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愿移民的自愿安置--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水库移民安置策略研究

移民的“意愿度”影响安置效果。提高安置时的“意愿度”可减缓移民的经济社会问题。市场经济框架下,非自愿移民可实现自愿安置。首先,项目影响人的需求发生了改变:基本需求单位缩小,群体差别化,年轻人就业的非农化与居住的城镇化意愿加大,生计中对土地依赖减弱。其次,安置条件(供给)发生了变化:补偿政策优化、补偿标准提高,土地资源约束有所缓解,区位条件在安置中日趋重要。各地探索和实践了多样化安置方式,如就地后靠、以土为本的农业安置、投亲靠友、自谋生计和社会保障等。项目影响人根据自己的需求从多样化的方案中选择适宜的安置方式,可实现自愿安置。     

关于中国非法移民的治理研究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非法移民的报导日益增多,偷渡之风愈演愈烈,非法移民逐渐成为一个国际问题,对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主要是从治理的角度来探讨非法移民对我国的影响以及一些相关的治理措施。     

基督宗教对海外华人移民活动的影响——近代福建地区的三次集体移民活动述评

近代福建,天主教区、华人基督徒、新教传教士分别参与、发动和组织了当地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移民非洲、东南亚地区的集体移民活动.本文尝试结合基督教研究与华侨华人史研究,对这三次集体移民做一述评,分析比较移民活动参与者、组织者及其社会角色的异同.文章认为,近代基督宗教在华人移民海外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多元,性质复杂,不仅影响着华侨华人移民运动的发展,亦为华人信徒提供了一个普世性的社会流动网络,使基督宗教成为海外华人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敦睦他者: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之路——对上海市Y社区的个案考察

本文是一项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问题的探索性研究.作者在上海市Y社区的个案调查发现,新移民与城市社区的"二元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即从相互隔离、排斥和对立转向一种理性、兼容、合作的"新二元关系",本文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称之为"敦睦他者".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合经历三个阶段的构想,这三个阶段分别是"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和"同质认同"."敦睦他者"是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合的关键阶段,在此期间需要政府、社区和新移民共同做出努力.     

利益威胁、文化排斥与受挫怨恨——新“土客”关系下的移民排斥

新城市化下外来移民大量聚集于大都市,引发新"土客"矛盾。本文借鉴西方移民态度理论,以上海随机调查样本分析了城市居民的移民态度状况、群体差异和成因。结果发现,基于文化认同的排斥稳健而强烈,但以客观社会经济结构壁垒测量的现实利益威胁假说未得到验证。分析表明,过去和未来的利益和状况的主观判断成为影响本地居民移民态度的关键:对于新移民一代(有或无本地户籍),移民排斥主要源于其对未来生活状况的预期,而本地人的排斥受到其过去改革进程中利益受损评估的影响。文章据此提出本地人移民态度形成的"受挫怨恨"假说,在时间维度上进一步拓展了"悲观预期"假设,并呼吁加强对本地居民的移民接纳研究。     

水库移民与安置区原居民的社会整合--以小浪底水库移民为例

移民安置时间长短、移民安置模式、远迁近迁等因素都直接影响水库移民与安置区原居民的融合.远迁移民在自然环境适应性上,明显表现在地理环境、资源环境和人文环境几个方面;移民社区群体关系分析则表现在地缘关系认同、社会互动等方面;当然,语言、民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也是影响移民同安置区原居民融合的因素.     

