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山一宁到一国一宁——读《赴日元使:一山一宁禅师及其禅法》

<正>觉多法师的《赴日元使:一山一宁禅师及其禅法》(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12月版,收入《弘法文库》)博士论文,是她在北京念书三年的辛勤成果。此书对元代汉地佛教普陀山僧一山一宁禅师的生平事迹与历史贡献给予深入探讨,是近年来我国在中日佛教关系研究成果中的优秀之作。早在唐朝时,中国佛教就通过海路传至日本。当时来中国的日本僧人称"求法使",他们来华后努力全面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经他们回国弘扬,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输人到东瀛地区,在日本生根、开花,并最终形成具     

唐代佛教典籍向日本流传的途径

唐代日本来华僧人通过向唐朝求经、购买、抄写等方式,获得了大量的汉文佛教经典。这些佛教典籍不仅促成了日本佛教各宗派的形成,而且证明日本佛教是继承了中国佛教而不断发展来的。     

僧祐《释迦谱》中的阿育王故事及其文献价值

<正>《释迦谱》是中国僧人撰写的首部释迦牟尼传记。作为杰出僧人、佛教史学家僧祐存世的三部著作之一,其无疑能反映僧祐的佛教思想与态度,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产物。《释迦谱》收录的阿育王相关内容,正是东晋南朝阿育王经典与文化流行下的结果。通过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僧祐对时代思潮的观照与把握,也能窥见阿育王文化在当时的兴盛面貌。     

石屋清珙的禅茶思想

中国在唐、宋时代禅风大盛,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相传圆悟克勤禅师提出“禅茶一味”之后,禅与茶便形影相随。几乎寺必备茶,僧必饮茶。元朝初期,南宋许多儒学名流,不愿受异族统治而把精神寄托在入山信佛上面,当时江南与北方相比,经济社会相对富足和安定。天目山脉一带高僧辈出,佛教禅学十分兴盛。同时也影响到汉文化地域外的日本、朝鲜僧人前来事法。     

入唐求法僧最澄和圆仁对日本禅宗的影响

唐时来中国的日本僧人络绎不绝,他们取经学禅,把中国禅宗传入日本,对日本的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日本入唐求法僧对日本禅宗的影响,对研究和认识入唐求法僧以及日本佛教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入唐僧最澄和圆仁学习以及接触的中国禅来考察其对日本禅宗的影响,认为最澄和圆仁对禅宗在日本的确立影响巨大。     

论两晋高僧对梵呗本土化的贡献——梁《高僧传》释例

两晋时期,名僧倍出。在汉族僧人与西域僧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佛教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佛教音乐的本土化也被大大推进,使得这一时期成为汉魏六朝佛教音乐本土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当时的许多名僧都为佛教音乐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以下择取梁     

佛教界应予重视的这一股潜流

近年，从佛教刊物和实际接触中都反映出中国佛教界出现了一股“学习日本佛教，走日本佛教道路”的潜流。这股潜流从两个主面冲击：一是破坏我国汉传佛教要求僧人务须“僧装、素食、独身”的根本规定。日本出家人有相当部份聚妻生子、饮酒食肉、穿着西服、不讲戒律。颇受我国不守戒僧人的欢喜。《警钟》一文 (刊于《台州佛教》 1998年第 6期，总第 124期 )揭露：“现查 W市重点寺庙已有四个中青年出家人还俗，颇有名望的开如印经会负责人——九华山沙门开如又于去年还俗。”据闻，我国沿海一些城市的僧人白天在寺内，晚上则回自己的私宅过…     

日本茶道里千家

一、日本茶道简史 日本人饮茶的习惯是从中国大陆传过去的。据日本有关文献记载,圣武天皇时的天平元年(公元1729)就曾举行过“行茶之仪”。 盛唐时,日本曾派遣了遣唐使和留学僧人来中国学习。这些遣唐使和留学僧人在回国时将中国的茶和饮茶的习惯带回了日本。在唐朝,中国已有了饮茶的习惯。     

中国佛教写经与日本书道

佛教传入中国,大量佛教经典的汉译也同时开始。汉文佛教写经成为普遍现象。随着佛教的东传,汉文佛教写经也流入日本,于是日本便开始了写经活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文佛教写经实际上启蒙了日本书道艺术。隋唐时期中日两国学者、僧人的频繁渡海,传法求学与佛教书法及碑帖名迹的大量东渡,缔造了以“三笔”为代表的第一代日本书法家,标志着日本书道艺术的真正确立。     

说僧装

佛教的服装文化同佛教的教义一样，传入中国之后就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及风情民俗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由于流传的时间之久远，地域之广阔、民族之众多、及风俗民情的不同，地理气候的差异，使佛教服装在各个地区、民族形成各自不同的服装文化。因此，佛教僧人的服装无论从色彩、种类或形式差异等各个不同角度都体现出了佛教服装有着悠久的传统文化。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宝贵资料。一、佛教僧装的历史渊源从佛教僧人服装的历史渊源来看，佛教僧侣的服装，根据佛教的制度，仅限于三衣。如果依照佛典，僧侣最初只穿一件“粪扫衣”，…     

越波求佛法,跨海传智灯——义天与北宋时期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

公元4世纪,佛教经中国传入韩国。从那时起,为探求佛法义理,一批又一批韩国僧人来到中国。据专家统计,从隋末到唐末300余年间,仅见于中韩双方史籍记载的新罗来华僧人即达117人之多,至于无名可稽者更是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这些韩国僧人一     

梁武帝与素食新探

提倡素食、禁断酒肉是梁武帝针对当时佛教僧团存在的问题所颁定的佛教僧制,也是一种影响至今的生活方式。虽然原始佛教也提倡戒杀、素食,但由于当时多以行乞为生,因此允许僧人食用三种净肉。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由于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生活习俗等多种因素,佛教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调适、融合,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佛教素食观念的形成,正体现了这种调适与融合。     

