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的纠缠与人文的觉醒

【】武王克商的事实促使周初的统治者反思权利更迭背后所隐藏的“秘密”,促使他们赋予权力更迭以某种思想逻辑。周人继承了殷人的天命观,将自己的历史叙事置于天命的权威之下,同时指出,天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权更迭的过程就是天命转移的过程,“德”是沟通天命与人事的纽结。周人通过“德”将天与人整合起来,并通过“配德于天”和“敬德保民”的逻辑展开,富有创建地触碰到了权力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表达了周人的历史反思意识,首开中国政治伦理之先河。在周人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两种力量的交结与撕扯：既有天帝崇拜的残余,又有人文思考的曙光;既有天命思想的纠缠,也有人文精神的觉醒。     

孟子对传统天命报应论的创造性转化--兼论性善论的价值合理性

在建立以性善论为核心的道德天命观过程中,文化根基的问题观照和传统文化的资源借续是孟子的理论立足点。通过以性善言天善、以心性的价值合理性印证天命的价值理性和“德福合一”的新解释,孟子重建了人的道德信仰,完成了对天命报应论的全新构想。心性的价值合理性与天命的价值理性之间的相互印证,是孟子性善论及其天命观中最有创意的理论运思。     

清华简《命训》与墨家“命”论之比较研究

清华简《命训》篇论述了“大命有常,小命日成”和“司德司义”“赐之福”“降之祸”的天命观,此与墨家的天志、明鬼、非命等思想多有相似之处。这两者皆是对西周以来道德本位的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除了揭示道德与非命之间的关系外,清华简《命训》还强调“道天莫如无极”以树立天的权威,并通过“明王”来“道天正人”。在这一点上,墨家思想与其存在较大不同,这体现出两者对西周天命观念的不同发展路径。     

春秋末年以前的宗教天命观与自然天道观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在于考察春秋末年之前的"天命"与"天道"观念。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古代无论是宗教天命观还是自然天道观在春秋末年以前都已经完全形成了。文章具体包括:(1)虞夏商时期宗教天命观的萌芽。这是宗教天命观念的初步发展时期,其中殷人的天命观可能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2)西周时期的宗教天命观的发展。"天命"观念到了周人这里有一个大的甚至是突破性的发展。这种大的甚至是突破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天命"这一语词(包括相近的语词)在周代已经完全确立;第二,周代用于表述"天命"观念的语词比之商代要丰富得多;第三,周人的天命观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个革命性的变化就是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第四,周代天命论还有一个突出之点是强调天命无常,即更强调人的主观努力。(3)夏商周时期自然天道观的萌芽。这主要体现为自然意义之天以及"天道"概念的出现。这一时期是自然天道观念的初步发展时期。(4)春秋时期自然天道观的成型。这一时期,自然天道观已经完全形成了。这表现在:首先,自然天道观中的自然涵义越来越明朗,越来越清晰。自然之天的使用越来越频繁,自然无为的思想也已经出现。其次,"天道"概念已经被广泛使用。这具体涉及以下问题:"天道"概念被广泛使用与占星术在这一时期迅速且高度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此基础上,更为宽泛意义的"天道"概念也出现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自然规律的角度来看待或理解"天"的认识也已经形成;与此相关,更多有关规律和法则的表述虽不用"天道"这一概念,但其涵义却与"天道"相同。     

天命的纠缠与人文的觉醒 ——周人“德”的内涵及其思想逻辑

周人通过"德"将天与人整合起来,并通过"配德于天"和"敬德保民"的逻辑展开,富有创见地触碰到了权力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表达了周人的历史反思意识,首开中国政治伦理之先河。在周人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两种力量的交结与撕扯:既有天帝崇拜的残余,又有人文思考的曙光;既有天命思想的纠缠,也有人文精神的觉醒。     

旧邦新命:周人的“上帝”与“天”之信仰

历史形成的周人宗教信仰具有复杂性。周人的上帝信仰虽然受到殷商宗教的影响却具有独特的内涵,上帝被奉为周民族的至上神和保护神。天的信仰为周人所特有,天被赋予道德理性并具有超越族群中心的特征,但没有独占最高信仰的殿堂。上帝—天的信仰结构是周人信仰的基本结构,在其命维新的政治与文化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与“得天命”的关系——西周“德”观念的一个问题

