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伦理学为何不是一个错误的分类范畴

玛莎·努斯鲍姆曾被许多人误以为是美德伦理学家,她本人则声称美德伦理学是一个 “混乱的且令人混乱的”分类范畴,并不存在着美德伦理学这样的事情。然而,她所说的“ 混乱的”美德伦理学范畴是一个过时的、错误的分类范畴。正确的规范伦理学的分类应当是 以研究进路,即以采用何种基本概念作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来区别其理论类别,如此,正确 的美德伦理学范畴应当是以美德概念作为其理论的基本概念和逻辑起点,而美德概念可以成 为这样的基本概念和逻辑起点。因此,美德伦理学并不是一个错误的分类范畴,它可以是并 且是与功利主义和义务论鼎足而立的三大规范伦理学的研究进路之一。     

克里斯托弗·哈尔贝希美德本体论的出场与展开

克里斯托弗·哈尔贝希系统阐释了美德的概念意涵,并第一次从本体论层面回答了“什么是美德”这一基础性问题,构建了内容丰富的美德本体论。不同于以往美德伦理学家对美德概念的解读,他认为美德不是“有用的性格特征”,而是“具有内在价值的性格特征”。哈尔贝希将托马斯·霍尔卡的递归理论发展为一种更突出美德概念之基础地位的“美德递归论”,认为内在价值是理解美德概念的关键。根据“美德递归论”,美德是对其他内在价值的态度,且其本身也具有内在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美德伦理学的理论发展已陷入瓶颈期,哈尔贝希对美德概念的重新阐释有效解决了当代美德伦理学对美德概念和美德本体论关注不足的问题,他的伦理学说为“美德伦理学”之后的“美德理论”贡献了崭新且极富启示性的思路。     

美德伦理与规则伦理：由对立互竞到协同互补

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美德伦理学与规则伦理学的对立互竞。这种对立局面导源于对立双方理论动机上的共同错误:单极化企图以及对伦理学限度的认知不足。现实道德生活是多样化的,这就决定了伦理学必须采取多元化的基本概念。因此,美德伦理与规则伦理的协同互补将是规范伦理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环境美德伦理学视阈中的正确行动理论

引导行为者做出保护环境的正确行动是环境伦理学的首要任务,但正确行动理 论在环境美德伦理学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后果主义环境伦理学将正确行动诉诸最好的或足 够好的后果;义务论环境伦理学将正确行动解释为普遍化的道德规则;而环境美德伦理学从 美德角度来界定正确行动。整体而言,环境美德伦理学语境下的正确行动理论呈现出多样化 的研究态势,但同时还面临着“人类中心主义”“循环论证”以及“不确定性”等质疑。 澄清这些疑点,有助于推进环境美德伦理学研究的深入。     

美德与情境之争及其对道德教育的启示

品格是美德伦理学与情境主义争论的焦点。美德伦理学作为一种规范伦理学,尤其关注品格在行动者和德行中的重要性,但情境主义通过心理学道德实验的发现,证明并非品格而是情境决定和改变着人的道德行为。针对这一挑战,美德伦理学从美德罕见论、美德阶段论和美德统一论来予以回应。美德与情境之争提醒我们,在当代道德教育中,既不能否认品格教育的重要性,也不能无视情境对道德行为的影响,应把美德培育和情景体验有机结合。     

美德伦理学论正确的行动

美德伦理学通常被指责为不能提供正确行动的独立标准。面对这一责难,美德伦理学产生了两种回应。一些美德伦理学家认为,伦理学应当用美德概念替代正确行动的概念;另一些美德伦理学家主张,正确行动的概念可以还原为美德概念,并提供了正确行动的美德伦理学解释。前者的回应是不合理的,后者提供的解释是不成功的。美德伦理学的结构决定了它不能提供正确行动的独立解释。其根源就在于美德伦理学与规则伦理学是伦理学的不同组成部分。美德伦理学主要是一种道德修养理论,不适合于论说对行动的道德评价。     

