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基雅维利的善恶辩证法思想

马基雅维利从现实的政治生活出发,深刻洞察到政治事件中的主客分殊、政治情境的生成流变、政治行动的复杂多变,描述了政治行动中善性与恶行的对立统一、相互转化和运动发展,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本文试图通过具体考察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德性条目,并以仁慈与残酷这一对具体德性范畴为例,揭示马基雅维利善恶观的德性效果论实质,并对其善恶观进行评析。     

善与恶的辩证法——马基雅维利论仁慈与残酷

流俗的观点认为，马基雅维利主张“新君主”为了维护其统治必须残酷无情、背信弃义，但实际上这里存在着明显的误读。对几组历史人物的德性与行为方式的对比性论述揭示，马基雅维利的主张毋宁说是，到底应该采取宽厚仁慈的方式还是残酷严厉的方式，政治行为主体需要充分考虑对象、情境、时机和方式等因素，否则可能会产生善与恶的转化。在马基雅维利那里，这种所谓的“辩证法”不只适用于仁慈与残酷，它至少还适用于慷慨和信义及其反面。作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式，它既是后果论的，也是情境主义的。它揭示了马基雅维利对古典德性论传统最大的背离与颠覆。     

哲学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重审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

斯宾诺莎与马基雅维利的联系,一直是政治哲学史上悬而未决的难题。根据当代"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两种理论路径,斯宾诺莎至少具有两种可能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面向:一是斯宾诺莎"理性自由"的哲学,它与推崇"积极自由"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有关;二是斯宾诺莎对"国家理性"的贡献,它证明了斯宾诺莎如何效仿马基雅维利的统治技艺,同时拒斥霍布斯的守法国家理论。基于斯宾诺莎对哲学与政治之关系的一般看法,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本质上是用纯粹政治的手段来达到超越政治的哲学目的。     

驯化僭主:《君主论》与《希耶罗:论僭政》的对勘

施特劳斯最早指出,色诺芬的著作对于马基雅维利而言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具体到《希耶罗:论僭政》,可以发现,《君主论》与《希耶罗》之间不但存在文本上的直接关联,而且它们在"驯化僭主"这个议题上有着类似的思路:借助"荣誉"与"荣耀"的中介来引导、驯化僭主的行为,使之成为君主。通过这种对勘可以发现,在马基雅维利与古典传统之间,有着比施特劳斯学派的论断更为复杂、多面的关系。     

命运、审慎与马基雅维利的道德叙述

马基雅维利关于日常道德规范的"邪恶"主张,导致读者很难认为其学说有任何道德之处。实际上,命运的变幻莫测使得马基雅维利体认到世界的偶然性与复杂性,从而将行动者置于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同时,他强调审慎行事的人必须得清楚意识到自己被命运置放其中的情势,而要对自己所处情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并据以正确行动。从形式上看,马基雅维利学说里的命运-审慎德性结构表明他的学说仍然是具有古典意义的道德叙述:强调个体的独特性,日常生活中自然欲望的重要性,生活情境的变动性,以及个体在回应各种独特的实践情境中以审慎统摄其它各种德性的要求。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在政治与道德两分框架下解释马基雅维利的传统进路。     

关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道德心理研究

上世纪60～70年代,Christie创造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心理学构念,而Exline,Geis和Bogart开创了关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道德心理研究,后继研究者继承并不断完善他们的实验方法,探讨了马基雅维利主义与不道德行为(尤其是欺骗和逢迎)、道德判断(包括道德观和道德推理)、道德教育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尽管有证据证明马基雅维利主义与不道德行为存在密切关系,但两者是否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仍存争议,不过多数学者一致认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不道德行为缘于其道德判断和道德教育,他们决策时将传统道德标准排除在决策标准体系之外,因此描述他们道德判断应采用"非道德"而不是"不道德"。     

试论马基雅维利对西塞罗的“反叛”与继承——以《君主论》与《论义务(卷一)》对照为例

文艺复兴是西方历史中的重要时期。它既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己任,又直接奠立起现代性的根基,为理解古今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本文通过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最知名的作品《君主论》与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论义务》两书间的对应关系入手,指出两人思想中的继承性远大于表面上的对立。马基雅维利那些看似离经叛道的论述,其实与西塞罗笔下诸多古典教义分享着同样的思维逻辑,尤其是两人的核心概念"Virtù"与"Officium"间存在直接对应关系。笔者试图以此反思现代早期对古典文明传承与"再造"问题。     

