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道德——论阿伦特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

作为政治思想家,阿伦特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也是深刻的,然而这一方面却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阿伦特的批判包括三个层面:首先,就道德主体而言,以复数的"人们"批判理性存在者;其次,就道德主体的理性与意志关系而言,以判断的综合作用来批判将两者直接勾连的处理方式;最后,就道德判断力的性质而言,以基于共通感的反思性来批判基于道德法则的规定性。阿伦特这一批判代表着一种新的路向,对之后的思想家影响重大。     

政治与道德的分与合——论康德政治哲学中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康德的政治著作中,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有分界、冲突、一致等不同表现形式——政治与道德严格分界,如果发生冲突则提交道德来裁决,政治在根本上以道德为基础。其不同形式具有内在关联,它既体现了外在自由和内在自由的关系,也是康德理性主义哲学的必然要求,政治是理性的产物,道德也产生于理性。全面分析康德政治与道德关系的思想,对于理解现代政治很有启示。     

政治的审美化与自由的绝境——康德与阿伦特未成文的政治哲学

在透过当代自由主义的局促的理论视野去理解和解释康德的政治哲学,而自称康德主义者又成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的风尚的时代,重温阿伦特从《判断力批判》的“审美判断力批判”去挖掘和重建康德的未成文政治哲学的工作,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本文在重新梳理康德的成文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分别从历史概念、政治概念、判断概念、契约概念、公共空间概念的角度全面地分析了阿伦特的解释理路,探讨了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与康德的政治哲学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指明了阿伦特的诠释范式的潜能和限制;阐述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交往行动理论对阿伦特政…     

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论康德政治学说的道义论特征

道义论不仅可以用来说明康德的伦理学,还可以用来说明康德的政治学说。康德站在权利原则立场上批判政治的幸福原则,主张政治必须符合权利正当性原则,主张政治行为要以人为目的并实现人的尊严,这些观点都具有典型的道义论特征。康德的政治道义论作为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的演绎,在理论上具有合法地位,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康德的政治道义论既站在权利立场批判了发展的限度,又赋予权利以道德特征,更提出了政治的道德目标,这使得他的政治学说既具有重要现实针对性,也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价值标杆。     

重思感性活动——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基础

“感性”是康德和马克思思考问题的共同出发点，但康德看到的是“活动的感性”,而马克思强调的是“感性的活动”。从表面来看，这只是词语的颠倒；从内在机理来看，却是思维方式的根本不同。“活动的感性”引申出科学知识与道德信仰的划界、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感性的活动”则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彰显着实践活动涵摄认识活动的一体关系，其理论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此，人对自然合理性态度的形而上学根据只能是“感性的活动”,它内在蕴含着“人应当怎样行动”的绝对道德律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以人的自由本质为前提、凭借人的理性能力确立的改变世界所应遵循的普遍价值原则之一，对人的经验生活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范导性作用。     

20世纪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四重向度

20世纪中国哲学话语体系是哲学思想内涵、时代话语语境和认知范式共构的产物,体现为话语意愿、话语能力和话语诉求的统一,并呈现出四重向度：以道德为中心的观念话语、以价值为中心的政治话语、以信仰为中心的生活话语、以传达为表征的物态话语。这四重向度是辩证统一的,并呈显为如下的逻辑展开：道德内涵着价值确认,价值以道德为基础,并呈现为主流社会政治的价值认同;在此基础上,符合内在道德需要和外在价值诉求的信仰得以建构,道德、价值与信仰的直观传达统一于物态话语中。20世纪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是文化复兴视野下文化自信、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重要维度。     

牟宗三先生以“自律道德”的理论诠释儒学之蠡测

关于牟宗三先生对儒学与康德哲学的比较研究,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评论,可谓见仁见智。我在时贤讨论的基础上,就牟先生以“自律道德”的理论诠释儒学的问题谈一点浅见,敬请各位专家不吝赐教。一、“仁义内在”的“自律道德”意涵康德的“自律”原则的提出,在西方伦理学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中,康德指出:“自律原则是唯一的道德原则”,“道德底原则必然是一项定言令式”。(康德,1991年,第67页)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指出:“意志自律是一切道德律和与之相符合的义务的唯一原则;反之,任意的一切他律不仅根本不建立任…     

印光和康德的契合点:以信仰引领道德——兼论当代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与出路

关于信仰与道德的关系,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十三祖印光的"儒佛双美论"强调,"得到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信仰能使净土宗信众内心变得十分纯净,并且生发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此力量可引领信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成为世俗的道德楷模;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看来,对"至善"的追求和对上帝和天堂的信仰能引领人们严格地实践道德,认真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不畏惧因坚守道德而吃亏。由此可见,以信仰引领道德,道德因信仰而周全,此乃印光和康德在思想上的一个契合点。从这一契合点出发,我们关注和思考当代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与出路。     

自律的悖论与罗尔斯的契约论解决

通过将西季维克的批判重构为一个立法者的悖论,文章展示了构成康德伦理学核心的自律理念内在的悖论性,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康德解释对西季维克的批判的回应。借助契约论,罗尔斯在与目的王国理念的关联中对康德的自律观作出了自己的独特的解释,这一解释将自律表述为一种受到制约的集体立法,从而避开了西季维克的指控,捍卫了康德自律的立法义。但是,文章也指出,罗尔斯对自律的这一解释事实上偏离了康德以个体意志自律的理念所表达出的道德理想主义,而转向一种以(理想)共同体为旨归的卢梭-黑格尔式的政治理想主义。     