情境主义的谬误——对美德概念实在性的消极辩护

根据经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某些持有情境主义观点的伦理学家主张,人们并不拥有作为品格特征的美德,因为品格特征没有对应的心理学事实,不具有实在性。伦理学中情境主义观点的正确性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情境主义实验方法;情境主义者对实验结果的分析与推理;情境主义者对美德伦理学的美德概念的理解。然而,它们在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某些错误,所以他们对美德伦理学美德概念实在性的否定是不充分的。     

孟子道德学说的美德伦理特征及其现代省思

孟子的道德思想走的是纯粹内向证求之路,从人的内心亲证善端,并以推扩内在善端的方式来涵养美德,而不是把规范作为前提,充分体现了以行为主体的道德品质作为思考重心的美德伦理学特征。孟子的美德伦理思想是成体系的,并且其理论内部是自洽的,对我们当代美德伦理学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愚人”问题看规范与美德

从霍布斯对“愚人”问题的阐述和设计,可以看出规范伦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尝试用美德来修补自身问题,把美德看作主体遵守道德规范的习惯倾向,从而使之成为维持道德体系的有效因素.规范伦理学从狭义上理解的美德不能真实地反映道德生活.相比之下,古典美德理论以美德来定义幸福和价值.事实上,美德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重新看待道德生活的一种视角.     

从美德伦理学到幸福伦理学——亚里士多德论幸福、美德与运气

关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何种因素造就了幸福的问题,学界形成了美德伦理学和道德运气论两种流行的解释.美德伦理学认为伦理学的核心是培养人的美德而非仅仅关注行为的合乎法则;道德运气论认为美德具有脆弱性,受到运气的影响很大.笔者赞同幸福伦理学的解释,幸福不仅仅停留在美德层次,它不仅必须上升到美德的成全活动,还必须增添由运气决定的外在善.此外,笔者认为美德行为有因其自身的快乐,相比欲望满足的过程的快乐,作为成全的美德快乐才是更高的快乐.最后,笔者认为伦理美德不能脱离城邦政治,个人美德的培养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秩序,且城邦的美德与幸福最终落在政治家的美德行为的事功之上.     

智者必怀仁？智慧与美德的关系辨析

智慧与美德是独立但相互作用的心理结构。针对其关系,以往哲学家与心理学家基于个人经验和文化观念进行了大量规范性层面的理论思辨,但仍存在理论分歧（线性论、阈值论、从属论）,且缺少以定量方法为主的描述性层面的实证研究,尤其缺乏基于实验的关于“智”与“仁”双向因果关系的探索。未来研究可以借鉴实验伦理学的范式,着眼于研究特定领域、特定情境下智慧与美德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加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智慧与美德关系的研究,并探索其潜在的认知神经机制。如何统一智慧与美德关系的“应然”与“实然”的研究,是接下来需要面临的挑战。     

智者必怀仁？智慧与美德的关系辨析

智慧与美德是独立但相互作用的心理结构。针对其关系,以往哲学家与心理学家基于个人经验和文化观念进行了大量规范性层面的理论思辨,但仍存在理论分歧（线性论、阈值论、从属论）,且缺少以定量方法为主的描述性层面的实证研究,尤其缺乏基于实验的关于“智”与“仁”双向因果关系的探索。未来研究可以借鉴实验伦理学的范式,着眼于研究特定领域、特定情境下智慧与美德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加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智慧与美德关系的研究,并探索其潜在的认知神经机制。如何统一智慧与美德关系的“应然”与“实然”的研究,是接下来需要面临的挑战。     

环境伦理的美德论方法之困境及其启示

在一些环境美德伦理论者看来,环境伦理的美德论方法应是传统环境伦理学的替代品而不只是其补充.然而,由于时代性因素及环境美德伦理自身所存在的局限,环境伦理的美德论方法显然难以实现其理论抱负.环境伦理的美德论方法只有认清自身所应占据的位置,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当代环境问题上的应有作用,否则必遭遇极大的困境.     