"德"是西周思想的核心符号。对此学界存在两种流行解释:一是沿着"德者得也"的传统训诂,将其解释为得自天命者;二是基于"以德受命"的思想,将其看作受天命之依据。此二者存在一定的张力:后者更能反映周人所言"德"之义;前者之所以流行,既有传统训诂的影响,也与西周"德"之话语的歧义性有关。考察"德"与"得天命"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把握西周"德"观念,也便于发现"德"在后世所发生的重大转型。在"以德受命"思想中,有所得是目的,"德"只是一个工具,体现的是周人的功利诉求;而在孔子、老子的改造下,"德"成为价值,有所得乃是修"德"、成"德"的基本途径。自此,中国思想上的"德"乃能超越工具性思维,成为一纯粹的道德概念。     

鬼神、道德、幸福——孔子、老子、墨子三家幸福观试较

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中国文化中早期的幸福观念,其与鬼神有着直接的相关性。祭祀神鬼是中国先民祈福必经的进路,天命信仰与幸福获取合而为一。周人提出以德配天,开始反思祭祀行为与幸福结果的直接对应性。孔子、老子、墨子三家承续西周鬼神与幸福问题之探讨,分别从道德、哲学、信仰三个不同的维度超越西周的天命幸福论。     

超越神权政治--西周时期伦理政治的形成与确立

众所周知,殷商时期是无限神权政治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天命神权是国家政治及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一切都围绕天命神权而展开。周代殷兴,刚刚取得国家政权的西周统治者不得不重新检讨和思考如何对待殷商意识形态的核心,即天命问题,这成为西周统治者处理一切问题的契入点。一从“我生不有命在天”到“天命转移”理论天命观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出现的第一个意识形态。夏商统治者毫无例外地都把政权的获得视为天命神权庇护的结果。夏桀以为天命神权庇护夏政权就像太阳永不消亡一样久远;由于“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1],百姓发出了“时日曷…     

略论周人的天命思想

略论周人的天命思想杜勇在周人的宗教观念中,天与帝实为一神之异称,并非两种不同的神灵。周人在克殷前后将自己所尊之天与殷人所尊之帝刻意接合起来,从而使之成为可供万民普遍信仰的至上神灵。周人的天命思想就是周人以天帝为崇拜对象并由此产生的一种宗教观念,其基本...     

历史危机、人生信念与实践抉择——儒家性善论的发生学分析

性善论是儒家人伦文明的精神标志,但它既不是一种理论逻辑的推论,也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主张或所谓应然追求。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它是殷周以来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之继起探索与人文追求的一种历史结晶。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周公的"以德配天"并以制礼作乐的方式完成对殷商以来传统天命观的人伦落实,使中国文化彻底告别了外在信仰的形态,走上了以人伦文明落实天命信仰的道路。继起的孔子,又以个体之士的身份深叩礼乐之源,通过视听言动之内在性统一,将德性文化与礼乐文明凝结为一种君子人格及其人生信仰。到了子思与孟子,则一方面以"天命谓之性"明确肯定了人性的天命根源,同时又通过实践生活中的"大体"与"小体"之辨,将"天之所予"的道德善性直接落实于君子的日用常行之中,从而完成了对儒家人伦文明的一种信仰凝结与精神奠基。     

试论楚简《鲁邦大旱》篇的内容与思想

楚简《鲁邦大旱》篇一、二简 ,是写孔子借“鲁邦大旱”之机 ,在不坚持反对以“说之事鬼”的情况下 ,向鲁哀公提出了“正刑与德”的政治改革对策。三至六简 ,通过写孔子与子贡是否要祭祀求雨的辨难 ,表现了孔子对待祭祀鬼神现实而理性的态度。这与《论语》、帛书《要》篇的记载若合符节 ,可谓信而有征。以此来看孔子的天命观 ,知其“以鬼为不神” ;而不废鬼神之祭是“君子以为文” ,有“神道设教”的用心 ;其虽有“道德之天”的观念 ,但“上天”的主宰只是虚悬一格 ,实质还是强调人事     

孔孟儒家的“性”的理念及其话语权力膨胀的后果

一在孔孟儒家的终极伦理观念中,以天所赐之正命为人之性是立命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说,“性”就是指对天所赐之正命进行认同性领悟这件事。“性”作为一个动词就是指人对终极伦理的领悟,就是指人自觉自愿地与天命建立起积极的关系这件事;“性”作为一个名词实际上是终极伦理的内在化和理念化。《中庸》开篇就讲“天命之谓性”,并不是说天所命令的某种东西就是性,而是说天命这件事本身就是性,天命这件事本身就被认同地领悟为性。孟子由心说性,但也清楚地领悟到性与天命之关系：“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因…     