感谢中国!──一位当代日本留学僧的自述

中日佛教界有着源远流长的友好往来，赵朴初会长更将佛教比喻成联结中、韩。日三国人民的黄金纽带。公元六七世纪，日本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和众多留学僧来华学习中国文化，并由他们将中国大乘佛教和儒家文化传回日本，并逐步熔铸成日本的民族文化。到了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又开始向西方国家学习，在科技方面取得了领先的地位，在佛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世界学术界所瞩目。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赴日留学者不少，其中就有不少人学的是佛教学。而与此同时，有一位日本的僧人自愿来中国留学，并在河北赵县柏林寺修持达６年之久，成为当代中日佛教友好交流中的一段佳话。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文化》对他做了专访，本刊特予转载，以飨读者。     

唐代日本留学僧在长安

唐代长安城不但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佛教的中心。长安城内宏伟的佛教寺院、规模空前的译经事业、谆谆善诱的高僧,吸引着远道而来的日本学问僧、请益僧。波涛汹涌的东海,并不能阻挡日本僧人追求佛理、质疑问难的决心。据日本史书记载,从公元608—882年,日本入唐的学问僧、请益僧在史书上留下姓名的有九十二人,留唐的时间有五、六年,十多年或三十多年不等,其中确实到达或留住长安的日僧有四十多人,他们留学期间的费用由日本政府赐给。唐朝政府设有专门机构管理日本、新罗学问僧。据《新     

五台山上赠“五言”——与五台山佛教界人士座谈

五台山号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文殊菩萨"道场,闻名遐迩,举世瞩目。中央领导同志百忙之中还总是惦记着、关心着大家。常言讲"人杰地灵",要把五台山建设成为真正的佛教圣地,就得有一批杰出的僧人。惟贤老和尚(中国佛协咨议委员会副主席)曾对我说:"有庙就要有僧,有好庙就要有好僧,如果光修庙不见僧,     

斯里兰卡的当代中国留学僧北大核心CSSCISSCI

惟善在2006年第2期《世界宗教文化》上发表文章《当代中国佛教留学僧运动——以斯里兰卡国留学僧为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掀起出国留学的热潮,中国佛教界也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僧人出国留学潮。斯里兰卡是亚洲的佛教留学中心,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佛教优秀人才。作者是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佛学博士,主要从历史的角度,介绍了当代在斯里兰卡的中国学僧的留学情况。主要包括7个方面：留学僧的类别、学校的选择、留学生活、所学的课程、留学僧的数目和名单、留学僧在斯里兰卡的影响、留学僧的去向和留学僧的收获。     

皎然“三饮便得道”

茶与佛教,因缘深长,在我国茶业发展史上,佛教的作用不可低估。据考证,在唐代前后我国茶业的兴盛发展阶段,茶产区主要就集中在佛教盛行的寺庙附近。僧侣种茶,四川蒙顶、河北仙人掌、庐山云雾、武夷岩茶、黄山毛峰、普陀佛茶等一大批名茶,都由寺庙众僧创制。浙江天台国清寺还是中国茶叶东传日本的发源地。“自古高僧爱斗茶”,佛教崇茶,历代通晓茶事的高僧不乏其人,如唐代诗僧皎然即是一位有名的茶僧。皎然(?～785),名书,字清昼,俗姓谢,系南朝谢灵运十世孙,长城(今浙江长兴)人。在唐代诗僧中,皎然的文名最高,文章隽丽,诗风清淡轻松,常与颜真卿、韦应物唱和往还,传世的除诗集《皎然集》外,还有诗话《诗式》,在诗专著中享有一定地位。     

唐代五台山普通院

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它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入唐八家”之一的日僧圆仁,在唐文宗时以“请益僧”的身份来华参学,曾于唐开成五年(840年)四月来到五台山,他在五台山巡礼朝拜文殊菩萨圣迹,参观瞻仰五台山佛教寺院,前后逗留将近两个月。在他所作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不仅大量记叙了唐代中国佛教的状况,也对五台山佛教作了翔实具体的记载,为我们研究五台山佛教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唐宋商人:9世纪中叶后中日佛教交流不可或缺的新助力

9世纪中叶后,中日佛教交流并未因遣唐使的废止而停滞,晚唐五代两宋时期,交流的规模反而日益扩大,唐宋商人为中日佛教交流提供了新助力。商人不仅为僧人的往来交通,还为经书、法物的流通,通信的传递以及日僧在华的行程等提供多方面支持。这些现象的产生与唐宋商人成为这一时期中日贸易的主要承担者有关。不少商人拥有丰富的航海、造船技术与经验,有些还熟练掌握日语,在日僧巡礼求法行程中能充当通事,协助处理相关事宜等。     

大月氏是第一个把佛教传入中国的国家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早传入我国的宗教。佛教在诞生之初的释迦牟尼时代,还只是印度半岛的地区性宗教,之后历经多次部派分裂,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传遍周边邻国。大月氏国的胡韦色迦王派遣使者伊存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至我国传授佛经,开了佛法传入我国的先河。据佛教典籍等相关资料看来,从后汉至宋,大月氏来华译经的僧人有支娄迦谶、支谦、支矅、支法度、支道根、支施仑、支强梁接、摄摩腾、竺法兰、昙摩难提、僧建、实叉难陀、弥陀山、道泰、竺法护、聂道真、聂承远等17人,译出202部515卷经律论三藏,蔡愔从大月氏带回优填王画的释迦倚像,佛法僧三宝俱全,故曰大月氏国是第一个将佛教传入中国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