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牛未见羊也"——《孟子》中"见"的道德本性

<孟子>当中讲述了一个有关齐宣王的故事,人们过分地关注"以羊易牛"这件事,而忽视了对直接导致此事发生的"见牛"的分析,从而也就没有认识到"见"当中所蕴含的道德本性.在孟子看来,我一旦"见到"了某物,它就已经依赖、从属于我,我就对它的生死存亡负有了道德责任,更不忍心去加害于它.而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不道德行为的发生,恰恰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我们对一些伤害视而不见或见不到自己所加害的对象.     

孟子对“善”观念的改造与重建

孟子将善纳入人性论,通过明确人本原的自发的道德倾向,性善成了道德所以可能的基础。在性善观念中,善的含义就是道德善,它是人类共同体秩序和道德的表达,因此道德的含义就是人自然的道德倾向与人类共同善之间的统一。以向善的共同趋向为基础,人类的基本善就是一种实存的价值,公义也因此成为可能。基于此,建立一个善的人间秩序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可行的。     

消费文化场域中大学生消费行为的道德反思与重建

在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影响下,人们的消费方式正趋于多维度。作为当今社会特殊的消费群体,大学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选择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在消费文化场域中,当代大学生消费文化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要从多个层面对这一群体的消费行为进行道德反思,从德育重建的角度给出规范大学生消费行为的方法和策略。     

“一般风景,两样心情”——罗哲海与朱利安孟子诠释之分歧北大核心CSSCISSCI

"道德何以奠基"问题是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德国汉学家罗哲海、法国汉学家朱利安在各自出版的论著中,都基于"道德奠基"这一问题意识,对孟子思想进行了阐发。然而,两位汉学家却由相似的问题域开出了极为歧出、同时具有鲜明对照性的结论。考察他们对孟子的具体诠释,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欧美汉学界内部在价值立场、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深层分歧,同时可以在"跨文化"的语境中揽镜自鉴,重思中国哲学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保全性命，还是履行职责？——关于“范关忠事件”的道德反思

汶川地震中的范美忠事件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和激烈争辩。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的教师范美忠在地震发生之时正在给高中生上课。当他意识到真的发生地震之时，本能率先第一个冲到了操场，而没有采取任何言行提醒或帮助他的学生逃离教室。争论的核心实质上是：“范美忠行为”在道德上究竟是否可以允许？是否应当受到谴责？教师在紧急情况下究竟有没有冒死保护学生的责任？范美忠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道德本质和道德义务的绝佳案例，值得我们仔细分析。     

作为“他者”而承担道德责任的智能机器 ——一种人工智能成为道德能动者的可能性

智能机器的责任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很多学者认为智能机器不具备承担道德责任的能力,因此不是道德能动者。从责任的他者视角出发对智能机器道德自主性与意向性的质疑,并不能否认其具有道德责任能力。从他者期望型道德责任的角度看,智能机器由于人们的期望偏见、智能偏见和地位偏见而不被承认具有道德责任能力。如果智能机器想要在现代技术社会的责任网络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就需要我们如实地期望智能机器人的道德责任,摒弃事后立场、语境不匹配、人类中心主义等经典责任伦理面临的问题,从而生成新的他者期望型道德能动者。     

对“小悦悦事件”的道德反思——兼论社会道德建制

在以寻求利益最大化为价值追求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依循市场的经济原则行事.市场的经济原则渗透到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之后,必然带来矛盾与冲突.如何面对矛盾冲突,在接受与正视矛盾冲突之后又当如何作为,成为摆在世人面前的尴尬难题.经济人与道德人的两难进路,虽然难于明确地、截然地取舍与平衡,但是基于共同的理性认知能力和共通的对于快乐与痛苦的感受,我们应该能够做出改变、寻找到出路.     

