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的道统观及宋儒对他的超越

韩愈提出的道统观，以及宋儒对此观念的消化与超越，是认识与分析宋以后中国思想演进的关键性起点。韩愈提出道统观，目的是斥佛祛邪，但手段是确立儒家之道。韩愈从整个生活方式，即广义的文化概念对儒家之道作出结构性分析，同时，又不使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消失在结构中，力求个人与社会的贯通。由此，韩愈的道统观使原来所关注的抵制佛教的目的转到了如何解释固有的儒家之道，以及基于这种解释而自觉展开的儒家文化重建。宋儒在接受韩愈以后，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对儒学作了推进，其一是从社会经济改造入手，其一是从个体价值挺立入手，前者的代表是王安石、叶适，后者的代表即是后来的正统理学。理解宋代儒学，不能帛裂此基本格局。     

从伦理之道到本体之道——韩愈、二程道论与唐宋道学之发展

唐宋时期的儒学道论存在着由伦理之道向本体之道发展的趋势,这在韩愈、二程的道论上尤为明显。韩愈复兴儒学,建构的是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之道,具体表现在为政、为人等方面。韩愈以此为依据,从伦理道德入手批判了佛教;其"文以载道"以及"道统"论等思想,又阐述了伦理之道如何传承的问题。二程以"天理"为本体,"道"作为天理的表现形式,具有本体色彩;本体之道外化为具体的生生不息的自然之道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伦理之道。二程还以本体之道为基础,批判了韩愈的人性论以及佛教之道,延续和发展了韩愈文以载道以及道统论思想,建构了以"格物"为核心的致知论和以"诚""敬"为核心的修养论。从韩愈的伦理之道到二程的本体之道,是儒学之道本体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儒学为迎接佛老本体论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     

明教契嵩与儒家四书

北宋高僧明教契嵩对儒家四书极为重视,透露出在理学酝酿和兴起之际儒佛关系的某些新动向。契嵩著《中庸解》五篇,将“中庸”解释为一种崇高的道德品格、一种高妙的人生境界,着重探讨了中庸与礼及人性的关系。契嵩研读儒家的经典和义理,主要是为了辅助佛教的弘扬和传播,从而促使儒家的学者理解和信仰佛教。其以儒家四书辅助佛教的思想特色在《辅教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了反驳那些以韩愈为首的排佛学者,契嵩著《非韩子》三十篇,大量引用四书的话,对韩愈的名作“排佛论”进行了驳斥。契嵩的博学和智慧为佛教争得了一定的思想空间。其广引四书,对儒家四书学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儒佛生死观的差异——以二程对佛教生死观的批判为中心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生死观借助于轮回报应的教义而流传,在普通民众中影响极大,遭到了一些儒家正统人士的不满和批评。对佛教的生死观进行直接批判的主要是宋明时代的理学家,尤以二程最为典型。二程主要从偷胎夺阴之谬、释氏畏死、利己主义三个方面对佛教的生死观进行了批判。其中第一个方面的批评并未超出六朝思想家的水平,况且佛教生死观的要害也不在其鬼神说。二程对佛教生死观的着力批判,是其中的后两个方面,即佛教执着于生死,放弃了人间的道德责任。客观而论,二程只是维护了儒家固有的"事父事君之妙道",却不敢肯定禅宗所倡导的"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这正是二程在生死观方面不够周全和融通的地方。儒家生死观的特色在人伦,佛教生死观的特色在破执,将二者结合起来,正是宋明理学发展的方向。     

韩愈建立儒学道统的意义及现代启示

一些年来,对韩愈所建立的儒学道统论,众说不一。现提出我的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大方。 一、以儒排佛的实质是倡兴 儒学,重新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 一般认为,韩愈兴儒排佛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仿照佛教传法世系的祖统说,建立起一套儒家的道统论,以此为思想武器,坚决地反对佛道二教。这是事实。然而,笔者认为,这还仅仅是现象,并非实质,韩愈不是为了反佛老而反佛老,而是通过反对佛老,承继和兴复儒学,重新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峨眉山普贤道场的形成

