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与佛教造像艺术的民族化和世俗化

石窟造像艺术的东传之路,是不断被中国文化影响而发生风格改变的道路。云冈二期的造像已经出现了明显世俗化的趋势,加上北魏"太和改制"的影响,石窟艺术中汉民族的文化艺术元素逐渐增多起来。北魏迁都洛阳后,中国的石窟造像艺术更是步入了民族化和世俗化的快轨道,由北魏到唐代,龙门石窟历史地见证了佛教造像艺术的转变历程。     

昙曜译经与早期云冈石窟建造 以《杂宝藏经》为例

正作为云冈石窟的主持者,北魏沙门统昙曜不仅将西来文化融于石窟之中,更是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佛教的发展状况将其所倡导的佛经教义表现于石窟之中。由此可见,昙曜译经与石窟营造相得益彰,分别是北魏佛教文字与实物的记录。北魏和平元年(460),高僧昙曜秉承圣命,于距平城16公里处的武州山开凿石窟,石窟依山雕凿,现存大小窟龛254个,大小造像59000余尊。作为皇家石窟的主持者,昙曜对云冈石窟的雕刻内容、造像风格以及石窟的开凿理念,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云冈石窟早期造像 在犍陀罗风格中融入中国元素

正昙曜五窟的开凿,始于和平元年(460),是北魏文成帝实施佛教复兴政策的产物,处在不同艺术风格相互交融的历史十字路口,造像具有较明显的犍陀罗风格,与此同时,呼之欲出的是佛教艺术中国化时代的到来。云冈石窟第16至20窟是最早被开凿的石窟,主尊都是十五米上下的雄浑巨像,在云冈石窟中最为雄伟。因由北魏沙门统昙曜主持开凿,故而也常称其为"昙曜五窟"。昙曜五窟的开凿始于和平元年(460),是北魏文成帝实施佛教复兴政策的产物。     

云冈石窟佛教造像服饰风格的中国化演变

正从早期"昙曜五窟"的印度服饰为主,到中晚期的南朝士大夫"褒衣博带"式服饰,云冈石窟佛教造像服饰的演变,体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也反映了当时佛教造像艺术中国化的过程。一云冈石窟是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时期的大型石窟寺文化遗存。从北魏文成帝(440-456)复兴佛教开始,到北魏正光年间(520-525)止,开凿时间历经近70年之久。云冈石窟艺术气势宏伟、内容丰富、雕饰精美,代表着公元5-6世纪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被誉为"东方石雕艺术的精魂",也是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典范,在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浅析北魏时期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佛像造像风格的比较

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的开凿都始与北魏时期,它们是中国四大石窟里的两个著名石窟,云冈石窟以壮观的石刻闻名,“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是古人对云冈石窟的赞美。龙门石窟是历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皇窟”使它的地位得天独厚。     

中国佛教雕塑的造型创意

敦煌造像是用心灵辉映民族情结;云冈造像是对生命、对理想以气势讴歌;龙门奉先寺造像则是对人格与真实性情的刻划。这是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作出的巨大贡献,更是三大石窟造像艺术千古永新的魅力。     

丝绸之路与宁夏石窟文化

石窟文化是丝绸之路的产物,是佛教东传后生成的宗教文化繁荣的形象化载体。须弥山石窟开凿于北魏至唐代,地当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处,是全国十大石窟之一,其佛教艺术对我国石窟佛教造像有过直接影响,也影响到日本佛教的传入。石空寺石窟同样缘起于丝绸之路,是唐代以前开凿的石窟,道教、佛教、藏传佛教造像皆备,西域、中亚、非洲人物造像栩栩如生,是丝绸之路多元文化在宁夏的独特体现。     

普化寺的石雕

石雕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秦汉之前它就产生。随着佛教的传入,它被广泛地运用到了佛教的造像、建寺和开凿的石窟等方面。闻名于世的敦煌、云冈、龙门和麦积山的石窟造像,就是我国石雕艺术的精华。五台山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圣地,早在北魏时期就有了石雕佛像。唐代是五台山石雕艺术的顶峰,著名的南禅寺的千佛石塔就是唐代五台山石雕艺术的代表作。现在五台山保存最多的是民国年间的石雕。其中,佑国寺、龙泉寺、尊胜寺和普化寺的石雕就相当可观。其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形象逼真,技术娴熟,有的满可与唐代石雕相媲美。现将普化寺的几幅石雕公诸于世,以引起人们对五台山石雕艺术的研究探讨。     

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艺术研究

云冈石窟造像是在汉代造像基础上吸收印度艺术各流派而产生的新艺术,为了更好地研究和了解云冈石窟中的佛教造像艺术,必须溯其渊源,了解古代印度、犍陀罗、秣菟罗、摩揭陀等佛教艺术。从佛教艺术入手,研究云冈石窟中的佛教造像,并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北魏都城平城的研究,还可以了解皇权对云冈石窟雕刻的影响。云冈石窟中大量的佛教造像和精美绝伦的雕刻,正是体现了佛教艺术对石窟创作的影响,其中庄严宏伟的佛教造像、技艺精湛的石刻及其所传达的佛教故事,都堪称中国佛教艺术的精品。     

北魏佛教石窟中的飞天艺术

飞天艺术属于佛教造型艺术。由于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审美意识等诸方面的影响,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飞天形象呈现多样化特点。北魏是中国佛教迅速发展的阶段,也是佛教造像成就最高的历史时期之一,其飞天艺术承前启后,在中国佛教石窟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     

中国佛教石窟造像题材的演变

起源于印度的中国佛教石窟寺艺术,在与本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艺术形式、造像题材呈现出本土化、中国化的特点,石窟造像由最初的单一题材发展为多种题材、多种类型的组合形式。石窟寺艺术在唐代达到顶峰,五代宋元开始减弱,明清至民国逐渐衰退乃至退出历史舞台。     

