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性”问题在宗教学中的理论演进

对"神圣性"的研究在西方宗教理论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现代宗教学的神圣性以麦克斯·缪勒的"无限”观念为起点,在化约论的包围下逐步形成和确立了自主领域.宗教现象学对神圣性问题的论证更是包含着"存在之思”的倾向,然而其一方面反对化约论的极端理性主义倾向,一方面也受到理性主义的影响.对宗教学中的神圣性问题的理论争议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重新思考"神圣性”这一古老命题,而且促使人们对宗教学各学科理论模式的缺陷进行反思,明晰宗教学各学科之间的矛盾的渊源.     

神圣超越的哲学重建——《周易》与现象学的启示

哲学在轴心时代以宗教的对立面出现,否弃了外在神圣超越,而走上了人本主义的内在超越之路,但在取得丰硕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当今思想的根本任务是克服理性与信仰的对立,这意味着神圣超越的哲学重建。对此,现象学"解构→还原→建构"的思想方法和《周易》"古歌→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建构路径都有深刻的启示,后者"理→性→命"的命题结构亦可用以阐明重建神圣超越的具体步骤。     

文庙神圣性研究初探

本文将文庙的神圣性分割成为"庙"的神圣性和孔子的神圣性两部分,因为"庙"本身同样具有神圣性,而文庙的神圣性不仅来自孔子,也源自"庙"这种形式。作为官方信仰的文庙在神圣性上与文昌庙既有分化也有叠合,使其在神圣性上具有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庙宇的独特性。     

"神圣"之永恒魅力--对《论神圣》一书的解读

奥托的<论神圣>在宗教和宗教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价值,本文主要展示了该书的逻辑理路:非理性的"神秘"是"神圣"的内核,"神秘"之被图式化揭示了它以特殊的方式向理性因素和其它感受"开放",由此描绘出一幅非理性纬线和理性经线交织的"神圣"观念和宗教图景,这可以说是一种和谐宗教观.在此基础之上,又阐发了"神圣"观念的现代意义.     

论《易》《老》义理架构与思想主旨一致性

《老子》立"道"之本体,下贯为"德"之妙用,其运行之规律为"反",我们应以"无为而无不为"来彻贯其体用,以"慈"来对待战争,此为《老子》之哲学体系;《易经》立"太极"之本体,下贯为"元亨利贞"之妙用,其运行之规律为"阴阳",我们应以"无思、无为"来感通其体用,以"贞正"来对待战争,此为《易经》之哲学体系。两者虽遣词不同,然旨趣同归。在"本体论""辩证法""贵德论""无为论"和"战争论"五方面,均有具体之表现。     

"性之本体是如何"——朱熹性论的考究

朱熹的理本论体系是在对"性之本体"问题的思考中逐步充实和完善起来的.朱熹主张"性之本体"与"性"的"二性"和"继之者善"与"人性善"的"二善"说.性之本体是先天完具的仁义礼智,是实理,性兼理气而善专指理.弄清性之本体为何并由此去构筑其理论,是朱熹理学基本的考虑.     

比较哲学视野下的中国哲学的情本主义

一种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将使我们发现,如果说传统西方哲学是从"理本主义"出发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则是以"情本主义"为其依据。这种有别于"理本主义"的"情本主义"可谓是一以贯之地体现在中国哲学的各个领域。在人生观上,它使中国古人更多地把大爱无疆的"圣贤",而非穷究真理的"智者"作为自己的人生最高理想。在道德观上,它使中国古人更多地以一种"以情释德"方式,而非以一种"以理释德"方式理解道德良善。在宗教观上,它使中国古人更多地通过"天亲合一",而非"神理合一"步向终极性的神圣。穷本而追源,这种有别于理本主义的情本主义之所以可能,是以一种特有的中国式的身心观为其根本的故端。如果说传统西方哲学立足于一种"身心二分"的身心观的话,那么,传统中国哲学则使自己奠基于一种"身心一体"的身心观之上。换言之,正是这种不同于"身心二分"的"身心一体",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古人之所以重情、尊情,之所以以情为本的真正隐秘。     