国外跨国移民宗教研究进展

跨国移民的宗教社会因成为文化全球化的重要表征而倍受关注。研究者们多运用文化适应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尽管跨国移民宗教的国际研究已经日益成熟,但是仍然面临着从研究到研究的挑战。以移民个人生活史为方法的研究,以类型移民和特定人口特征移民为对象的研究,以及对移民非制度性宗教的研究都将成为该领域新的研究方向。     

吸纳与排斥:城市居住资格的获得路径与机制——基于城市新移民居住权分层现象的讨论

迄今对城市新移民的分层研究中,大都集中于户籍和职业流动层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日益重要的方面——居住。本文以解析"居住权"为切入点,将居住权利视作市民权/公民权的一部分,并以上海的政策文本为对象,剖析新移民"城市居住资格"的获得路径与机制及其表现出来的居住权分层现象。作者认为,"居住准入资格"是城市新移民的一个新的分层标准,这一标准背后是城市政策制定者基于城市利益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诉求,也是城市体制、机制互动和建构的动态过程。基于新移民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城市政策采取了松紧的、有限开放的居住政策。这种居住政策的安排是城市社会的吸纳与排斥机制的作用,也是与城市利益、户籍制度相捆绑的结果。与此同时,城市居住资格也成为新移民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重要区隔。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分层标准,居住权分层已经成为城市新移民群体阶层属性差异的又一个有力的佐证。     

从“禁建宣礼塔”到“限制大规模移民”:瑞士多元文化社会的危机与反思

瑞士联邦是建立在文化多样性基础上的国家,2014年的"反对大规模移民"公投与2009年的"禁止修建宣礼塔"公投从不同角度映射出瑞士政治右倾化趋向及其带来的对瑞士包容传统的挑战。移民群体的代际变化、政府鼓励文化交流积极治理、社会组织提供沟通场域等将有助于瑞士保持和发展多元社会的包容性与开放性。     

墨西哥移民在美国的地域分布模式

地域分布集中是美国墨西哥移民的一大显著特征.20世纪80年代之前,墨西哥移民主要聚居于美国西南部的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中西部的伊利诺伊诸州.<1986年移民改革与控制法>颁布实施后,墨西哥移民的地域分布模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由高度集中向分散、多元化转向,移民从传统定居地转向非传统"新定居地".非传统定居地包括南部、中西部、东北部诸州和西北太平洋地区.地域模式的改变致使墨西哥移民从一个区域性问题日渐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传统分布模式的主导因素是历史、地理与经济层面的,新定居地转向则缘于经济与政策因素.     

三峡外迁移民社会心理应激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三峡外迁移民与当地居民心理应激状况进行现场调查,与当地居民相比较发现,三峡外迁移民具有更多消极情绪,更多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应激总分远远大于当地居民.三峡移民的社会支持低于当地居民.为了减轻对移民心身健康造成的应激,应从社会管理、技术服务、心理咨询等方面帮助移民,以适应环境,保持心身健康.     

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住院程序问题研究

我国立法与实践中在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住院程序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包括精神障碍诊断的主观性与滥用问题、"危险性"诊断标准较为抽象与缺乏"可治疗性"诊断标准、非自愿住院的决定主体不适格问题。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针对上述问题,应当对"危险性"标准进行界定,确立合理的标准;增加"可治疗性"要件作为非自愿住院诊断标准,以实现治疗精神障碍的根本目的;建立针对非自愿住院治疗的司法审查或独立第三方机构审查模式,防止精神障碍诊断的滥用,确保公平和程序正义。     

略论1970年代苏联犹太移民潮

苏联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是形成1970年代犹太移民潮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国家和以色列成为苏联犹太人移民的两大去处.犹太民族地区差异及民族认同感的强弱、国际救助机构对他们移民去向选择有很大影响.同时,犹太移民潮对苏联国内的政治生活、其他民族的民主意识以及社会文化生活等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癌症-污染"的认知与风险应对——基于若干"癌症村"的经验研究

目前医学上尚难认定"癌症村"中的"癌症一污染"关系.但在现实中,"癌症村"作为社会事实已经存在并持续影响了村民的生活.对所选浙江、江西、广东四个"癌症村"进行实地调查,并结合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讨论村民对"癌症"、污染及"癌症一污染"关系的认识及健康风险应对.虽然村民对外源性污染敏锐感知、对癌症高发极度担忧和敏感,但村民对"癌症一污染"关系的认识受外部认识的影响比较大,处于认知"连续谱"的两极之间.政府及相关部门难于在短期内消除因污染而致的健康风险,所以应对健康风险已是村民日常生活中的紧迫实践.他们尝试通过消除污染源、迁离污染源、改变水源、改变食物来源等办法规避健康风险.在风险应对过程中,经济因素影响其环境行动的强度及策略,也衍生出其它社会行动.更进一步,村民的风险应对往往嵌于乡村宗族势力、地方"绅权"及"单位制"遗存等社会结构中.     