峨眉山宗教的发展史曲折复杂。最初应是民间儒家祭祀，然后仙道略先，佛教随来，天主教最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佛、道二教，峨眉山被佛教称为“大光明山”，被道教称为“第七洞天”，故又享有“仙都佛国”之誉。由于受历代帝王“抑道扬佛”、“灭佛崇道”以及儒家的影响，加上自身的变迁，佛道二教在峨眉山兴衰时有变化，     

关于"禅宗"的一点见解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儒、道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在美学领域儒、道文化更是各有千秋,但是又有着相同之处.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礼"它是以"仁"为根基,偏重于伦理学."仁"在儒家的思想之中是最高的境界,但是这个境界是可以达到的,如<孟子·告子下>即说"人皆可以为尧舜"[1].     

三教关系论纲

道儒二教都植根于传统宗教，汉初的“黄老”就是道教的开端，汉武“独尊儒术”是儒教的开端。黄老治国，吸收了儒家的仁义礼智；儒教言天道，在汉以后也吸收了道教的天道自然。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先是依附道教，后来独立发展了自己的心性理论。隋唐道教率先向佛教学习，发展了自己的心性论；到宋代，理学吸收了佛道二教的方法和理论，使儒教理论臻于成熟，佛道二教此时不仅礼拜儒教天子，而且在理论上也向儒教学习了。     

试论唐代孔庙祭祀系统对韩愈道统思想的影响

关于韩愈道统思想的来源，学界意见不一，论者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韩愈道统思想是受佛教启发还是源自《孟子》的争论上。结合考察韩愈所处的历史语境和韩愈道统思想的特征，可以看到韩愈的道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当时国家祭祀系统的启发，而唐代孔庙祭祀系统的变动对韩愈影响尤大。不论是韩愈揭发儒家道统论的动机，还是韩愈道统思想的具体内...     

儒佛“孝”道观的比较

在中国文化中,儒佛两家都十分讲求"孝"道,各自都有系统的有关"孝"的教义,但是儒佛两家的"孝"道观是有差别的:(1)儒家以德教为基础,而佛教以感恩为基础;(2)儒家要求子女帮助父母解决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身心之困,而佛教要求子女帮助父母获得佛教的解脱;(3)儒家要求子女以"三年之丧"来表达对去世父母的"孝",而佛教要求子女以"盂兰盆会"来表达对去世父母的"孝";(4)儒家提出了"人伦父母"的观念,认为互为"人伦"关系的双方都应该发展"孝"的关系。而佛教提出了"众生父母"的观念,认为"一切众生皆是我的父母",因而我对一切众生都必须有"孝"的态度。儒佛这两种不同的"孝"道观已经融合在一起并进入了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国际儒学论坛·2009: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09年12月5-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和亚洲研究中心承办的"国际儒学论坛·2009: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外的15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就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展开讨论。1.内圣与外王以"内圣外王"阐释儒家思想,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因为安身立命最终的实现就是内圣与外王的贯通。林存光教授指出,"内圣外王"体现了儒家的一般政治理想诉求,     

“内圣外王”之拘蔽与法治理念之转出——论先秦儒家治道理念的逻辑演进

随着国家形态由"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变,从孔、孟到荀子,儒家的治道理念也经历并完成了一次实质性的转进和发展,即由以"正心"为本的"德治"之道转向以"治身"为急的"法治"之途。依荀子之见,前儒将内圣外王定于一本、修齐治平归于修身,看起来是寻根务本,一劳永逸,但其实潜含着很严重的理论偏差,因为内圣、外王实非一事,修齐、治平其道不同。治道之本不在"心",而是"礼义法度"。     

佛教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

从印度河文明开始,简要论述佛教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认为前佛教时期至少存在二期语言学转向,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都分别经历了语言学转向。佛教传入我国也是经历一次语言学转向。佛教由我国传入朝鲜、日本等国家,也是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现代,随着佛教在西方的传播,佛教正在经历一次最大的语言学转向。     