浅谈麦积山石窟艺术特色

麦积山石窟在公元4世纪末和5世纪初十六国的后秦、西秦时期,开始创建并有作品保存下来。它是佛教艺术从西域大举东进的产物,其雕塑造像与中国众多石窟佛教造像不同的是,以泥塑或石胎泥塑著称于世,各个石窟的造像艺术不仅因朝代不同而显现出不同的面貌,而且有鲜明的地方艺术流派以及作者个人的风格特色,形成了麦积山石窟雕塑艺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谈我国佛教石窟迦叶造像

造像艺术作为佛教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长期以来受到普遍关注,但因种种原因,学术界对我国石窟迦叶造像的研究比较缺乏。本文按照历史的顺序对我国佛教石窟现存迦叶造像进行全面而详细地梳理,扼要分析其在两千多年佛教造像中保持一定程式的同时逐渐本土化和世俗化的过程,并合理得出佛教造像普遍遵循象征主义和圣事主义的基本特征。     

新昌佛教中国化系列之八 新昌大佛寺石雕弥勒像及刘勰碑记 佛教中国化发祥地的文化遗存

浙江新昌大佛寺石弥勒像和它同时诞生、至今遗迹尚存的千佛岩造像为中国南北朝时期江南重要龛像遗迹,是中国早期石窟像在南方仅存的遗迹、江南早期巨型石窟造像的代表作,历史文物价值可与闻名中外的敦煌、云冈、龙门石窟造像媲美。是佛教中国化尚存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存,也是新昌佛教中国化发祥地的实物证据。其工程浩大,工艺精湛,震惊当世。南朝时期文学评论家刘勰撰写的《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记》称其为不世之宝,无等之业。僧祐造像、刘勰撰碑,至今成为新昌大佛寺双璧。     

从天上到人间:敦煌艺术中的弥勒信仰

正在敦煌石窟艺术中,关于弥勒信仰的造像和壁画很多。仅就经变画而言,便保存有《弥勒经变》多达98幅,同时还有大量的弥勒菩萨或弥勒佛塑像。这些壁画和造像,反映了自北朝至唐、五代、宋时期敦煌地区的弥勒信仰情况。一约在公元二、三世纪,印度和中亚地区已出现弥勒菩萨和弥勒佛的造像。随着佛教东渐,弥勒造像传入中国,到四、五世纪,弥勒造像十分盛行。敦煌地处丝路咽喉,佛教传入首当其冲,弥勒造像自然滞形于此,在北凉、北魏、北周等洞窟中所塑甚多。这与北朝盛行坐禅、求弥勒决疑的风尚有很大关系。     

从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探析北魏女性佛教信仰特征

北魏时期,佛教从社会上层向中下层传播和发展。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是这一时期佛教物象的典型代表,窟中由女性信仰者参与创作的造像题记承载了大量女性群体佛教信仰心理信息。通过题记内容的对比与分析发现,北魏时期女性佛教信众发展非常迅速,覆盖社会各阶层;造像对象、主题及祈福内容反映出各阶层女性信仰心理呈现趋同化特点;伴随多民族文化融合及儒释道三教合流,北魏女性佛教信仰显示出多元文化取向。     

浅议佛像火焰纹背光

石窟寺是佛教寺院的一种形式,起源于印度,后随佛教传入中国,至今约有1700年的历史。石窟寺集建筑、雕塑、绘画和书法于一体,是珍贵的历史艺术博物馆。在克孜尔石窟、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石窟寺遗址中,壁画和雕塑形象地记录了佛教艺术发展演变的历程。从石窟留存的造像和壁画中我们可以发现,佛像背后普遍具有光圈式装饰图案,一般出现在佛教造像的头部和     

北朝佛教造像的艺术特征及其中国化历程

<正>北朝佛教造像艺术受朝代更迭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形成了从犍陀罗风格到中原风格的过渡,完成了佛教造像中国化的进程,并奠定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基础。北朝是指从北魏明元帝泰常五年（420）到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中国北部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诸代。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快速发展。尽管时间跨度只有150多年,但是由于经历了几次朝代更迭,以及受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不同时期的雕像艺术各有不同。     

大同云冈石窟文化简论

在山西佛教文化圈中,最为引人注目者,恐怕莫过于五台山佛教建筑群和大同云冈石窟造像。这一对佛教艺术姐妹,不仅都诞生在山西北部,而且其建造年代都肇始于北魏王朝,二者共同构建了山西古老的人文景观。本文仅就云冈石窟文化作一简论,不当之处,敬请指正。云冈石窟位于“塞上名城”山西省大同市的西郊武州山(又作武州塞)南麓,武州川北岸。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45个,佛龛1100多个,大小造像51000余     

敦煌北朝交脚弥勒菩萨图像组合研究

敦煌北朝石窟造像当中有很多交脚坐像,其弥勒菩萨的身份几乎已在学界达成共识。经研究发现应该将交脚坐像及其座椅靠背上的织物折角视作一个完整的图像组合,在新疆石窟、河西北凉石塔、云冈石窟、犍陀罗和巴米扬佛教造像中找到了大量图像实例,并通过分析贵霜大乘佛教在塑造交脚弥勒菩萨形象时借鉴了当时流行的贵霜王坐像,从而推断交脚弥勒菩萨及其高靠背座椅的图像组合来源于贵霜佛教艺术。交脚坐图像一开始形成就兼具王像与弥勒菩萨的双重含义,体现了统治者的治国意图,这种含义也随着图像的向东传播而延续了下来,莫高窟第275窟主尊交脚坐像及倒三角形靠背即是受这种图像组合的影响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