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与幸福的虚假对立——休谟视角下的“格劳孔挑战”

在《理想国》中,格劳孔由于不满足于苏格拉底在与色拉叙马霍斯论辩的过程之中提出的关于"正义"的看法,主动更新了色拉叙马霍斯对"正义是强者的利益,是他人之善"的论证,并进一步探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正义的本质、起源;第二,怀疑实施正义行为的必要性;第三,现实城邦生活之中,不义之人的日子过得要比正义之人好得多。此由格劳孔阐述的当时大多数雅典公民对于正义的困惑和诘难称为"格劳孔挑战"。这一挑战为近代著名的"社会契约论"提供了最初的思想资源,之后各式各样的伦理学理论,如穆尔的功利主义、康德的义务论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回应格劳孔的挑战。大卫·休谟在《人性论》、《道德原则研究》等著作中从社会效用角度清楚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正义观"。站在休谟的视角,比较分析色拉叙马霍斯、格劳孔和休谟在正义本质、起源方面思想的契合、继承和发展,就上述三个问题对"格劳孔挑战"作一个休谟式的应答,着重探讨社会、正义和幸福三者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后两者在格劳孔立场上的虚假对立。     

道德运气

康德主义者认为,道德只跟动机相关,不受运气影响。威廉斯以未尽基于真实历史事实的高更和小说人物安娜为例展开讨论。高更这位画家为了自己的艺术追求,背逆、冲撞了社会的道德要求。如果他最后成功了,他将能为自己提供理性辩护,失败了则不能。而最初,没谁(包括他自己)知道他的追求是否结出正果——这有一部分依赖于运气。威廉斯对这一阐论中的几个关键概念做出辨析,运气(指的不是意外受伤之类,而是内在于其计划的运气),成功(不是功效主义意义上的,而是指他最终成为他曾希望会是的那个人),辩护(理性辩护可以回溯性的,且不一定能为所有人接受)。他尤其详细地阐发了行为者憾恨的概念。本文的结论是:道德并不免受运气影响。     

作为“他者”而承担道德责任的智能机器 ——一种人工智能成为道德能动者的可能性

智能机器的责任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很多学者认为智能机器不具备承担道德责任的能力,因此不是道德能动者。从责任的他者视角出发对智能机器道德自主性与意向性的质疑,并不能否认其具有道德责任能力。从他者期望型道德责任的角度看,智能机器由于人们的期望偏见、智能偏见和地位偏见而不被承认具有道德责任能力。如果智能机器想要在现代技术社会的责任网络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就需要我们如实地期望智能机器人的道德责任,摒弃事后立场、语境不匹配、人类中心主义等经典责任伦理面临的问题,从而生成新的他者期望型道德能动者。     

虔敬与正义

游叙弗伦关于虔敬的定义一般被认为是不成功的。很多学者把他归为一个无知的宗教狂热者,也把他的伦理学思想界定为一种神意论的,即以神意为道德奠基的立场。本文则认为游叙弗伦在立场上是接近苏格拉底的。虽然他强调神意对于道德生活的重要性,但他始终围绕着"正义"来界定虔敬,这与苏格拉底的立场是一致的。     

为特拉叙马库斯辩

本文试图同情地理解《理想国》第一卷中的特拉叙马库斯,论证他提出的两个有关正义的论题,即正义是强者的利益和正义令人受损是前后一致的,他也很好地抵抗了苏格拉底最初提出的挑战。苏格拉底最终"驯服"特拉叙马库斯的论证其实存在诸多问题,但特拉叙马库斯最终放弃抵抗也并非不可理解。本文最后讨论了苏格拉底与特拉叙马库斯的论辩对整部《理想国》的对话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哲学家的正义与被迫——重审一段解释争论

本文考察了关于哲学家统治的一场解释争论。根据《理想国》的描述,假如哲学家接受正义的要求去统治城邦,就不得不放弃最幸福的哲学生活。如何理解或化解这一色拉叙马霍斯式的结论,成为了学者争论的基本动机。我们的分析表明,上述动机来自一种误解,以为服从城邦正义的要求而去统治,体现了样式在哲学家灵魂中造成的正义。实际上,按照《理想国》的论述,只有哲学生活才能体现那种正义;而服从城邦正义的要求,只能体现一种非哲学的正义。从这一角度我们才能够重新发现整个解释争论背后蕴含的真正问题。     

马克思与正义——评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的一场争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热潮是由一场"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引发的.从立场上看,主要有"马克思反对正义"和"马克思赞成正义"两派,议题涉及正义价值的来源问题、道德善和非道德善问题、道德现实主义问题、道德改良主义问题等.在争论中,虽然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现作出了合理客观的评价,但从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和西学立场来看,英美学界实际上是想借助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为新型的资本主义良序社会扫除障碍.所以,由这场争论带动的正义问题研究,从程度上讲,尽管很深入,但却不彻底.     

