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义理之学新诠

宋儒义理之学是一种独特的学术形态,代表了儒家义理之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义理之学并不等同于抽象道理的思辨、空虚德性的体悟,"义理"的本义就是探明"义"的应然道义与"理"的必然法则。宋儒从儒家经典中阐发义理,一开始就是包含着创通经义与革新政令、世道人心与经邦济世的双重目标。宋学思潮中的不同学派学者均在强调自己的学术是一种"明体达用之学"、"内圣外王之学",以解决历史上的人心世道、经邦治国的现实问题。     

德性实践与德性之知——论二程经学诠释的转向

传统经学诠释有训诂、义理之分,北宋二程的经学转向进一步揭示出经学诠释中的"德性"内涵。二程经学思想不啻是义理之学,更是德性之学,它包含了德性实践和德性之知两个维度。二程将诠释重点从作者和文本转向读者,将治经问学的目的从知性理解转向德性实践,这就脱离了形式上的训诂之学。同时,又指出以德性之知来接近圣人境界,进而理解圣人所作经典中蕴含的义理,这又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义理之学。注重德性实践,从德性出发去理解经典和圣人,最后通达"天理",是二程经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两宋"道学"或"宋明理学"不同于传统儒家经学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儒家经典诠释思想与西方诠释学思想的差异所在。     

诠释学的两种取向与哲学史的两种研究方式

有关诠释学与哲学史研究方式之间的思想关联的深度探讨相对缺乏,与此相一致,尚不存在作为一种特殊诠释学的哲学诠释学,即有关哲学的经验或哲学史研究的经验的诠释学.从哲学史研究方式的视角反观"方法论取向的诠释学"和"存在论取向的诠释学",可以看出,前者内在地包含着三种把握"文本"之意义的方式,即心理的重建、语境的重建和祛语境化...     

“误读”与新义——经学文本诠释刍议

中国的文本诠释学产生于战国时期。从文本诠释的内容、性质和体例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义理诠释学,一般称为"传"。另一类是语言诠释学,一般称为"训诂"或"诂训"。传的特点是"解说经义","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多离经"。诂训的特点是"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追求文本原貌、原义。但是,在文本诠释的历史实践中,传往往离不开训诂,训诂也离不开传。"传"的内容在西方诠释学中又称作"误读"。我们借用"误读"的概念只是为了吸收西方文本诠释中的合理成分,并不是同意放弃追求文本原貌、原义的真理性原则。在中国文化史上,"误读"是创建新义理的一种方式,也是为汉语增加新质要素的一种方式。"误读"源于春秋战国间"断章取义"、"以意逆志"、"诗无达诂"的文本阅读诠释理论,是一种理论创新、语言创新的手段。"误读"在易学发展史上,尤其《易经》与《易传》的关系上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有着突出的解释力。     

《中庸》仁学四境论——基于《中庸》文本解读的孔子仁学体系新诠释

孔子仁学即是儒学成德之教,其为学次第及境界内容以《中庸》论述最为完备,《中庸》可作为儒学成德之教的摄义,及诠释孔子仁学体系的恰当文本。抉择《中庸》宗要为"性道不二",以"性"、"道"两个概念展开阐释道之共相的体性义和道之殊相的差别事理义。《中庸》文本结构编排蕴含着孔子仁学的为学境界次第,可概括为"仁学四境"——性理境、仁爱境、智用境和不测境。性理境是成德之教的哲学基础;仁爱境是尽性成己的仁德之道;智用境是在礼义事理中开大成物的智德之道;不测境是诚通大化的中道圆融境界。《中庸》文本之谨严,义理之缜密,足以代表孔子仁学体系之纲领文献。     

道论诠释学的基本构成与理论特征——以林安梧先生诠释学的存在论为中心

作为当代儒学理论建构系统的典范之一,道论诠释学以"道"为核心,在创造性地综合儒道佛的基础上以"存在三态论"重构了中国哲学的古典存在论,阐明了与这样一种"道"之存在论密切相关、相互支援并且具有一定方法论特征的道之"诠释学"。这种道论诠释学蕴含着诸多富有独特意味和创造精神的理论特征与思想价值:以"诠释学"这一理论框架重新整合、安置了中国哲学的存在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以"存在三态论"这一思想建构有机地综合了中国哲学与文化领域儒道佛三大思想系统,厘清了它们之间的互动可能与相应关系;高度重视社会历史生活总体视域下的意义诠释与生存实践活动,具有明确的实践哲学特征;适当地提升了语言在中国哲学中的存在论地位。     

何晏、王弼易学“时义”观差异及其原因

何晏、王弼是魏晋义理易学的领军人物。由于两人的贵"无"论哲学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对六十四卦"时义"形成原因的解释存在差异:王弼将事物变化动因归于自然之性,"时义"反映的是事物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故用社会人事解易。何晏思想比较芜杂,在汉易与王弼新说之间徘徊,留下了"自言不解《易》九事"的时代困惑。     