佛像的神圣性建构:从造像标准到祝圣仪轨的考察

佛像的神圣性,是其宗教性的本质体现。佛像的神圣性建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造像标准所体现的神圣性,即理论上,只有造作标准、相好的佛像才具备神圣性;另一方面,对造像施行祝圣仪轨,是佛像获得神圣性的重要条件之一。造像标准的依据主要来自《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佛说造像量度经解》等经典文献;而佛像祝圣仪轨主要包括"装藏"、"开光明"、"择吉"、"诵咒"、"贴符"等等多种样式。客观上讲,佛像的宗教神圣性建构涉及的因素很多,就本文而言,则主要从以上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称手(zuhanden)的"知—道"——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现象学分析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与其"心即理"的核心思想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且二者都与其解决"物理吾心判而为二"的思想困惑密切相关.阳明思想中的"心"往往意味着在生活"之中"的"投入"体验.此"理"是生活境域中的"活理",不再是脱离构成域的概念本质.生活中的活理自然是"知行合一"的.把知与行分作"两件"时,已不是"知行本体",即不是知行的原本状态了.知与行的原本状态是自然的合一的,是"紧切着实"的关系."行"是"知"的不可分割的构成性的边缘境域.     

以"天地之理"创"医学三论"--朱丹溪医学哲学思想探究

朱丹溪为金元四大家之一,他不仅精通医术,也是把理学思想融合于医学的杰出代表.他认为"通天地人曰儒,医家者流岂止治疾而已!当思其‘不明天地之理,不是为医工'之语."[1]故其以"天地之理"创"医学三论".其名作<格致余论>中始终贯穿着他这种以"天地之理"认识事物与研究事物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我们认为可分三个层次探究.     

嵇康哲学新论

在嵇康理论体系中,元一阴阳五行之气是构成万物的质料,而不能决定事物之"性",也不是事物之"理"的生成者.事物自身固有的自然本性,决定了其运动规律"理".透过现象(形),辨析事物性质(名实)和规律(理)的"形名"学,不仅是嵇康最重要的学术方法,而且反映了其哲学以事物"自然之性"为本的理论特点,这也是魏晋玄学本体论的基本特征.     

“神圣能力”及其“身份构成”——以广东某地民间巫师研究为例

民间信仰中巫师身份及其构成的经典论述,大致有源自于私人膜拜、社会交换或神明灵验等类型,如涂尔干的"私人膜拜"、莫斯的"礼物模式"与桑高仁的"灵验模式"。本文基于广东民间巫师的田野调研,发现民间巫师的身份及其神圣性构成既不局限于私人领域,亦不局限于交换关系。巫师身份的神圣性来自于私人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建构,其"身份"的神圣性构成的核心是民间传说的所谓"神圣能力";而巫师通神的灵验效果即通过这种"神圣能力"来表达。此可称为巫术身份的"通神模式",经由私人性和社会性双重逻辑构成。巫师作为人神中介的具体身份,集中体现在仪式场域和信奉者的私人交往秩序中。     

《诗篇》:世俗世界中神圣的守护者

一般抒情诗的抒情者为"我",常以第一人称形式出现.也有以第二、第三人称出现的,但其实系第一人称的变式.在一般抒情诗中,"我"居于抒情言说的中心,抒情言说乃一"我"独语.一般抒情诗文体上的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源于人想"像上帝一样"的自大情结.同为抒情诗,<诗篇>的抒情者虽亦为"我",但"我"却不居于言说之中心,中心乃神圣之"你"耶和华,抒情言说乃"我-你"之互语.这种表现人自甘为卑、神圣者在人之上的文体语言,应是在世俗化世界对神圣者的一种守护.     

