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雅巴拉哈三世生平考略

马·雅巴拉哈三世是与其师拉班·扫马齐名的元代景教人物.本文主要从他身世中的若干争议问题、西行朝圣和在景教本部教会的任职经历几个方面,对马·雅巴拉哈三世的生平作了考释和评价.     

再析唐代景教之兴衰

明末景教碑发现之后,遂揭开了景教研究的历史。但19世纪以前,中国从事对景教碑研究的人大多是一些金石学家,但这些人由于不懂基督教往往把景教和其他宗教相混同。进入20世纪以后,一批接受西学的学者开始关注景教研究,一度形成景教研究热,但很少能从政教关系这一层面对景教进行客观公正地考察。本文在参考前人著作的基础上,对景教衰亡原因进行了重新检讨。     

近十年海外中国景教研究综述

本文对近年海外与中国景教研究相关会议、机构和学者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和评述。首先，重点介绍了分别于2003年、2006年和2009年由奥地利莎尔斯堡大学主办的第一、二、三届“中国与中亚景教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果和收获。其次，对近年海外出版的较重要的有关中国景教问题研究的著作进行了评介。     

景教中舟船譬喻及其与摩尼教佛教之关联北大核心CSSCI

景教即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亚与中国传播福音时每每因循其情,方便说法,而大量援引外教术语入教,佛教、摩尼教皆是其选。景教所用历法、景教信徒所用教名多有源于摩尼教者,而其"舟船"譬喻借鉴摩尼教、佛教尤为明显。圣经本经中所涉船只、船主皆为实指,而八篇景教文献之中凡涉舟船,皆为譬喻,而多与耶稣及耶稣所说之法相关,其虽未明示,然以船主暗喻耶稣,其文字甚明,此船主耶稣形象堪堪近似于摩尼教之光明耶稣,亦大似佛主释迦牟尼,是知二教对景教影响之深,亦知景教经中之耶稣形象,不仅有道尊、儒圣、佛祖,亦有摩尼教之摩尼佛与光明耶稣之影子。     

洛阳景教经幢

国家一级文物。2006年因盗墓在洛阳出土,经幢为八棱石柱,底部受损。该经幢是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唐代景教石刻最重大的考古发现。经幢分为两部分,包括《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文和"经幢记",经文部分与敦煌残本可以互补。今存洛阳市博物馆。     

比较元代景教与天主教传播的异同

元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有景教和罗马天主教两部分,它们在传播目的,传播方式,传播地域上都有不同,导致其传播效果也有很大不同:表现在经典文本翻译多少的不同,墓葬形式和墓葬碑铭风格的不同,文化领域传播程度的不同。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虽然罗马天主教在中国有一定程度的本土化,但景教表现的更丰富,更具有典型性。景教的本土化是其能在中国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种对中土文化的亲近和接受,导致了景教虽然没有天主教有组织的传教,但其传播范围与影响远远大于天主教。     

碑刻中的东西文化融汇 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景教碑》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象征着世界和平,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见证了中国自古对外来文化开放和包容的广博胸怀。《景教碑》历经风吹雨淋、几经沉浮,终而屹立在西安碑林,无时无刻不在向过往的游客诉说着它的传奇经历和历史所赋予的重要角色。景教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国的称谓。在西安碑林的众多碑刻中,有一通由汉字和叙利亚文共同书写的碑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     

中国基督教图像历史进程之一: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传入唐朝首都长安,时称景教。景教入唐传播之说得以确立乃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于明天启三年(1623年)在陕西出土,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沿着丝绸之路来到长安,唐太宗下诏准许景教在中国传播,于贞观十二年(638年)命人在长安城义宁坊修建寺院(教堂),用于安顿景教教士。起初该寺被称为'波斯寺',到了天宝四年(745年)     

景净之神学言说——“景教碑”《序》之研究

本文依据相关文史资料对"景教碑"之《序》作了详尽的注解,并对颇具东方"象思维"神韵的景净神学理论作出了诠释。     

北京房山十字寺的研究及存疑

目前,在中国境内存在的景教寺院遗迹较为罕见,房山的十字寺便为其中之一。但有关十字寺在佛教与景教之间的身份转换问题,始终困扰着国内学界。本文除了介绍十字寺的概况及遗迹外,还对学界多年来对于房山十字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评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有史料提出了有关十字寺之景教身份的三种假设。     

"经教"、"波斯经教"是"景教"的别名吗

长期以来,学术界根据唐代的两则诏令,一直认为经教是景教的别名。本文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发现唐太宗贞观十二年七月诏令远将经教中经教与《景教碑》远将经像中经像构成异文的语言现象,结合唐代经教、经像的使用情况,确定其意义应该是一个中性名词,即对某一宗教经典典籍的称呼,儒道释教均可称呼本教经典典籍为经教。因此,景教称呼本教经典典籍为经教也在情理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经教是景教别名的可能,纠正了前人对于景教名称的误读。     

再谈洛阳唐朝景教经幢的几个问题

新发现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幢记》石经幢提供了关于唐朝景教经典与教徒的重要资料。本文将此经幢后半部分《经幢记》中记录的洛阳大秦寺三位来自中亚米国和康国的高级教士,与西安《米继芬墓志》中的大秦寺僧思圆联系对比,并且初步考察了《经幢记》中记录的移居洛阳的一个安国景教家族,证实8-9世纪景教已经在中亚地区具有相当的基础,移居唐朝的粟特人中不仅确有信仰景教者,而且东都洛阳的景教领袖全部是粟特人。     