建构中国本土化环境伦理理论的生态情感进路

荒野在西方是与内在价值和国家公园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的。国家公园体系中所强调的荒野保护是以荒野具有内在价值这一环境伦理价值观为基础的。这一伦理基础受三大哲学流派的影响: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斯宾诺莎的自然观和康德的义务论伦理思维模式。中国哲学对情感的强调使之形成了一种注重关系的思维模式,而荒野因为在这一思维模式的框架之外并不具有道德地位。中国建立环境伦理理论不能从荒野具有内在价值这一西方的环境伦理价值观出发,而应以生态情感这一核心概念为基础。     

“未写出的政治哲学”——汉娜·阿伦特与《判断力批判》重构

阿伦特认为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包含着"他未写出的政治哲学",因为康德真正的政治哲学是基于他对判断而不是意志这种人类能力的考察。阿伦特在康德的鉴赏判断中发现了判断的这种自主性能力,即在缺乏概念和规则同时又不放弃某种普遍有效性的情况下来判断特殊物的能力。判断不仅是在与共通感同源的共同世界中发生的,而且与"站在其他人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这种扩展的思想方式联系在一起,判断的必然性是一种通过想象力而成为可能的示范性的有效性。阿伦特对《判断力批判》的重构旨在表明,反思性判断力不仅是一种区分美与丑的能力,而且也是一种区分对与错的能力。我们必须像判断美的对象那样来判断对与错,因此,反思性判断力成为了政治判断的一种模式。     

康德的“划界说”

康德的“划界说”王淑芹令康德赞叹和敬畏的,除了头上的星空,就是内心的道德法则。康德对道德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精心建构了一个以自由为基础,以道德准则为形式,以至善为根本目的的道德体系。在康德的道德体系中,他并没有直接阐明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而是通过对...     

无思的普遍性与个体的选择及其责任——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无思性谈起

平庸之恶是阿伦特在反思纳粹暴行时提出的现代恶的一种新形态。阿伦特将平庸之恶的出现归因于社会大众普遍陷入无思状态而造成的集体道德崩溃与沦丧。然而,从伦理行为的思与行的辩证关系看,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分析虽然直击要害,但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为她主要是从“知”或“思”的层面来分析纳粹之恶,而没有从伦理之“行”的维度进行分析。针对以艾希曼为代表的纳粹之恶,仅仅从无思的层面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无思的道德反思难以解释纳粹德国的制度之恶以及恶之代理人(艾希曼)的伦理责任,也不能探索与剖析奥斯维辛事件的真正面目,这也是阿伦特在提出平庸之恶后招致众多批评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虽然触及了纳粹制度之恶的无思的普遍性维度,但却极易遮盖道德个体行为的责任与行动,从而将道德之恶这一复杂问题简单化和平面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阿伦特对纳粹之恶的伦理反思更接近康德主义的普遍性之思,而远离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主体的责任与行动。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家赫勒和鲍曼将平庸之恶追溯至个体的道德行为及其责任的哲学反思则弥补了阿伦特无思的平庸之恶的思维缺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推进当代伦理学有关恶的哲学探讨。     

道德信仰的两重规定及其限度

道德必须以信仰为基础 ,道德信仰既是对道德的信仰 ,又是对善的终极追求。两者合为一体 ,统一于道德信仰这一主体的道德意识之中的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反映了人对道德的态度与意愿。这是研究道德信仰应有的理论视点。     

什么是道德的最好理由——从康德的观点看

康德为人的最高价值与尊严提出许多不同的理由:自律带来原则的自我一贯性;自律体现无条件的、最高的善;人格性具有绝对的崇高性;设立道德法则的立法者拥有普遍有效的权威性;自由构成了行为负责能力和诸内在价值的根源,等等。笔者认为,基于崇高性和基于内在价值来源的论证是康德哲学基础性的深层论证,而"自由构成内在价值的来源"是康德为道德提出的最好理由,对当代哲学思考仍然有独特的意义。     

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     

康德是道德内在主义者吗

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间的争论是当前道德心理学讨论中的热点问题.这一争论的核心是如何理解在某个行动中理性、意志和欲望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三种心理状态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康德式内在主义理论需要给出一种论证来弥合理性和动机之间的裂痕.康德实践哲学实际上是围绕欲求能力(Begehrungsverm(o)gon)的两种规定根据而展开的.在康德的动机体系中,理性或道德性与欲求能力之间的裂痕实际上已经通过敬畏(Achtung)这种先天情感得到了合理的安置.     

从“智的直觉”论牟宗三对康德批判哲学的批判

康德因为不承认人可有"智的直觉",从而造成此岸现象世界和彼岸物自体世界的截然两分和不可通约,其追求的"道德律"也不得不以"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这"三大悬设"为依据,而这反过来却进一步使之沦为空虚。牟宗三在深刻理解康德哲学人学意义的基础上,从"智的直觉"入手对康德批判哲学进行了批判,并由此证实由"本心仁体"发出的"智的直觉"具有贯通经验世界和道德本体世界的能动性和实在性,以建立实在的"践仁尽性"的道德形上学体系。     

略论道德意志对审美情感作用的意义

19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对道德心理与审美心理进行了界定。他认为,人的心灵分为认识、快与不快的感情和愿望三个部分,也就是知、情、意三部分。适应这三部分,人有三种认识能力:知解力、判断力和理性。以知解力行使职能的现象界,它受自然的必然律支配;心理性行使职能的物自体,它不受必然律的支配,它是自由的。前者是自然,后者是道德;前者属于理论认识范围,后者属于意志信仰的范围。判断力是关于感情的一种认识能力。判断力中包括审美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