富勒论法律的道德性

法治一般分为实质性的法治和程序性的法治,前者强调善法、良法,后者则更注重形式正义.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朗·L.富勒的学说即为程序法治论的一种.富勒认为法律与道德密不可分,并将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而义务的道德与法律相似.他提出法律具有内在的道德性,将法律的道德性分为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而他主要阐述的是法律的内在道德,也称为"程序自然法",并将法律的这一道德定位于八项"法治原则"和达致法律的"目的性事业"的手段.     

论法律正义的几个基本问题--兼与周旺生教授商榷

法律正义,是指体现在实在法的原则和规范中以及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正义,是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总和.罗尔斯的四个阶段说揭示了社会正义原则向法律实质正义的转化过程,这个模式同样适用于其他正义标准向法律正义的转化.法律正义不是介于法和正义两者之间"第三种规范",它既在法律之内,又在道德(正义)之中.法律正义的结构体系问题旨在探讨法律正义的内在结构即分类、相互关系和具体内容等问题.通过对法律正义的结构体系的多视角全方位的考察,我们将对法律正义形成一个更全面透彻的认识.     

什么是应得——罗尔斯对应得的批判及其理论效应

罗尔斯对应得的批判是应得正义在今天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主要原因。在前期思想中,罗尔斯将应得视为"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应得";在后期思想中,罗尔斯将应得视为"宽泛"意义上的"道德应得"。前后期思想的变化是罗尔斯在面对一系列批判之后进行理论调整的结果。与此同时,在对批判理论的审视和反思中,罗尔斯又固守和强化了原初的基本立场:所有的应得都是"道德应得"。不存在"前制度的应得",它仅表达某种道德价值;"制度的应得"以合法期望和资格出现,因而应得不是正义原则。罗尔斯对应得的批评以及对他的批评之批评,为我们反思应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其中,最为核心的理论效应是,在有关应得的基础之深度分析中,人们发现平等主义的正义理论缺失真正的基础。     

幻象与逾越:赵刚小说中的欲望和他者

本文结合拉康和列维纳斯关于"他者"和"无限"的理论来分析南京作家赵刚小说中不可言明的欲望以及主体和他者之间冲突和紧张关系。拉康意义的"他者"在赵刚的小说中可以分为想象他者、象征他者和真实他者以及作为真实界残余的小他物。他们是提示主体内在匮乏的欲望客体、是无法穿透之晦暗之物、是他人和秩序符号等。赵刚小说中的时间和空间表现出明显的异变,这种异变也同样体现在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上面。     

重新思考马克思与正义：希腊的维度

作者认为马克思思想具有希腊的维度,古希腊伦理哲学中的本质主义、目的论和正义这三个要素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在作者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本质主义和目的论的,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密不可分.而马克思对正义的看法则深受伊壁鸠鲁的影响,即将一种历史的维度引入了关于正义的讨论,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马克思在正义问题上采取了"有限相对主义"的立场,即认为资本主义就其本身来看是正义的,但是从社会主义的立场来,这种正义又是有限的和不足的.正因为历史地看待正义问题,所以马克思又用道德的语言来谴责资本主义.作者认为,这种"有限相对主义"和用道德的语言抨击资本主义之间的张力并不像某些学者认为的是一种矛盾,而是马克思处理问题的一种辩证方法.     

马克思与现代政治

"自由个体如何共存"是马克思和现代政治解放理论共同关注的主题。启蒙试图仅仅从道德、法律和政治层面解决这个难题,陷入了形式平等与社会民主的张力之中。马克思提出实践唯物主义、个人所有制和真正民主制思想,扬弃现代政治解放的矛盾,从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出发,阐释了自由人联合体的可能性。他对政治解放的批判并不是完全放弃自由、平等、正义、民主、道德、伦理、法律这些一般概念,而是以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由概念为基础,在否定阶级政治暴力和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赋予它们新的内涵。     

论道德冷漠

道德冷漠作为一种善的缺乏,体现为道德敏感的缺乏、道德判断的搁置和道德实践上的不作为。道德冷漠是一种"平庸的恶",其出现主要是因为个体的道德抑制机制受损,因而缺乏与恶作斗争的自觉意识。道德冷漠本质上是一个如何看待他者的问题。     