《禅宗的形成及其初期思想研究》序

佛教从西汉之际经西域传入内地,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环境,逐渐与中国传统封建宗法文化融合,从而得到发展。南北朝以后的佛教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释迦氏也被中土群众接受并奉为圣人,与中土孔子、老子并称“三圣”,佛教与儒、道两教并称“三教”。因而佛教史也就是中国文化思想史的组成部分。     

儒学复兴运动视域下儒家生死观更新的两种路向——以韩愈、李翱、周敦颐的生死观为中心

近世儒学复兴运动之后,儒家对生死议题的探讨带有重新发现的意味,这既是对儒学内部主动回避这一问题的反弹,也是出于响应佛、道挑战以捍卫中华文化本根精神的价值自觉。在这个过程中,可区分出三个阶段,即关切—直面—超越。其中,关切阶段,从理学自身的建构脉络来看,主要以韩愈、李翱、周敦颐三人为代表。他们如何转变态度进行思考、响应生死议题的内在逻辑、更新传统儒学生死观,展示出在近世儒学复兴中,其应对佛教挑战过程中的角色意识转变。     

范仲淹的《中庸》诠释及其影响

进入北宋后,面对佛教的挑战,宋儒提出了多种应对措施。柳开、种放等士人继承韩愈的路线,欧阳修则从"礼义"上辟佛。与之不同,范仲淹继承了李翱的思路,通过发挥《中庸》的"内圣外王"思想对佛教加以批判。更进一步,范仲淹以此建构了以"道"为核心的儒学理论,并要求士人把此"道"内化为意识。这一思想的实质在于"内圣外王"既是行为,更是理念,这就为士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价值规范。在范仲淹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士人对《中庸》进行诠释,进而逐渐形成了《四书》学。     

李翱论“诚”

稍晚于韩愈的李翱 ,是韩的侄婿 ,与韩愈的关系介于师友之间。其为文“辞致浑厚 ,见推当时” ,是当时著名散文家 ,也是韩愈所倡导的新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和韩愈同样以孔孟道统的继承人自居 ,在儒释道争立的斗争中排斥佛道二教 ,捍卫儒学 ,并且抬出一个孔门心传的性命之学 ,提出复性学说 ,丰富了儒家哲学中心性论的内容 ,给宋明理学很大影响。李翱所作《复性书》是他复性思想的最全面表述。在此文中 ,他讲性善情恶、讲复性 ,受佛道思想影响已无可讳言 ,但他的心性论也有一点与它们大不相同的地方 ,就是他极重“诚” ,“诚”是《复性书》…     

新昌佛教中国化系列之十 新昌佛教法脉与佛教中国化进程概述

正中国历代高僧运用老庄等本土文化阐释佛典,经"格义佛教""学派佛教"和"宗派佛教"等过程,使佛教义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逐步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儒家所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由人兴,亦由人行。新昌佛教在佛教中国化历程中的地位凸显,也是以历代高僧大德为依托的。     

朱熹的佛教观 从以礼排佛到以佛兴礼

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有诸多相似、共通之处,佛教的传入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尤其在宋代,通过佛教思想激活了儒家的心性思想和伦理体系,丰富、完善了其理论的思辨性和圆融性。朱熹通过对佛教思想的借鉴和转换来完善其礼学思想更是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一、由佛转儒,以礼排佛朱熹与佛教渊源甚深,其自幼与佛教就结下不解之缘。据有关文献记载,朱熹由佛转入儒的契机应是遇李侗之后。于此,他虽转向儒家思想,但其佛教思想的熏陶却早已根深蒂固,因此,在其构建儒家思想的理学体系过程中,佛教的思想对朱熹启发很大,其理学思想必然带有明显的佛教思想的烙印。     

佛道交涉背景下的引路菩萨图像研究——以幡为中心

幡是引路菩萨重要的图像学特征。将幡用于丧葬仪式中的引魂幡,本是中土的传统。东晋以来,幡成为佛道二教重要法器,道教灵宝派受佛教大乘思想之影响,将幡用于引度亡魂。唐代起,佛教引路菩萨始将幡用于引魂。因此,引魂幡是佛道交涉之产物。二教虽然使用共同名称的法器,但最终还是指向各自的最高追求——成仙或往生净土。换言之,二教交融的表象之下,双方本质并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