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责任伦理思想——基于对至善思想的考察

韦伯、约纳斯和阿佩尔等责任伦理学家不管是将责任伦理视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补充,还是将之视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改造,都预设了后者是缺少责任伦理之维的意念伦理。本文质疑这一预设,试图基于对康德至善思想的考察,表明康德道德哲学思想中包含了责任伦理的思想。本文将先指出责任伦理学主张在承认道德原则的基础上在原则应用环节纳入对行动后果的考量,是一种整合义务论伦理学和后果论伦理学的尝试,并呈现了以阿佩尔为代表的典型责任伦理基本论证思路。在此基础上,本文在康德实践哲学的框架内对其至善思想展开考察,通过对至善所包含的德福一致思想、上帝理念的分析以及对其论证思路的重构,表明至善思想体现了责任伦理的主张,并且康德的论证思路与阿佩尔对责任伦理的论证思路基本一致。     

能力、责备与康德准则

不相容论者倾向于认为,为了能够对一个行动承担道德责任,行动者必须在实际上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能够采取其他可能的行动,因此道德责任预设或要求一种"反因果"的自由。哈里·法兰克福在发表于1969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试图反驳这个观点。不相容论者已经采取了一些策略来回应法兰克福的挑战,其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旨在表明,在道德责备的特殊情形中,不相容论者的主张可以得到维护。然而不相容论者通过诉诸康德准则对法兰克福挑战的回应并不成功。     

论康德的许可法则

许可法则是康德后期伦理学著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涉及普遍的法则如何运用到现实的问题。在1793年《伦理学讲义——维格兰提伍斯》中,康德把许可法则规定为禁令的例外,是实现法权状态的必然手段,这一规定是理解康德其他著作中这一概念用法的基础。同时,《道德形而上学》的法权学说中的许可法则是实践理性对仅仅许可行动的立法,起到扩展自由概念的作用,也对应相应的禁令。此外,康德在德性学说里也讨论过许可法则的概念。由于德性学说是对准则的立法,"决疑论"承担起许可法则的作用,因而学界对许可法则的研究有必要扩展到德性学说。     

康德伦理学的人学向度

本文首先阐述了康德伦理学的人学起点的历史性和现实性 ,指出世界公民的预设揭示出康德需要论证之人的社会历史底蕴 ;启蒙之人的假定则揭示出他需要论证之人的现实特性。其次 ,分析了康德“人为自己立法”的道德人学的基本座架是文明的、社会的理性自由公民 ,道德立法服务于“人之重造”这一现代理论。在康德强调的道德命令 (可概括为“善良意志”、“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中“人是目的”是中心 ,是出发点。再次 ,透析了康德伦理学起点上引发的现代性基本难题 ,启发人们必须从生活的整体或实践的总体性中去思考和把握当代人的概念。     

康德哲学中政治对道德的促进

康德坚信正义的制度设计能够促进民众的道德进步,但从他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中又很难看出政治促进道德的具体机制,这就使康德面临盖尔斯顿所作出的"未能澄清道德进步的来源"的指责.结合康德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相关论述可以重构出政治促进道德的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消解人们对自我价值的焦虑,消减人性中的趋恶倾向;第二,通过对公共性条件的满足,强化人们的道德动机;第三,通过在制度设计中嵌入自由而平等的人的观念,促使人们把他人当作道德平等者来对待.     

论费希特伦理学的意义

费希特伦理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从费希特哲学的内部看,他的伦理学说是以知识学为原则从"自我"推演出来的,因而属于知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对知识学基本原理的验证和重要补充;其次,从伦理学的发展史看,费希特伦理学是对康德道德学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仅凭借"职责"学说赋予道德法则以实质的内容,克服了康德道德学的形式主义缺陷,而且提出了共同体主义思想以克服康德道德学的个体主义立场,从而标志着近代义务论伦理学向德性伦理学的范式转变;最后,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看,费希特的德性伦理学转向意味着他对现代社会中自我封闭的原子式个体的解构和对疏离冷漠的人际关系的批判,并在正义与德性何者优先的争论上主张德性的绝对优先性。     

伦理环境的原始发生及其归责问题

伦理环境乃是由人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所形成的过程及其后果,包括主体形态的思与行、客体形态的规范体系。伦理环境原本是后果性的社会事实和精神事实,但它一经形成便又反身嵌入到人们的道德世界中,从而制约着人们的道德认知、情感、意志、选择、行动和评价。对伦理环境作事实和价值意义上的分析、论证和判断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困难的是谁为一个不良的伦理环境负责,伦理环境是追问道德责任的一个重要依据。在过往的和当下的伦理学研究中,人们着力研究的是每个人都应当对其行动担负道德责任,然而却从不追问谁为过往的和当下的伦理环境负责。如果不从不同人群在造成共同的伦理环境所起的作用入手,探讨归责问题,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研究就不可能彻底,让所有的人共同承受不良的伦理环境并对不良的伦理环境担负同样的道德责任,乃是伦理学意义上的最大的不公平。     

