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告之辩看告子思想

《孟子·告子上》中孟子与告子之间的论辩,是记载告子思想的主要素材。在孟学史的传统解释中,孟告之辩的主题是人性论,孟子通过对告子的批判,捍卫了其"仁义内在"的性善论主张。然而在《荀子》和近年出土文献中可以发现,"善"的含义并不限于孟子式的道德心理意向。通过对孟告之辩的分析可以发现,告子思想的核心问题是"义外",在人性中并没有生来具备规范性的伦理原则。告子的义外说导向"学礼"的修养工夫,在儒家传统中接近荀子一脉。     

告子辨析

围绕赵岐《孟子注》,后世学者对告子其人展开争论。就争论内容而言,涉及告子与浩生不害、告子与《墨子》中的告子是否为同一人,告子与墨子、孟子等是否为师生,告子是否为杨朱学派等问题。本文论证告子与浩生不害、《墨子》中的告子不是一人,与墨子、孟子无师生关系;告子不是道家人物,更不是杨朱学派或宋钘、尹文学派中人。     

伦理原则与心性本体——儒家"仁内义外"与"仁义内在"说的内在一致性

郭简《六德》篇讲“仁内义外”,孟子则批评告子“仁内义外说”,而主仁义内在。学者疑之,至有据此否定郭简思想属思孟学派者。本文指出：《六德》篇与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名词相同,但内涵迥异。郭简《六德》篇的“仁内义外说”,讲家族内、外治理方法的区别;告子所持“仁内义外说”,则是由人的情感生活与道德普遍性之割裂,而引生一人性“白板论”。《六德》篇“仁内义外说”所言治道,表达了儒家的一贯思想,亦为孟子所肯定。但告子“仁内义外说”所表述的人性论,则与儒家尤其思孟一系的核心思想相抵触,故为孟子所驳斥。孟子与告子有关“仁内义外说”的论辩,凸显了孟子人性论的根本特色和精神实质。孟子仁义内在于人的实存和情感生活的性善论,为《六德》篇“仁内义外说”所表达的儒家治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者本无矛盾,不能据此而将《六德》乃至郭店儒简排拒于思孟学派之外。     

恻隐之心:“同感”、“同情”与“在世基调”

一、问题的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最能体现儒家对人性理解的一个关键词,莫过于恻隐之心。因此,把握恻隐之心的深刻内涵,对我们理解儒家的人性论至关重要。究竟何为恻隐之心?它与孟子提到的其他三种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参见同上])关系如何?近年来,西方学者往往从同     

告子人性论思想新思考——以卢梭人性论思想为参照

人性论的研究有两条进路,一是从自然的层面上研究人性,另一是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研究人性。孟子的研究显然属于后者,而告子属于前者。从自然的层面研究人性并不意味着肤浅。例如,虽然告子的人性论思想往往被理解为材质之性,但实际上告子的人性论思想远不仅此,告子的人性论思想是复杂且深刻的。通过阅读卢梭对于人性的理解,我们发现卢梭与告子有许多相似之处。以卢梭的人性论思想为参照来理解告子的人性论思想,不仅可以加深对告子思想的理解,同时,卢梭的一些观点也是对告子思想的一种解释或者补充。     

“应物而无累于物”

<正> 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和《孔子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小小学术座谈会”。座谈的题目定为:“心性之学”,并且在通知单上写明:“这是一个古老的题目,但望能探得一点‘源头活水’出来”。我觉得会议召开得好,题目出得好,“探得一点源头活水来”的立意更好。“心性之学”,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对我们民族的凝聚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正面作用固然很重大,负面作用也很不小。告子提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孟夫子批评说,这是不分人和禽兽:难道人和牛和犬是一样的吗? (见《孟子·告子上》)看来,告子讲的是人性的最低层次,孟子强调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人性的第二层次;还有在人中再分出圣人和凡人的区别,这是人性的第三层次,也是最高层次了。儒家特别强调“修身”、“养心”、“养性”。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树     

孟子“义内”说发微

“义内”说是孟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涉及到人性、人禽之辨、道德礼法的本原、道德理性的普遍合理性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分析了孟子与告子围绕人性和“义内”问题所展开的辩论,并根据《孟子》和其他早期儒家思想材料对“义内”说作进一步正面阐发。文章指出,从作为道德本原的“仁”和“义”的关系来看,“仁”源于自然本能,而“义”才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自觉意识和道德理性;从“义”和“礼”的关系来看,“义”是一切“礼”的创制和改造的依据,是人们道德理性的终极依凭。因此“义”必然是内在于作为一个类的人的规定性之中的。“义”的普遍合理性可以在历史中得到证明,也可以经由忠恕的方法加以体认。“义内”说在道德实践层面上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仁义内外与人性善恶——重审孟告之辩的两个主题及其关系

孟告之辩涉及仁义内外和人性善恶两个主题。仁义内外之辩针对的是道德实践的动机问题,而非道德规范的来源问题,内外是相对于道德主体之"心",而非相对于先天本有之"性"。孟子反对告子"仁内义外"说而主张"仁义内在",实是主张仁义应当内在于人心,亦即道德实践应当是自律。这种内在性的程度根据人心对道德理由、意义的反思理解程度不同而有深浅之别,即使孟告在"仁内"这一点上看似并无分歧,实则仍可能存在这种程度深浅之别。孟子以"四端"说为内容的性善论只能说明道德规范和道德意识的一部分来源,在相对于人性的意义上说"仁义内在"恐难完全成立。道德规范有时并非来源于人性,相反是为了约束和矫正人性,即便如此,这些道德规范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人心的自觉选择。在人性论上持相反立场者,如孟子和荀子,也可以在相对于人心的意义上达成"仁义内在"的共识。     