全球贫困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以罗尔斯、辛格、博格的全球正义理论为中心

全球贫困是全球正义的核心议题。全球正义理论内部有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两种不同立场,国家主义代表人物罗尔斯主张有限人道主义援助。世界主义理论内部又有两种不同主张:(1)道德世界主义者辛格倡导无限人道主义援助;(2)政治世界主义者博格主张重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我们秉持综合主义全球正义立场,将全球正义与杨的社会正义理论结合起来扩展为全球社会正义理论,推动其从分配范式走向关系范式,主张人道主义援助和国际秩序重构融合互补,寻求一种以正义为基础,去"宰制和压迫"的伦理型国际关系,力图为全球贫困问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政治哲学视域下的“亲亲互隐”——以先秦儒、法思想为考察中心

先秦政治哲学的完备性结构不是"个体—公民社会—国家"三重域,而是"身—家—国—天下"四重域;这一四重域式的完备性结构实乃先秦诸子讨论政治哲学问题的观念前提。与儒家强调四重域的连续性、一贯性不同,法家将四重域通约为"身—国"二维结构,且以国这一维度为终极目的。在法家思想中,"家"并不具备独立的伦理道德属性,而仅仅具有被整合重塑的工具性地位。反对"亲亲互隐"的法家并不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而是为了更好地追求君国的利益。在儒家所强调的四重域的连续体下,"家"不仅是德性主体(身)自我确证的第一场域,更是政治秩序和谐与稳定的基源所在。儒家所主张的"亲亲互隐",在道德与法律的张力之下,实现了道德的可能性与法律的正义性之间的两全。线性地认为"亲亲互隐"危害社会正义,从而强制性普遍规定"大义灭亲"的做法,最终只能是反讽与悖谬地走向其初衷的反面,进而在实际社会效应上妨碍社会正义。     

马克思主义兼容道德、正义的三个理由

马克思主义与道德、正义的兼容关系,不是一个简单明了的陈述性问题,它的证立需要得到文本、逻辑和哲学精神的可靠支持。考诸经典文本,道德、正义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丰富的文本依据;考察逻辑方法,道德、正义是马克思惯用的从抽象到具体方法的老道运用;探赜哲学精神,道德、正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三维兼容。马克思与恩格斯并不是冷酷无情的理论家,而是兼具缜密思维的理论家和崇高道义情怀的伟大革命家。     

哈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论

边沁基于功利主义的立场,从普遍主义的观点提出实然法与应然法相分离的观点,这一观点成为当代法学家哈特的出发点,哈特强调无论任何法律,法律就是法律而不是道德。然而,哈特等法律实证主义者确实把法律看成是与道德相分离而没有关联的吗?实际上,哈特一方面强调法律与道德在存在形态上的分离,但同时也认为这两者之间有重合之处。如果人们过于夸大这两者的区分,就会导致无论是对于法律还是对于道德都有害的观点。     

理性慎思与正义的建构——基于休谟的分析

休谟主张从人性内在的情感欲望出发来解释人们的道德行为,但这种解释走向了一种道德相对主义,无法为人们的道德生活提供普遍的价值规范。正义不同于道德,正义作为一种公共性规范对所有愿意合作的人应具有普遍约束力。休谟在解释正义问题上特别强调理性慎思的作用,当然休谟的解释并不是重回理性主义的老路,不再是强调理性主导并支配情感,而是把情感作为行动的动机,凸显理性慎思对情感欲望的调整和引导作用。本文最终试图证明,休谟不是单纯靠情感来解释正义,而是基于情感与理性慎思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人类实践中正义原则的建构。正义的建构是人们综合情感和理性因素反思平衡的结果。     

罗尔斯应得观念的不对称性

在传统的正义理论中,作为评判个人行为和社会制度正义与否的标准之一,经典的前制度性应得观念占据着重要的理论位置,但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遭到了冷遇,被驱逐出了他所称的社会首要原则的范畴之外,并为基于制度性正义的合法期望的观念所取代。在罗尔斯看来,由反映这些合法期望的两个正义原则而非原本主导性的应得原则所规制的社会基本结构才是公平正义的。然而,他的这一跳跃不免太过冒险,在理论上至少导致了三个不对称之处,即应得的价值判断在否定性和肯定性方面的不对称,应得的道德情操在反应态度和合法期望之间的不对称,以及应得的适用范围在分配正义领域和惩罚正义领域上的不对称。而倘若他坚持一种多元主义的立场并继续保留应得观念,这些不对称之处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