孟子的“恻隐之心”与列维纳斯的“感受性”——兼与伍晓明先生商榷

孟子对于恻隐之心的叙述与列维纳斯对于感受性的描写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但是,作为两种异质文化的产物,恻隐之心与感受性之间的差别也是甚为明显的。恻隐之心是内在具有的、先天禀赋的,感受性是他人赋予的、后天获得的;恻隐之心所发出的道德律是自律的,源于感受性的道德律则是他律的。     

关于“宗教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的思考

近些年来,学术界和宗教界的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存在着社会道德危机,原因在于中国人没有信仰,因而需要发挥宗教的社会道德作用,需要建立一个"信仰中国"。这些观点不仅逻辑前提是不成立的。而且推理也是站不住脚的。其错误在于三个方面,分别是道德起源神圣化、世俗道德神圣化和道德功能神圣化;并且其逻辑前提.即"社会道德危机论"也是不成立的。根据唯物史观。社会道德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物质生产活动。     

以道德责任为着眼点，彰显伦理学的理论反思与实践品格——评郭金鸿的《道德责任论》

伦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哲学分支学科,它既需要关注"道德形上学",又需要直面现实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科学地解决影响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的伦理道德难题.     

专制与“民本”——兼论明清时期《孟子》的地位沉浮

与孔子和荀子思想相比,孟子思想更切近社会和政治,更强调民生和民本,虽具理想主义色彩,却有更鲜明的入世精神,且不乏核心价值的坚定性,从而才使中国古代社会有了制约权力放纵的理念和被广泛认可的政治、社会正义,有了得以追求的理想人格和值得向往的家给人足的幸福期待。也正因如此,在帝王专制日益强化的历史条件下,《孟子》之书终于在明清时期被皇帝痛恨和删节。孟子思想的遭遇证明了儒家思想的内在矛盾,证明其民本思想的伟大及其制约权力放纵因为缺少可操作性制度建构而软弱无力。然而其仁政思想,对于理解中国特色,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如何理解孟子的“四端之心” ——兼与周海春先生商榷

四端之心是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它不只是孟子性善论得以成立的根据,同时也是道德行为得以可能的直接动力。四端之心并非简单并列的关系,四端以恻隐为根基,羞恶、辞让(恭敬)、是非是以恻隐为基础而次第展开的,这可以说是孟子四端之心的内在结构。     

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与展开——以对《孟子》“集义”的诠释为中心

“集义”这一概念自经孟子提出后,便吸引了后世学者的注意。汉以降至宋初,“集义”只是描述义与气共同生起的状态。但在宋明理学思潮兴起之后,“集义”被解释为“积义”或“积善”,转化为一项重要的修养工夫。围绕着集义的阐发,宋明理学工夫体系中的核心议题、话语如有关道德心性涵养与道德实践活动关系的敬义论,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关系的知行观,以及注重先验道德觉知、本能的工夫论皆得以构建、展开。考察集义之诠释,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建构、分化、趋向,也对理解与勾勒近世儒学史的演进、发展、变迁不无裨益。     

“空间也是金钱”: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空间生产与消费——基于对酒吧经营与消费的调查

城市化进程中空间的制度性分化与区隔重新定义了空间的性质和人们的生活,打造具有社会性的公共空间成为消费新时代资本扩张的重要方式。立足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本文提出制度性空间-日常生活实践-社会性空间这一框架,分析酒吧经营者如何整合社会语境中的异质性要素对空间和人群进行再组织,打造另类的社会生态以激活空间的经济效益。声光电等场所布置为进入酒吧的人群构建了特定的集体休闲叙事,人群组织和位置安排则进一步形成娱乐性消费动员。通过制度性空间中的“游走”和具体空间的“介入”“挪用”实践,人们各自生成了在城市中的日常生活图景,共同支撑宏观社会的运转和资本的再生产。     

“色”与“礼”的关系——《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孟子·告子下》之比较

《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孟子.告子下》均有关于“色”和“礼”的论述。《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两者相同,有讨论“色”(情、欲)和“礼”(外在规范)关系的问题意识,也有“礼”来自于情欲,是对情欲之调节或引导的表述,《孟子.告子下》则不讨论这些问题。对情欲和礼之关系的认识,《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的思想倾向更接近《荀子》。用诗来改变人的情性之观念,《孔子诗论》和《毛诗序》一脉相承。     