试论荀子对告子人性论的继承与扬弃

本文认为 ,孟子人性论中的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均一体性地来源于天命 ,它们之间具有一种包容关系 ,其中的两个连接纽带“情”与“理”也一体性地处于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之中。告子在与孟子的争论中则打破了这种一体性 ,他以情为纽带衔接人的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 ,这使告子陷入了两难境地。荀子则发展了告子的“生之谓性”的含义 ,并以“知”“虑”为关键点连接起人的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 ,从而消除了告子的困境。这样 ,荀子关于仁义内外的思想既继承了告子的思想又扬弃了告子的思想     

孟荀人性论方法初探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思想史上就有了关于人性的研究和探索。令人注目的是,儒家内部孟轲和荀况各树一帜,分别提出性善说和性恶说。两种不同的人性观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透过孟荀在人性问题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他们在与人性有关的好些重要问题上,有着一致的看法。首先,他们都认为人作为感性存在物,其自然欲求是生而有之的。孟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     

重思先秦儒家的仁义内外之辨

仁义内外之辨是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其一,区分了私德、公德。对此,先秦儒家普遍认同仁内义外。其二,分析了道德准则的根源。礼学派和告子认为仁内义外,孟子则认为仁义内在。其三,揭示了道德实践的基础。告子坚持仁内义外,孟子则认为仁义内在。其四,阐释了治理法则的来源。孟子承继仁义内在的理路,荀子则取仁内义外之说。仁义内外之辨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余波一直延续至宋明理学。     

先秦人性学说的文化意义

先秦人性学说的文化意义刘梦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先秦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文化现象，那就是人性学说甚为繁盛。除了孟子的“性善说”和苟子的“性恶说”外，据史料记载，又有用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密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也持相近的人性看法；战国著名学者杨朱、墨子...     

湍水之喻与善的必然性——孟子与告子“湍水之辩”释义

孟子与告子经过湍水之辩揭示了善的必然性,首先在于告子错误地理解了水和人,即抽象割裂地视水为脱离大地的分离存在,相应地也将人视为抽象的孤立存在物。告子将人视为整体性与过程性的统一,在能动字义上将性理解为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此即善之必然性的要义。如此必然性,是在与他物构成的整体中,不断由否定而实现自身肯定的过程。     

论焦循《孟子正义》的易学诠释

《孟子正义》是清代乾嘉学者焦循晚年的学术名著,自它公开出版以来,深受儒学特别是孟子研究者的重视和关注。本文则从易学的角度,考察、发掘焦循阐述《孟子》思想的易学内涵,认为孟子崇尚的所谓先王之道,是以易学中的通神变化之道,即“时”的观念作为其思想基础的,并藉此对孟子的经权思想作了易学的发挥,指出其具有调适和顺化先王之道的双重特征。焦循认为孟子的性善论也烙有易学"感而遂通之性'伪印痕,但在论证过程中,焦循却摒弃孟子的性善说,成为告子人性论的维护者。至于重塑孟子的理想人格,焦循终究未能翻出儒家在现世社会生活的背景下,以道德实践为根本内容来构建理想人格的旧轨。     

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人性观

介绍了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人性无善无恶论,以及扬雄的人性善恶相混论。希望通过对儒家文化的分析来为传统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提供参考。     

“儒教”辨

一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儒教’之说由来已久,但“儒教”之“教”字的涵义历来并不相同。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理解。 一是早期儒家学者,把“教”字理解为儒家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即《中庸》所谓“修道之谓教”和孟子所说“教亦多术矣。”(《孟子·告子下》)关于儒家的教     

孟子论孝与“无后为大”

本文从几个角度概述了孟子对孝的论述与实践,认为孟子是一位孝子。同时对《孟子》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进行了阐释。认为孟子只是就舜在特殊情况下"不告而娶"而言,目的是强调人类社会繁衍。"后"不一定单指男子,应指子、女而言。今日之"后"更是如此。     

论"仁内义外"

“仁内义外”是战国时期思想家们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孟子》中的记载,告子曾经有过这样的主张。《告子上》云: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此外,《管子》和《墨子》中也有与此相关的线索。前者见于《戒》篇,其说法是: 仁从中出,义从外作。表面上看来,与告子的主张是近似的。①后者见于《经下》:     

说“良心”

<正> 最近,面对着拜金主义的泛滥,谈论良心的人又多起来了。“良心”这个词,对于理论界真是久违了,学者们不大从正面说它,似有意回避,提到的地方也是带有批判性的。不讲良心的结果,泯灭天良的事便多了起来,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多数人日受其害,于是人们又重新呼唤良心的归来。道德的败坏当然有十分复杂多重的原因,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理论上对“良心说”的全盘抹杀,使许多人错误地以为良心无用、良心不好,也是重要的导因之一。“良心说”最早由孟子提出,他有一句话:“其所以放其良心者”(《告子上》),朱熹注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孟子更喜欢用“良知良能”来表述人性中之善端。王守仁上承孟子,以“致良知”而著称于世,“良知说”由此而大放光彩。学术界虽多讲     

非墨非道：告子思想流派平议

告子以“生”训“性”,但问题在于何以释“生”?郭店楚简有关生、眚(性)的种种论述，为进一步厘清告子哲学意趣及其思想流派提供了可能。以往研究或归其于“墨”,或视其为“道”:前说未辨“义外”,大本有失；而后说浑“同”略“异”,难窥堂奥。告子上承孔子“心安”之旨、下启孟子“义内”之思，长于“情—欲”而蔽于“情—义”。告子不仅代表了彼时最为盛行的人性观念，且还构成周秦思想版图中的关键坐标：其非但反向激发了孟子阐释性善的哲学洞见，更从正面彰显出儒家形上意蕴的不同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