一类知识的问题;甚至涉及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当然,在理论与     

毛泽东和波普尔问题观的比较研究

本文主要从研究经历、元问题研究、问题认识论研究和问题方法论研究四个方面比较毛泽东问题观与波普尔问题观。在元问题研究方面,通过对波普尔的问题困难说、问题张力说和毛泽东的问题矛盾说进行分析、比较,指出问题矛盾说比问题困难说和张力说能更好地理解问题。在问题认识论研究方面,比较了波普尔以科学知识增长四段模式为核心的科学问题认识论和毛泽东以广义问题解决过程模型为核心的一般哲学问题认识论,指出了它们的之间的差异和互补性。在问题方法论研究方面,通过比较波普尔的猜想——反驳方法论和毛泽东的广义问题解决方法论,分析了波普尔问题方法论的局部深刻性,指出了毛泽东问题方法论的丰富性和全面性。     

道家哲学时间观初探——科学和哲学两种时间观对道学的启发

本文是在科学和哲学两种时间观启发下,以道家方式对时间所作的一种全新理解和诠释.这种时间观立足于传统道论,通过道家的生命体验模式,指出时间的本质是能量.这种能量是道的主要运动和存在形式,时间的流逝发散造就了万事万物,时间能量的不同存在方式决定了事物的不同形态.在时间的能量性中完成时间形式与内容、生命与宇宙的统一,是道学实现个人和人类生命升华的方式,也是其对当今哲学和生命问题的独特回应.它或许将是道学和科学、哲学的主要交汇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