马基雅维利论党争

马基雅维利的党争理论具有辩证的逻辑和丰富的意涵。三对关键的概念使我们可以澄清马基雅维利有关党争论述的一些表面矛盾,并深入体察他对现代政党观念之形成所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罗马式党争与佛罗伦萨式党争这对理想类型化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马基雅维利对于党争的积极评价;必然性与野心这对概念有助于我们把握党争的不可避免性与派系之害的可消除性或可控制性之间的关系;而贵族与平民这对概念则有助于我们思考人民在共和政治中应当具有怎样的宪制地位。     

马基雅维利的国家理性论

在西方近代国家理性学说的发展史上,马基雅维利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关于政治行为之目的、手段、结果以及政治情境中“必然性”的论述,揭示了国家理性学说的基本要点;他对宗教、道德、法律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阐述,表明他是现代国家理性学说的开创者;围绕“马基雅维利主义”所产生的争论事实上都与国家理性问题本身的困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各种诠释进路与他的国家主义本身是相容的.     

君主政治行为的道德与非道德——马基雅维利道德思想探究

马基雅维利视阈中君主行为的道德与非道德思想的探究离不开伦理与道德维度的审视。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互斥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张力关系,他自己的道德思想与他论说的主体的道德并不等同,因此,对其道德思想的评价必须坚持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辩证统一。在他那里,道德与非道德之间的"度"主要在于为何而用、何时而用和如何而用,君主的道德抉择是在道德展示出的吊诡之处及与非道德之间相互转换的复杂多变的幻象中、在各种困境和冲突中、在理论与实践的错位和鸿沟中审慎地考量后作出的,道德的应然逻辑和想象的理论推演被打破。马基雅维利倡导的君主道德表面上是行恶,实际上是在行善,且需要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技艺才能把握的一种品质。     

哈姆雷特的命运观

恰切理解命运在人世中的角色,事关政治智慧.<哈姆雷特>提出了一个问题:潜在统治者遇到不幸时,应如何面对.通过展现哈姆雷特对命运的两种错误看法,莎士比亚显示了与古典哲人的一致:个人的不幸不应归咎于命运或神,而应归因于自己的天性和选择.哈姆雷特与荷马史诗和戏剧的联系,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错误理解命运的原因.尽管哈姆雷特对命运的看法类似于马基雅维利,但他矢志不渝地追求正义,则显示了他与马基雅维利的差异.     

工作场所的组织政治会危害员工绩效吗？基于个人-组织契合理论的视角

本研究基于个人-组织契合理论的视角, 通过对286份员工与直接主管的配对数据, 揭示了组织政治知觉对员工绩效(任务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对这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组织认同在这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组织政治知觉对任务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 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可以显著调节组织政治知觉与任务绩效、组织公民行为两者之间的关系, 而组织认同是组织政治知觉与任务绩效、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完全中介变量。调节路径分析结果表明：马基雅维利主义对组织政治知觉与员工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也是以组织认同为中介, 具体表现为被中介的调节作用。     

从“德性”到“个性”——“德性”和“道德”的区分与西方政治伦理观的古今断裂

"德性"的内涵关乎某种目的论,而"道德"要在"服从命令"中理解,作为悖反的结果,道德论世界观下才有对于"个性"的强调。古典政治伦理观建立在德性论的基础上,是一种德性政治学,它有三个基本命题:以德而治、因德成制、为德而治。现代政治伦理观对"德性"进行祛魅化,将自身建立在道德论的基础上,并将政府视为功能性的,是一种功能政治学。古典政治伦理观认为城邦的目的在于成就德性,而在德性祛魅之后处于道德论世界观之下的现代政治伦理观,或者否认政府的道德角色,或者认为政府的道德责任在于宽容和培养人的个性。     

马克思与马基雅维里的伦理建构与道德批判

马克思与马基雅维里(NiccolòMachiavelli)对待道德的态度是双重的,而不是矛盾的。研究马克思与马基雅维里之间的思想关系,有助于解决卢克斯所提出的、马克思对待道德的矛盾态度问题,有助于理解和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葛兰西与阿尔都塞对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借用。马基雅维里既批判道德为"对事物的想象",又要求复归"古代的德性"。马克思批判道德为意识形态,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仍具有道德谴责意味。马克思与马基雅维里既批判道德又实现道德,这正是黑格尔"伦理生活"之义。同时,马克思与马基雅维里之间也存在很大的思想差异:第一,他们对伦理生活内容的理解不同,马克思的伦理生活是消除民族差异和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马基雅维里的伦理生活是统一的民族国家、为共和国奠定基础的君主国;第二,他们所认为的伦理建构所需的客观条件是不同的,马克思强调经济条件,马基雅维里更加关注政治秩序。     