神圣、凡俗与净明、忠孝

本文结合有关宗教学理论,对宋元净明道所推崇的"净明"、"忠孝"概念进行了解析.作者以为:宋元净明道视世俗性的道德实践为"神圣"的宗教修炼,实与宗教学中的凡俗可以"转换"为神圣之理论相合;而净明道徒的这种"转换",则多与其个体的"宗教体验"有关.至于元代净明道借"无极"概念来释"净明",以"净明"为回复宇宙根源之境界,则合于宗教人经验到与万物的根源、终极的本体或神圣的世界契合之感.换言之,宋元净明道的"净明"、"忠孝"说,实与各种宗教的本质有着相通之处.     

《六离合释法式》述义

<正>甲一、解题"六离合释"者,梵语音译杀三磨娑,杀为六义,三磨娑为合义,故称六合释;又因每释各有离合之相,故称六离合释。"法式"者,谓于每释之中各举词     

从“空间”到“位置”：论史密斯对伊利亚德“神圣空间”理论的批判

乔纳森·史密斯(Jonathan Z.Smith)反对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所建构的"神圣空间"(sacred space)理论,认为其中关于"神圣中心"(sacred center)的论述是基于对宗教学和人类学材料的误读。史密斯试图以相对的"位置"(place)以及作为动词的"放置"(to place)来解读宗教中的空间向度,认为是相对的位置抑或移位等,才是区分神圣与凡俗的关键,而非伊利亚德理论中"神圣中心"本身所占据的空间。     

超越人在宗教中的“自我异化”

宗教的本质在于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宗教的"神圣形象"是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本体",对宗教的"虔诚的信仰"是通过确立、信仰和内化"神圣形象"而实现的。人创造宗教,是为了从宗教的"神圣形象"中获得存在的"神圣"的意义;然而,只有从"神圣形象"中才能获得存在的意义,又只能是人在宗教中的"自我异化"。在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基础上,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以新的哲学理念引领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这是哲学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的生命力之所在。     

总体神圣格局与宗教的制度、扩散特征——中国宗教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

"神圣"问题是人类文明中所有宗教、社会、国家、民族的核心要素与基本特征。但"神圣"概念却具有中国定义方式与建构路径及其"神"、"圣"关系,最后形成了中华文明中"总体神圣格局",建构为其中的制度宗教,以集中表达其超社会崇拜的特征,同时以扩散宗教来表达其非正式制度及其象征的超自然崇拜现象。而中国宗教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即在于超越杨庆堃的扩散宗教与制度宗教概念,植根中国社会现实,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总体神圣联系中,借鉴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的制度研究成果,对中国社会宗教问题重新开展脚踏实地的创新性研究。     

胡煦与朱熹对"太极""道器"理解之分歧

胡煦是清初一位重要的易学家、理学家,他的思想有很多独到之处,持论酌于汉学、宋学之间,与朱子颇有异同.朱熹认为太极即是理,把理看作是万物的本体.胡煦则认为太极是本体,理只是其用,太极不仅立于形器之先,也在理之先.朱熹以理为形上之道,而以阴阳为形下之器.胡煦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则阴阳应为形上之道,道与阴阳实为一也.胡煦与朱熹对"太极""道器"等概念理解的差异反映了清初学术界思想的转向.     

"伦理"话语体系及其中国密码

"伦理"是中国文化最具标识性的基本话语之一,既不能与"道德"循环互释,也不能与"ethic"直接对话,否则将导致意义肢解甚至文化殖民,必须在话语体系及其辩证运动中才能倾听到其文化脉动."伦理"话语是由"伦"—"理"—居"伦"由"理"—伦理世界四要素构成的话语体系."伦"是"国—家"文明的特殊话语,是具有终极关怀意义、世俗而超越的伦理实体."理"是"伦"之"理",它不是西方式的认知理性,而是中国式的良知理性;在文化形态上,它不是理性主义,也不是情感主义,而是中国式的情理主义."居'伦'由'理'"是"伦"—"理"关系的文化原理和文化规律,其要义是从"伦"的家园出发,行"理"之达道."伦理世界"既是由"伦理"话语及其传统所创造的一种特殊世界观即"伦理世界观",也是其追求的终极理想."伦理"话语及其体系,携带特殊的中国文化密码,体现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气质,也具有特殊的文明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