“好勇过义”试释——兼论《论语》中的“勇”及其限度

历代注家关于《论语.公冶长》"乘桴浮于海"一章的解读可谓异见纷呈。就文本本身予以探析,本章当为"感叹—反应—批评"的逻辑结构;对《论语》的义理系统进行分析,可知孔子论"勇"有"积极的勇"与"消极的勇"的分疏;对"勇"进行思想史的追本溯源,不难发现,在孔子之前可能存在过"尚义"的时代,其时以"义"规"勇"的思想资源比较丰富。据此可断定,"好勇过我"之"我"当为"义"字之误,孔子在本章的表达只可能是以"义"规"勇",而非以"我"规"勇"。     

宋儒视野中的“大同”观——以张载为中心

宋儒对"大同"的理解在历代儒者中别具一格。一方面,他们模糊了"禅让"与"世袭"的界限,抽离了"天下为公"的独特政治意涵;另一方面,又通过确立"礼"之永世不变的地位,保证了"亲亲"的差等性。这种对于大同社会的诠释,实际消解了大同背后的价值。这一消解或是无意之举,或是有意为之,其中不仅蕴含着宋儒"义理先于文本"的思想方式,也反映出他们寻求经典与现实之间的平衡以及调和圣王治道差异的努力。     

马克思文本解读中的"诠释学困境"及其出路

20世纪末 ,国内外理论界先后出现了“回到马克思”的呼声 ,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然而 ,当我们确实着手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时 ,却不得不发现我们遭遇了文本解读中的“诠释学困境”。这里的“诠释学困境”是指在解读马克思文本中如何处理文本的诠释与意义的创生这两者之间关系的一种困难处境。[1]现代西方诠释学的初期发展受到了西方知识论传统的影响 ,无论是旨在创立一般诠释学的施莱尔马赫 ,还是努力把诠释学确立为精神科学之普遍方法论的狄尔泰 ,都把诠释学当做一种追求确定知识的方法论来加以建构。他们的诠释…     

论朱子的《尚书》学诠释思想

朱子对于《尚书》并未有专书论之,但他对这部经典却有着精深的理解,对《尚书》思想的诠释是深刻的。朱子在治《尚书》的过程中,不仅重考证,而且重义理。训诂考证方面,在朱子的《尚书》学中主要是对伪《古文尚书》及《孔传》、《书序》的考证辨伪;在义理阐发方面,朱子提出治《尚书》要"求圣人之心",并强调重在以义理解之,通其所可通,毋强通其所难通。可以说,重义理阐发而又不废章句训诂是朱子对《尚书》经典诠释的原则。     

清代乾嘉学人论宋儒“图书”易学

清代乾嘉学人继承了清初以来批评宋儒"图书"易学的学术传统,但是也表现二种不同的学术取向:一是通过批评宋儒"图书"易学这一途径来完成向汉易探求的转换,同时对其"先天"、"太极"之学所显现的思想内涵也着力予以维护,其"图书"易学本身已由文献的真伪诘辨,逐渐转向阐发其思想内涵的价值,并且从哲学的角度予以重新审视"图书"易学。二是从本质上颠覆了宋儒的"图书"易学,虽然貌似回归传统的象数之学,事实上却是创拟了一种有别于宋儒"图书"易学的新"图书学"模式。     

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及其与朱子解义之比较

从南宋道学总体发展来看,朱子的《太极解义》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朱子、张栻、吕祖谦经讨论后形成的共识,而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则可视为朱子《太极解义》的补充。两者学术宗旨相同,但诠释表述有异,毕竟朱、张、吕在共识之外还有其个人的认识特点。在以"无极而太极"为宇宙的根源、以太极为理等问题的理解上,朱张略同。但张栻以孟子"莫之为而为之"解"无极而太极",以"两端相感"论太极动静,以人心即天地之心,以未发已发中和问题论"五性感动",以中仁为体、正义为用,以及在"诚通诚复""太极体用"的诠释上,这些方面都显示了其与朱子不同的思想特色。总体来看,朱子《太极解义》注重义理的哲学分析与综合,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势,张栻《太极图说解义》注重功夫界定,是朱子解义有所忽略之处。朱子所争者多在义理之铺陈,故张栻解义为朱子解义之补充,二者相结合乃构成道学在南宋中期的主流认识。"朱子学"的成立包含了东南三贤的共同参与,"朱子学"的概念可以有丰富的含义,这是我们今天论及张南轩和朱子学时不可不注意的。     

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基本内涵及其困境

成中英以本体诠释与诠释本体的区分为视角,判定中西哲学传统之差异。在此基础上,他吸收并融合两个传统中的本体论思想,建构了本体诠释学。本体诠释学以哲学诠释学、知识论诠释学以及中国古代《周易》中的宇宙本体论为其思想背景,包含本、体、诠释三个共为一体的基本环节。它试图以此贯通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以及中西两大哲学传统。围绕这两个贯通如何实现的问题,进一步深究其文本可以发现,本体诠释学实质上是以实用主义为基调、以黑格尔主义为思想框架的一种有关本体的思辨。深化这一理路,我们发现它将陷入怀疑论与独断论的两难选择,无法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贯通。     

