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经”到“二十一经”——十九世纪经学的知识扩张与典范转移

探讨传统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考察经学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本文试图从经数与经目的变化上,考察经学学术转变的意义。在两千多年历史中,经数与经目随着政治与学术的互动而变动不居的,正是在考据学最兴盛的乾嘉道光时段,经数与经目的变化最为剧烈:从段玉裁的二十一经说。沈涛的十一说,直至龚自珍的六经正名说。晚清学界对经数经目的重新排列,形成儒家经典在十九世纪的多面裂变。     

钱穆汉宋观的转变及其意义——以“经学即理学”的评价为线索

“经学即理学”是顾炎武揭橥的考据学方法论,乾嘉以来成为汉宋之争的一个焦点话题.以“经学即理学”的评价为线索,可以清晰考察钱穆汉宋观的演变.对于“经学即理学”的评价,钱穆早年秉持严厉批判的态度,晚年则逐渐转向温和的认同,这反映了他在汉宋观上从“尊宋抑汉”到“汉宋等观”的转变.这一转变与他晚年研治朱子学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基...     

顾炎武对宋学的取舍

宋明理学延异或反动为清代考据学是近世中国哲学的重大转型。清代考据学取汉学舍宋学,而顾炎武为其开山,但顾炎武对于宋学的取舍,实有待分疏。《五经同异》是顾炎武辑录宋、元、明以及清初诸儒论述经学相关问题的纂辑体著述,反映了顾炎武在论学旨趣、内容、方法上对宋学的取舍,以及他为清代考据学所奠定的哲学基础。     

论阮元的经学思想

乾嘉之际,经典考据无疑是学界的主流,然而相对于乾隆时期的学术而言,嘉庆时期的纯粹经典考据学已显退潮端倪,学者在重塑经学传统的努力中,他们对它曾提供的学术形象与价值取向有了新的感悟,他们在对先行者的总结与比较中扬长避短,体现出异同交织的独特追求,经学发生了易帜,由经典考证转向人生理想的探求,生活于乾嘉之际的阮元的经学思想,便是其中最具代表的一个.     

孔广森的公羊学

孔广森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先驱者之一。他从戴震学古文经学,从庄存与学今文经学,于两家之学能取长补短,使之相得益彰。他的《春秋公羊通义》既发挥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又运用古文经学精擅的考据学,校订文字,审音释义,特别是利用《左传》《谷梁传》厘正史实,纠正公羊学家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的错误,对清代公羊学的复兴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经学现代化”的历史变革与新范式的可能性北大核心

从“五四”至今,“经学的现代化”的进程始终伴随着研究者们对西方理论之冲击的回应。然而,对西方理论的误读性应用却贯穿了“经学现代化”之历程:“五四”时期的“实证主义”颠覆了经学的统治地位,并产生了至今依然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方面,经学被视为一种研究注疏的技艺科学;另一方面,经学被判定为政权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文化伪装。新时代的经学研究应追溯、立足并发展经学的源始定位,在此基础上讨论一种未来经学研究的可能范式,通过“自我阐释”使作为学术的经学、作为政治的经学、作为伦理的经学与作为历史的经学成为经学中有差异的统一。     

能否走进“新经学时代”?

<正>从21世纪初开始,经学日渐成为研究的热点。我想其中的一大表征就是对经学之态度的变化。若做个粗浅的比较,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周予同先生的经学研究,其研究经学是为了批判经学、抛弃经学。但我们现在研究经学,则是为了复兴     

“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说”质疑

当前学术界出现了经学研究的热潮,但经学的诸多重要问题还值得认真深入地研究。本文就"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说"这一人们所熟知的经学定义提出质疑,认为作为经学原典的五经出现在儒家之前,先秦诸子百家皆宗奉五经,五经不是儒学的专利;而汉武帝以来的经学与设立五经博士之后的儒学存在经子之分,"儒家经学"的习惯用语存在混淆经子之分之嫌。     

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

本篇文章主要想说明：清代考据学是在乾嘉时期盛行的学术流派。它是在明末清初对陆王心学空疏学风的批判与修正的基础上,加上经学大家的努力,社会环境的影响连同统治者的倡导才逐渐形成发展的。我们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了解到事物形成原因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     

乾嘉汉学再评价─—兼评方东树对汉学的回应

一、“汉学”名目及学风特点汉学、宋学的概念是由清人江藩提出的,他著有两部传记式的小书,名为《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是分别记述清代的考据学家和理学家的。对乾嘉时期所盛行的考据学,不名为“经学”,也不名为“考据学”,又不名为“清学”,而名为“汉学”,江藩本人显然有其道理。乾嘉时期的学术以惠栋、戴震两家为大宗,前者称为吴派,后者称为皖派。江藩为惠栋的再传弟子,他之所议标榜“汉学”的名目,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惠栋方可称得上乾嘉学术的典范。《汉学师承记》卷二说惠栋“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遂于易,…     

《汉代“秘经”:纬书思想分论》

<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33.9万字。本书在汉代经学发展的视野下对纬书的形成与思想作一整体的研究。纬书相对经学而言,因此,欲明纬书之形成与思想,必先了解当时经学之发展及特点。在这一前提下,本书对《易纬》、《春秋纬》、《尚书纬》等诸纬的形成与思想分别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纬书形成方面,主要侧重从西汉经学传承的情况方面来分析各个纬书的形成。西汉经学发展到     