美德伦理学视角下的“大地伦理”

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了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开创了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学.但是他的“大地伦理”思想却具有义务论的理论缺陷.为了规避其理论困境,比尔·肖从美德伦理学角度重新诠释了“大地伦理”,提出了“大地美德”思想,希望通过对人的态度及其品质的关注,消解人与自然的矛盾,为致力于“大地伦理”的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斯洛特的美德伦理学及其心理学预设

作为当代美德伦理学界的重要思想者,迈克尔·斯洛特的美德理论典型地代表了美德伦理学对道德心理问题的重视.依据斯洛特的新近作品与思想发展,本文对斯洛特的两种理论,即,常识美德伦理学和基于行为者的美德伦理学分别予以分析和评论,并具体揭示了其背后的心理学预设及叙述.斯洛特的美德理论及其心理学基础向我们突出了道德心理问题的重要性,展示了美德伦理学关注人的内在品质和动机的显著特征.     

君子上达:儒家人格伦理学的理论自觉——以陈来先生《儒学美德论》为中心

陈来先生新著《儒学美德论》借镜美德伦理学把握美德伦理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思考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寻找中国道德思想的出路,促发了儒家伦理学的理论自觉,开辟了当代儒家伦理学发展的新路径.沿着陈先生的理路系统地探讨儒家伦理学的理论形态,可以发现:不同于以行动为中心的规则伦理学,作为一种(广义的)美德伦理学,儒家伦理学以行为者为中心,核心主题在于"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人");同时,儒家伦理学超越了"行为与品质"/"规则与人格"二元对立的伦理学范式,克服了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美德观念的狭窄性和抽象性,而是朝向一种整体性的理想人格.特别地,儒家理想人格不仅追求道德上的完满,更进而寻求在天人关系中安顿生命与价值,具有深切的形上意蕴.整体而言,在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背景之下,儒家伦理学蕴示着一种相对更优的未来伦理学的建构路径.     

德性伦理学的迷思

尽管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已被视为伦理学的第三条进路,但其主要理论建构充满弊端,并不成功。它的目的论,一方面因没有回答"什么是好生活"而不够彻底,另一方面也不比功利主义的目的论高明和高尚;它的美德论,一方面与它的目的论相脱节,另一方面存在无法区分美德等级和不知美德也是规范的缺陷;它的方法论,即便是退到赫斯特豪斯的规范美德伦理学,在实践中也基本上无法应用。尽管它的目的论和美德论的缺陷存在可以改正的可能性,但只要它继续坚持拒斥行为规范的德性伦理学主张,就永远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也永远是片面的伦理学。相反,传统规范伦理学(实为德行伦理学)可以较容易地被改造成全面的伦理学。     

朱熹的形上学:解释性的还是基础主义的?

将现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的"美德"观念代入宋明理学内部,在广阔而深远的研究前景中,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能否因为"美德"的附属性来否认宋明理学所讲的形而上学是基础主义即实体主义的?换言之,儒学美德论与形而上学是否是绝对不相容的?这不仅仅涉及以美德伦理学研究儒家伦理的适用性和限度问题,以"儒学是什么"这一元问题视之,还内在地关涉儒学的理论特性。结合儒学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应当说,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学中的形上学是基础主义的而非解释性的。承认这一点,并不减损美德伦理学与儒家伦理的深度理论关联。     

生态美德及其文明价值

生态伦理学理论长期忽视了对美德维度的关注,导致了生态伦理学的理论缺陷与生态实践困境。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生态美德伦理研究(环境美德伦理学)有效地推动了生态伦理学理论的完善与人类生态道德实践的进步。随着生态文明的确立与发展,生态美德的文明价值愈发凸显,值得深入研究。     

儒家伦理学能否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

关于儒家伦理学能否解读为美德伦理学,学界一直存有争论。争论的实质可以归结为儒家伦理学究竟能否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而不是儒家伦理学能否解读为一种关于美德的伦理学,这是因为后者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任何进路的伦理学理论都可以有关于美德的伦理学,无论是康德主义的伦理学还是后果主义的伦理学,包括儒家伦理学,这没有什么可争论的。真正需要弄清楚的是儒家伦理学究竟能否解读为严格意义上或标准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证成儒家伦理学可以满足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的两个基本要求,即基础性要求和完备性要求,可以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不仅可以推动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入研究与创新,还可以彰显儒家伦理学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