美国华人移民的异文化压力:特点、影响因素和中介效应

从美国NLAAS的调查数据中直接抽取美国华人移民样本473份,探讨美国华人移民异文化压力的特点、影响因素及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美国华人移民体验的异文化压力较大,且与多因素存在显著相关,英语熟练度、移民时的年龄、移居美国的年数和种族歧视对压力具有显著预测性;社会地位作为中介变量可以有效缓冲美国华人移民的异文化压力。     

难民危机与欧洲的“伊斯兰化”问题

本文引用最新权威数据概要介绍了欧洲现有难民问题的发展状况,指出穆斯林移民数量的不断累积以及由此进一步加深的主流社会对可能导致的"欧洲伊斯兰化"的担忧,是目前难民危机得不到解决的深层原因。欧洲极右势力借口"反伊斯兰化"、"反移民",试图进一步撕裂欧洲;少数极端主义分子屡屡制造事端和发动恐袭,则又加深了欧洲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的反感和猜忌。难民危机在内外极端主义势力的拉锯中变得更加复杂,短期内看不到解决的可能。     

风险社会与行政国家再造:一个行政学的阐释框架

通过对风险社会以及古典行政学相关理论的分析,同时结合发达国家风险治理的国际经验,本文认为风险社会所诱发的行政国家的适应性激变,对传统行政国家的三大基础提出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挑战,推动了风险国家的形成。作为一种新的治理类型,风险国家在国家的角色职能、国家能力、制度范式以及行政文化等方面,都与传统行政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面临着社会各类风险的叠加效应,同时中国的国家建设面临着建设现代行政国家和融入风险国家的双重任务。本文认为只有采用"1+1"的综合融入式建构策略,中国才能有效地应对不同风险的叠加挑战,并将风险治理有机地融入到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分化与重组——论场景转换下的都市藏族移民宗教行为变化

场景转换与移民信仰表达形式的变化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制度空间直接影响信仰场景的都市化(或称复制)程度,进而影响信仰行为的结构变化.藏传佛教寺院缺失导致了两个后果:部分公共性仪式向迁出地转移;都市流动僧人的大量存在及都市公共仪式的私密化.而宗教行为是信仰表达的重要形式,通过分析场景变化对都市藏族移民日常宗教仪式和特殊仪式两个层面的影响,本文认为,都市藏族移民的宗教行为正在经历一个分化--重组的过程.     

社会风险研究:时代危机的哲学反思

现时代的关键问题是风险已生成为我们的时代特征与社会主题: 从个体生活、社会发展到人类命运,无不受到风险的影响,我们已进入风险社会之中。"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既有差异又有关联。只要社会发展还处于未完结的生成过程之中,"社会风险"作为具有一般性特征的客观实在,就将持存于人类社会始终,即便在未来理想形态的社会中也应据有重要地位。"风险社会"则是一个现代性范畴,是自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才逐步进入公共话语的中心地带,并被贝克、吉登斯等社会学家标识为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 它本质上是"社会风险"在现代性境遇中所凸显出来的当代形态与时代危机。"风险社会"的来临标示了现时代     

移民与近代广东基督教文化圈的形成北大核心CSSCI

移民宗教研究有助于解释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问题。本文以近代广东移民与广东基督教文化的发展为线索展开,探讨了移民对基督教在广东传播所起的推动作用、域外广东基督教移民社区形成过程、域外广东基督教文化的主要特征、全球化进程中的广东基督教文化圈等问题。研究发现,借助移民社会网络,近代广东基督教文化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共生中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发展为一个联系海内外的广东基督教文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