试论刘师培对《左传》的整理和研究

刘师培（1884－1919）,江苏仪征人,字申叔,号左庵。出身于古文经学世家。他少承先业,眼膺汉学,经史子集靡不贯通,是晚清至民国初年学术思想史的重镇。丁惟汾曾这样评价说：“（晚）请儒后劲者惟余杭章太炎,蕲着黄季刚与申叔数人而已。而罩思冥悟以申叔为最。”（《刘中叔先生遗书》丁惟汾序）本文仅就刘师培经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左传》研究为例,探讨刘师培学术思想的特色。一、刘师培《左传》研究的背景与倾向晚清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向是今文经学的兴起。鸦片战争前后,一些敏感的学者有感于乾嘉考据学沉迷于讪【沽,丧失对现实社…     

作为史家的新儒家——论徐复观与熊十力的歧异及其思想史策略

徐复观与熊十力的分歧体现为两种不同的"疏释"。熊十力通过诠释经典所建构的心学体系并未回应现代实证史学的诘难,仍是"古代的疏释"。而徐复观"现代的疏释"则通过历史语境学式思想史的方法,在现代学术范式中重彰经史系统,其不仅回应哲学的批判,更规避了考据学的疏缺。徐复观的思想史有效地纾解了近现代经学危机,维持了儒学精神在庶民社会继续传播的可能。     

廖平与“通经致用”

近代,廖平以经师身份名世。他一生努力著述,留下大量经学著作,其著述本身又属于一种对于社会现实的参与行为。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简要分析了廖平将"通经致用"作为研究经学的最高准则,同时以此说明,不能直接将廖平著作中的论述作为确凿可靠的结论在当代的学术话语中加以引用。     

“宋学”、“理学”与“理学化经学”

一、“宋学”形成的历史原因及其学术走向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从治学方法上将汉代以后的经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汉学”,一类是“宋学”。汉学偏重训诂考证,宋学偏重义理诠释。但是,“宋学”概念并不意味有宋一朝的学术。北宋庆历以前的80年间,经学的主要成就是邢?所主持修纂的《论语注疏》、《尔雅注疏》、《孝经注疏》等经书,这可以说是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贾公彦《仪礼注疏》、《周礼注疏》,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义疏体经注的延续。它是汉唐经学的绪余,是“唐学”,而不是“宋学”。“宋学”从什么时候开始…     

“哲学”与“经学”之争:中国传统伦理的历史拐点

中国传统经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包含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学说,它是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统领和灵魂。20世纪初期,西方哲学被纳入中国学术体系,并取代经学成为中国知识体系的统领;中国学术体系至此被逐渐全盘西化,中国知识体系原有的伦理道德品格也逐渐消失。中西文化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西方学者可以一方面在知识体系之中进行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去教堂获得伦理道德素养;而中国学界的伦理道德品质并无宗教信仰可以依托,因此,剥去知识体系的伦理道德品格就从根本上为中国学界的道德大滑坡埋下了伏笔,而且其不良后果在当代已经清晰地显现出来了。中国知识体系需要重构,恢复伦理道德学说(不一定是照搬传统经学)的统领与灵魂地位。     

郑玄的“法”与“道”

两汉今文经学将经书大义统一于孔子之法,及至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将《周礼》与《左传》纳入经学体系,对经书中的制度差异,郑玄理解为虞夏殷周制度的差别,因此,在郑玄的经学体系中,出现了不同的圣人之法。但是,郑玄的经注之中,并不着意讨论这些圣人之法中是否有共同的道。无论是对"吾道一以贯之",还是对"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等经文的理解,郑玄都没有去寻求五帝三王之法背后共通之道。郑玄的经学进入中国文明史,这一以礼为本的经典教化体系,熔铸出观念与制度的文明土壤。而在其框架中寻求"多元化的圣人之法"背后共同的"道",成为新思想的基本动力,无论是魏晋玄学还是宋明理学,都是在这一经学背景中展开。     

技与道之间──近代科学观念的早期变迁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学自明清之际以后的再度东渐，西方的科学也逐步被引入中国。然而，近代思想家对科学的理解，却经历了一个从技到道的变迁过程。这一过程既构成了中国近代哲学衍化的重要侧面，又为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提供了较为直接的历史前提，其中蕴含着值得注意的思想史意义。一道光以前，清代学术以朴学为主流，乾嘉的考据学，可以视为其较为典型的形态。在朴学的形式下，经学呈现出某种实证化的趋向，其特点之一在于以语言文字、天文历算等“技”来治经产当然，在清代学者那里，作为经学研究的手段，以语言、文字学等形式表…     

刘宗周与宋明理学“知识论”走向

宋明儒家多重"心性义理"之学、轻"经世致用"之学,于先儒"体用文"圆融通贯之学有所偏颇。刘宗周出入宋明理学诸家,在探讨严密的"心性义理"之学的同时,不废事功,实现"学术"与"经济"、"经学"与"理学"、"经学"与"史学"的和合通贯,彰显了宋明理学"知识论"演进的新向度。     

儒道边界的内在性与流动性——魏晋时期“经玄”关系之辨证性研究

玄学究竟为附着于经学抑或与其对立,是魏晋经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魏晋时期,经学与玄学之间的边界是"内在性"的而非"外在性"的,其界限是"流动"的而非"停滞"的,显现儒道两家在思想上具有"相互否定""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之特点,两者的差异性最后统一在广义的"经学"中,因此,玄学是经学发展到魏晋时期的一个环节和阶段。儒道两家在魏晋时期的"对立"和"界限"本身就是内在于经学之中的,两者的人为隔离在此时被打破,并重新被融合与汇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