黑暗人格三合一研究述评

如果说大五人格代表了特质论人格心理学对非临床人格的研究成果,近期出现的黑暗人格三合一则代表了对亚临床人格阴暗面的研究成果。黑暗人格三合一由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和精神病态三种人格特质构成,这三种人格特质在西方文化中均属于反社会型人格特质。对黑暗人格三合一的研究发现:(1)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和精神病态各自独立又相互交织;(2)它们的测量工具均较为成熟;(3)黑暗人格三合一不仅具有反社会性,也具有亲社会性;(4)黑暗人格三合一反映个体的快速生命策略;(5)遗传和环境因素在黑暗人格三合一的形成中发挥不同作用;(6)黑暗人格三合一是不同于大五人格的人格特质群。     

政治与伦理为何起了冲突——思想史的回顾

在柏拉图那里,政治与伦理是浑然一体的,若没有灵魂的超验性运动对权力欲的节制,城邦和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在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二元架构中,真正的德性完全归“上帝之城”所有,一座以自我中心为特征的“地上之城”浮现了出来,使得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与伦理的冲突具有了可能性;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政治被界定为权力政治,灵魂救赎问题被排除出政治问题之外,放逐到私人领域,从而确立了政治与伦理的冲突.     

庄子"德"论释解

庄子"德"论思想主要承接老子对"德"的阐释而来。"德"的原初意义是为"得到",老子在此基础上对"德"的蕴涵加以提升与扩展,主要意指为"人"与"万物"从"道"得到的属于自身的特质,具体落实到"人"这一个体层面而言,主要是指个体的德性而论,老子哲学中的"德"重在阐述政治意义层面个体之"德"。而庄子所论的"德"着重阐发了人生哲学领域"德"的多重性,进而在自我个体精神层面扩充了"德"的内涵。庄子在其"德"论思想中引入"心""性""情"等概念,并突出了自我个体不但是道德性的存在者,而且是"德""形""心""神"的有机统一体,依此自我个体方能在把握自身"德"的基础上,在反思自我过程中,展现其审视世界、沟通世界的多维向度,这使得庄子"德"论思想既体现了其自身特点又展现了其多样化色彩。     

行政管理中“慎”德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在中国传统官德体系中,"慎"和"清"、"勤"一样,都是最核心的道德要求。"慎"德既是"清"、"勤"等德性养成和保持的前提,其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德性,在施政中可以更好地维护老百姓的福祉和利益。在现代公共管理中,遵循"慎"德的要求,就要谨慎地使用手中的权力,审慎地对待每一项决策,同时还要在管理的态度和方式上更多地听取众人的建议。在现代行政管理中,"慎"德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是确保行政人员以公共利益为价值目标的重要保障,是确保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对于克服风险和危机、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片面到完善——简论《麦克白》对君主政治的反思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中,邓肯、麦克白和马尔康先后登上王位,若结合马基雅维利在《君王论》中的观点来看,不难发现三人虽然都是独裁君主,却有着迥异的统治理念。从邓肯到麦克白再到马尔康,君主政治实现了从单一片面到趋于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莎士比亚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思考。     

立志的“自己本位”及其提升

立志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政治现象。它通常以德性论的伦理样式塑造着人的志业追求和精神生活。然而,个体德性论视阈中的立志只是在与自我相涉层面,关联着我们做人的观念,一旦扩及更广大的社会和人类意义上的事业追求和精神生活,往往遭遇诸多理论与实践上的困惑。故澄清立志之为德性的本质,还需拓展其文化政治意义。儒家有千年一贯的立志德性传统,其德性诠释的逻辑是"以‘心’‘之’‘道’而成‘德’"。然而,其自己本位的个体德性论局限亦颇为明显。故欲超越传统德性论诠释,就需要将立志的个体德性论视角与时代总体性文化政治意义相结合。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毛泽东的立志范例提供了经典诠释。立志的文化政治意义在于:立志活动只有超越个体德性论视角,才能走出自我中心主义的阈限,将个人志业的追求和人类解放的事业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