论王弼“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易学诠释路径

王弼通过对言、象、意三者关系的讨论创立"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解《易》原则,这是王弼将易学诠释重心由象数转向义理的关键。这个原则是王弼在《周易》文本的基础上,吸收了庄子思想以及当时盛行的"言不尽意"理论,对易学当中言、象、意三者关系进行的重新思考。这种思考源自于王弼以本体论的视角来解读《周易》,认为在《周易》中存在无形无象却又统御万物的形上之道,他通过"得意忘象"将对道的体悟转化为对圣人之意的认知,并以此沟通形上本体与形下世界。提出普通人与圣人五情同、神明通,以"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作为普通人理解《易》之义理的新方法。     

《大学》《中庸》不同论

一般认为,《大学》《中庸》出于宋儒所说的一脉相承的思想谱系,但从思想内容来看,二者有诸多不同。如《大学》言心而不及性,《中庸》则言性而不及心,由此造成了修养方式上的不同:《大学》重在"正心",《中庸》重在"尽性"。此外,二者虽然都讲"慎独",但其内涵也不相同:《大学》的"慎独"与"心"有关,并包含内心"诚意"和外在"独处"两个方面;而《中庸》的"慎独"仅包含内在之"性"一个方面。最后,二者的最终目标大为不同:《大学》的目标是"治国"、"平天下",处理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庸》则要达至"与天地参"的理想目标,面对的是人与宇宙的关系。因此,从理论建构上讲,《大学》是一种由内至外的过程,《中庸》则是上贯下通的模式。     

百年东亚朱子学学术研讨会召开

<正>2015年9月4~6日,由朱子学会、厦门大学国学院、韩国栗谷学会等机构联合主办的"百年东亚朱子学学术研讨会"在厦门筼筜书院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日本关西大学、台湾大学等学术机构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就中国朱子学、韩国朱子学与日本朱子学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积极深入的学术讨论。在中国朱子学研究方面,朱杰人教授介绍了《朱子语类》合刊本编修的缘由、古写本的文献价值以及合刊本的编修计划。朱汉民还重点讨论了宋儒"义理之学"的再诠释问题,认为宋儒义理之学一     

《庄子》鲲鹏寓言中的感视之辨及其当代价值

感通与视觉之辨是《庄子》的重要论题。作为《庄子》文本与义理的双重开端,鲲鹏寓言鲜明地展现了作者对视觉的抑制和对感通的追寻。具体而言,鲲鹏与蜩鸠分别代表了感通式存在方式与视觉性存在方式,扬鲲鹏、抑蜩鸠的思想旨趣在于以与物相感的共在式生存超越视觉性的对待式生存,并以基于感通的一体化思维超越基于视觉的对象化思维。进而言之,在视觉扩张的现代社会,超克视觉中心主义成了哲学家的重要关怀。在这一背景下,《庄子》的感视之辨有助于克服当代社会奠基于视觉的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有助于思考并实践一种基于感通的与物共在的可能性。与物相感共在既不是宰制万物,也不是离弃万物,而是既守护着万物,又守护着自身,与物两不相伤而达至逍遥之境。此外,《庄子》感视之辨所展现的具体性以及对自身的反思与辩护对当代哲学的推进也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诠释的偏移与义理的变形——庄子“小大之辩”及“逍遥”义理迁变之省思

庄子"小大之辩"原本"扬大抑小"的义理旨趣,为何会被向秀、郭象与支遁偏移为"小大同扬"和"小大同抑",造成其"无待逍遥义"被变形为"适性逍遥义"与"至足逍遥义"。通过解析"小大之辩"的四种内在义涵,分析"小大之辩"四种可能的价值取向及三种现实的诠释进路在"逍遥义"发展史上的落实演进,可以发现,"小大之辩"概念广泛的能指性和前后文意义联系结构的松散性导致的多种理解的可能性;以及庄子因寓言的手法,以不同物类间的"小大之别"类比同属人类的"小大之别",其间所存在的喻比象征的不相类,是导致庄学史上注家对"小大之辩"的根本主旨发生诠释的偏移,进而造成"逍遥"义理发生变形的直接原因。     

易学哲学视野下的方以智圆∴思想探析

圆∴是方以智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其将易学中的太极、两仪与佛学中的∴(伊字三点)相结合成圆∴图式,通过对《周易》中相关思想的重新解读,阐释了圆∴图式"公因反因"、"二虚一实"的哲学内涵。方以智对圆∴图式的理论建构体现了象数和义理并重的易学观,旨在强调实学的重要性,主张中学与西学的互补,以中国的"通几之学"救弊西方的"质测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