董仲舒天人关系的三维向度及其思想定位

本文从宗教、哲学、伦理视角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与"天人合德"进行辨析,试图完整呈现其天人关系的思想体系。本文认为董仲舒的"天"包涵三重含义:神灵之天、道德之天和自然之天。神灵之天是董仲舒"天论"的思想形式,自然之天是其哲学基础,道德之天是其伦理核心,三者构成了一种有机结构。宗教性的"天人感应"与哲学性的"天人合一"均是建立在当时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基础上,以人伦道德性的"天人合德"为归宿,集中反映了董仲舒思想的人文理性特征,最终目标是重建道德理想和伦理秩序。     

孔子天命意识综论

孔子有极深刻的天命意识 :他注重对神的体验 ,认为神是现世道德的本源和保证。孔子天命意识解决了道德的本源问题 ,可以为道德实践的主体提供心理支持 ,并对芸芸众生 (尤其是最高阶层 )发挥规范作用。孔子天命意识的意义 ,还可以从与之关系密切的几个历史人物身上 ,得到说明 :屈原最终用经验事实 ,否定了天命佑助善良的观念 ,但是 ,屈原恰恰因为彻底拒绝神的眷顾 ,而承受了人间最大的凄凉和孤独 ;司马迁一方面流露了对天道疾恶向善观念的浓重困惑 ,一方面却坚持天命对道德的眷顾 ;王充明确论定天命与德行了无关联 ,但却并没有否定儒学天命观的独特价值 ,即“合于人事”。要之 ,不论是就理论与实践言 ,还是就历史与现实言 ,孔子天命意识均不容回避     

论“忠”与“信”的政治伦理意蕴与当代转换

“忠”与“信”作为传统的政治伦理范畴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予特定的内涵 ,对整个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信”作为一种道德之德 ,在古代的道德体系中 ,从属于作为伦理之德的“忠”。要实现二者的当代转换 ,根本的途径是既要保持二者的核心价值 ,同时将作为伦理之德的“忠”转换为个体的道德之德 ,而将作为道德之德的“信”普遍化、制度化为全社会的伦理之德 ,赋予“忠”、“信”新的内涵从而使其具有恒久的道德价值。     

论周人的德性伦理

考察周人的德性伦理结构,可以发现宗教中至上神天与祖先神的分离,在伦理上表现为公德之德与私德之孝的分离,使得周人的德性理论突破了血缘关系的范围,成为天下邦国联盟的公共伦理规范。周人德性伦理的结构从纵向上看,是人的德性与天的德性的合一,即天人合德。从横向上看,是领袖人物的德性与众民百姓的德性的合一:即四方同德。从界限上看,是上下内外的合一,即至善伦理与底线伦理的合一、文德与武德的统一。     

论周公与传统伦理政治模式的确立

伦理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是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开创伦理政治模式的鼻祖是周公.周公"神人相分"的天命观第一次融入了"以德配天"的道德内涵;周公确立的"德"、"孝"道德观念与制定的"礼"、"乐"行为规范起到了"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重要作用.周公建立"明德慎罚"、"保民重民"的伦理政治模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对天人关系的本体论诉求

在周初"以德配天"、"保民而王"的观念下,天对"德"的鉴察重点指向王者的功业而非个体的德性,这使当时的天命观呈现为一种政治化的贵族式天人关系,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孔子的仁学立足于个体的安身立命,将周初的天命问题由外在的承领转作内在的证悟,提出了对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的思考。他对天人关系的本体论诉求,使得儒家之天实现了从纯粹主宰之天向形上的价值本体之天的超越。孔子对天作为价值本体的认识,与春秋时期天从意志之天(礼法道义的晓告、赐予者)向价值本源之天(天道)的转变有关,在这一点上,他尤其可能受到了齐国政治家晏子的天道观的影响。     

“以德致位”——荀子的政权正当性理论

在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视野中，国家的形成和政权的建立在超自然的至上神命令下，可以得到被统治者最大程度的认可。其后，“天命”的宗教神秘意味呈现逐渐消减的趋势。处在这一转折处的荀子，将政治治乱的因缘彻底归诸人事。其后，通过证成“服人之道”的基础在“政治秩序”的建构，“政治秩序”的建构基于“礼义之分”，“礼义之分”出自圣王“积思虑”之“心”，荀子最终将殷周之际的“以德受命”之“天命观”转变为“以德致位”之“圣人观”。但在此观念之下，还潜藏着专制威权的思想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