“入华”与“融华”——比较景教与佛教东渐来华的不同遭遇

当两种不同的文化有所接触时,必然发生相互激荡。从宗教的观点而官,基督教和佛教都是超越文化的。然而从人类文化现象来看,两者若想在抽象的理念信仰之外融入生活,它势必是一种文化,必然在文化的范围之内。抽象的信仰理念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适当地世俗化。基督教自唐代以来有四次入华传教的经历,即唐朝景教的传播、元朝也里可温教的入华兴衰、明清之际天主教的传入、以及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各派的相继传入。同样是外来宗教来华,基督教和佛教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遭遇。本文想以佛教初传来华的经历为衬,通过景教与佛教两者不同经历的比较,分析一下基督教(景教)在唐朝传播最终失败的原因。     

中国基督教图像历史进程之二:大秦景教经幢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2006年在洛阳出土,是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有关唐代景教石刻的重大考古发现,现藏于洛阳市博物馆。     

中国基督教图像历史进程之十二:新疆阿力麻里叙利亚文景教碑

新疆古城阿力麻里城(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境内)在元代曾是景教活动中心之一,这里曾出土了十多件叙利亚文的景教墓石。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和群众陆续在这里发现了不少叙利亚文景教墓碑,有的收藏在霍城文管所和新疆博物馆,有的存放在伊宁市伊犁地区博物馆。这些碑刻的形制不仅与在中亚七河流域出土的六百多件景教碑刻相同,其十字架形制也与七河流域附近的克什米尔地区出土的粟特文、梵文景教十字架形制十分相似,都是希腊一马耳他混合型,十字架底座有个弧形托住十字架(见图1、图2)。另外,七河流域出土的文物有若干注明墓主籍贯为阿力麻里的墓碑铭文,这表示七河流域的景教徒与阿力麻里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元代,它们有可能属于同一景教区。     

拂菻僧:关于唐代景教之外的基督教派别入华的一个推测

佛菻国使者在唐代曾7次来到长安,学界一直认为这些使节可能来自拜占庭帝国,或是入华传教的景教僧。但是,唐代社会习惯称景教僧为波斯僧,而不是拂菻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还存在着有意回避拂菻一词的线索。此外,《酉阳杂俎》中由拂菻僧记载的拂菻、波斯植物表现出古希腊药典的行文格式。本文分析了7世纪前后拜占庭帝国内部的宗教纷争、阿拉伯帝国崛起后叙利亚的基督教派别面临的情况,以及唐代拂菻贡品的产地,做出如下推测:拂菻僧可能是东迁至中亚的叙利亚迈尔凯特派,他们拥护拜占庭帝国和希腊正教,因此才会自称来自拂菻,即当代的罗马帝国。     

洛阳唐代景教经幢表现的母爱主题

唐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洛阳景教经幢是粟特移民后裔刻勒者为其母亲"安国"安氏夫人所建造的,经幢题刻将"母爱"提到一个主题,将神性"圣爱"与人伦"母爱"结合。经幢上镌刻有景教《宣元至本经》,但祭母的大悲悯揭示了世俗爱的伦理道德,整个经幢没有表现宗教忏悔心理,而集中表现的是教徒祭母时"母爱"情怀,甚至大秦寺寺主亲自参加教徒母亲的移坟仪式,既有利于信仰的凝聚力,也易为当地百姓所认同,与中国人孝顺伦理与儒家"仁爱"理论有着相通性。这说明景教在"不拜祖先"信仰原则上采取了敬父爱母的迂回策略,赢得了民众的认可。特别是景教入华后将基督教十诫中第五条"当孝敬父母"提前到第三愿,其伦理优先顺序发生变化,适时极力宣喻与自己教义相符的人道思想,开辟了新的获救型文化路径。     

天主教传入中国历史背景简况

1．唐代的景教 天主教在中国有较长时期的历史，早在公元635年唐太宗（627—650在位）时，天主教的一个派别——聂斯脱利派在我国陕西一带流传，称景教。现在西安碑林还保留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有文字记载。大秦指东罗马，景教是天主教聂派的别称。     

外来宗教中国化考论——唐代景教与伊斯兰教传播比较

唐代的景教和伊斯兰教同为在古代华夏大地传播的世界宗教,二者面对同样的时代背景,也有着相似的传教目标。由于传教方式和策略相异,唐中期以后的发展趋向完全不同。本文围绕景教与伊斯兰教在唐代的传播历程,聚焦二者在传入时间、传播路径、传播范围、传教方式、中国化模式等方面的诸多特点,探索二者与中国社会互动交融的历史规律,揭示外来宗教中国化成败的历史原因及其本质。     

翻经书殿,问道禁闱(六)——来自一千多年前的读经与颂赞

二、千年回响:流传在古代诗歌中的赞美景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恰逢诗歌创作达到顶峰时期的唐朝,善于用诗歌表达宗教情感的景教传教士,当然不会放弃这一美好的方式。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我们难以窥见和聆听那时的崇拜圣咏,至今留存下来的资料更是屈指可数。唐代的颂赞诗歌多为专门用作颂赞上帝及其大能的诗歌,甚至可以唱和,有些类似于今天的赞美诗,最典型的代表作是《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