“道德环境”与文明——涂尔干之学的启发

本文据作者2017年11月18日在北大文研院纪念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口头发言整理而成,述及年鉴派汉学成就、道德环境(社会)、文明论及学派形成等,夹叙作者个人在其学术实践中如何体会涂尔干相关思想的启迪。作者指出,涂尔干逝世百年了,但我们的处境(尤其是个体-实利主义和排他的国族主义制造的氛围)并没有产生根本改变;重新发现这位前辈的教诲,学习其思想,对于我们更务实地看现实出现的问题及我们对它担当的责任,都深有启迪。     

“性体”与“情识”——论张岱“情欲解放”与“道德严格”的两相并行

张岱的思想继承了阳明心学的基本面貌,主张作为本体的"性"为无善无恶而又为至善,以"真情"为人之性灵,并在本体意义上把"性"与"情"两相同一。因此一方面,他既强调"情"的合理性,以此来张扬个体的独立自由,另一方面又强调"率性而中",要求"情"的表现须合乎"性体"之本然。"情欲解放"与"道德严格"在张岱那里是可以两相并行的,而作为两者之间强大张力的内在制衡,则是"诚"。本文对张岱的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刻剖析。     

易学与《中庸》《孟子》的交锋——从朱陆“无极太极之辩”切入

宋明理学与经典关联紧密,经典义理与理学家的阐发处于相互“交织”的状态。交织意味着被解释的经典本身的思路与作为解释者的哲学家的洞见都是哲学的主体。先秦经典之间存在分歧,但理学家试图将群经统为一贯,使得儒家哲学内部存在分裂与统一的对拉力量,因此需要以一种理路为“解释主轴”来统合其他经典。朱子与象山分别以易学与《中庸》《孟子》为主轴,“无极太极之辩”正是二者交锋的集中体现。朱子坚持易学本体论结构,区分形而上与形而下,将“无极而太极”解释为天理,这种结构源于《易传》的道器之分;而象山则从《中庸》《孟子》心性论的贯通性出发,认为极就是中,无极就是无中,因此“无极而太极”必非周子本义。朱陆之辩也与四书升格运动的高峰相耦合。儒家哲学的内在张力也是发展的动力之源。经典与哲学的互动为中国哲学史书写提供了新视角。     

从古“仁”字到孔子的“仁学” ——“仁”的原始与变迁及其道德性的构建

孔子仁学的确立与三代以来仁字字义内涵变迁的过程有着密切关系。仁字在孔子之前已经出现并使用,但其道德性内涵并不明显。直至孔子,仁的道德内涵得到了丰富与拓展,逐步向表达人之道德性根据的概念范畴演进。前孔子时代的仁,从指涉人之美好气魄到多才多艺能事鬼神的能力再到与人的品质行为相关的评判标准等,历经多重内涵的发展。受了三代以来思想变迁的影响,仁经由孔子的转化和改造,终于确立了其道德本体性的地位,奠定了核心的价值取向,成为孔子仁学思想的核心。     

道德实践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孟子哲学中“几希”的双重意蕴

"几希"是孟子哲学中特有的一种说法,用以描述"四端"的存在状态,包括了"有"和"少"的双重意蕴。从词义来看,"几希"是指很少,但其间也暗含了"有"的前提。作为"有"的"几希"意味着"四端"是人所独有、人人皆有,由此肯定了所有人都具备道德实践的可能性。作为"少"的"几希"则意味着人禽之分殊很少、很隐微,若不能自觉,"几希"就会变得更"希",离禽兽更近,因此道德实践也就成为必要。综合来看,作为"有"的"几希"肯定了人人皆享有道德实践的自由,而作为"少"的"几希"则确认了人人皆负有道德实践的责任。前者给予我们以充分的鼓励,而后者又给予我们以严厉的鞭策,"几希"的道德力量也正是在这两方面的推动中得以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