再论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兼论康德的道德目的论的意义

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所作的批评是富有影响力的,他指责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无力在内容上阐明道德的本质。而当代康德主义者在回应这一批评时,却未能在道德现象中揭示纯粹实践理性与客观价值的实质关联,也因此不能彻底反驳黑格尔的批评。通过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分析,本文将表明：一方面,形式主义进路服务于论证纯粹实践理性的可能性,并构成了对道德现象的哲学诠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该诠释成功地揭示了道德意识的意向结构及其事实性要素,并导向了“目的自身”的概念。因此,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所导向的道德目的论可以构成一种实质价值学说。在与道德目的论的关联中,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及其纯粹实践理性概念能够得到恰当理解和有效辩护。     

康德“目的王国”与阿佩尔“理想交往共同体”之比较——从阿佩尔视角解读康德的尝试

阿佩尔对话伦理学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改造预设了对后者的两个基本判断,即康德的道德哲学受限于主体性哲学,并且是一种严格的原则伦理或意向伦理。但从阿佩尔的视角反观康德则不难发现,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终极奠基的努力,以及他所强调的对话伦理学的责任伦理之维,在康德道德哲学的很多思想环节中都已有所体现。康德有关目的王国的思想就是其中一例。康德的目的王国与阿佩尔的理想交往共同体概念在内涵上非常相似,目的王国的法则与理想交往共同体之规范性前提以及目的王国的首领和理想对话的共识之间也存在对应性。这种比较最终得出,康德的定言命令式和阿佩尔对话伦理学的对话原则之间具有同构性,两者既包含了基本的道德原则,也是检验具体规范的程序性原则。这些都表明了康德与阿佩尔相似的思想洞见。     

人的双重有限性与至善的概念北大核心

康德在至善的概念中引入幸福,引发了诸多质疑。在康德的伦理学中,人既具有理性的有限性,又具有存在的有限性。这两种有限性有密切的联系,导致康德的伦理学存在着张力。将幸福引入至善的概念中,正是康德重视人的存在的有限性的体现。然而,这也使得康德在一些论述中让人们以为他违背了意志自律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促进至善的义务在客观上并没有增加新的义务,只是在主观上添加了道德的人具有获得幸福的资格与希望。康德在后期可能试图消除人们的误解,在人的双重有限性的张力中,他更突出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因为它才是其构建道德的纯粹性的着眼点。     

论康德对“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权利”的批评

康德在《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权利》一文中认为,说真话是一种形式义务,人们应该无条件地履行这个义务,不管由此导致什么后果。贡斯当和科尔斯戈德分别从法学层面和伦理学层面对这个观点进行批评,都认为康德所谓的不说谎义务在现实中缺少可行的条件,不可能得到普遍遵守,但是这并不能从理论上反驳康德的"应当不说谎"观点。康德的绝对不说谎义务的理论困难主要在于,未能真正直面不同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未能指出解决不同道德义务冲突的依据。     

约束性、反思和自由——康德伦理学的进路

通过对自我意识或反思的现象学分析,本文显明了自由与责任(约束性)的原始勾连。藉此,本文提供了通达康德的自由与自律的伦理学的一种途径,并从根本上拒斥了对康德伦理学的法律主义解读。这一解读通过对立责任与自由,最终将康德的伦理学释作一种以法与强制为要义的伦理学,缺乏对个体自由与道德理念的关注。     

“意志”缺席?“谁”来负责?——回应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种批评

黄裕生、聂敏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展开批评,他们的逻辑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从根本上看以"知识"或"理性"为基础,因此错失了更为根本性的"意志"或"自由意志",其结果是无法"落实责任主体"或无法克服"普遍的责任危机"。故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在确立人类的伦理规范上"未曾有与儒家伦理学以及犹太-基督教相比拟的贡献"。本文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其实践哲学中阐明了远超出"理-欲"二元结构的丰富且复杂的灵魂结构与行动机制,其中在行为者实践生活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相似于康德后来称之为"决意"与"意志"的"情愿"与"明智希求"。实际上,康德与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大致是同心通理的。因而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不能"厚今薄古"或"厚古薄今",而应采取对所有大思想家的思想都友好而同情的"人类文明主义"态度。     

至善与道德世界——康德至善概念的现象学诠释

借助对义务(道德)意识构成的现象学分析,我们可以将康德的至善概念解释为义务意识原构成所预设的道德世界,从而将至善论界说为康德的善理论的一个自然延伸。这一解释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回应对至善概念的批判,而且勾连了法则与目的,并因此提供了一种对康德思想中的目的论维度的新的理解路径。文章也在强调至善概念内蕴的共同体维度之同时批判了对康德至善与道德世界的政治解释,坚持了自由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基础地位。     

重建一种责任伦理——约纳斯和列维纳斯之间对话的可能性

言说“责任”已成为当下显学,而“责任”并非脱胎于传统伦理学,所以,这一概念在伦理学和哲学领域的意指并不明晰。在约纳斯和列维纳斯之间展开对话有利于厘清这一问题。尽管两人的思想理路并不相同,但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尝试在本体论与伦理学之间求得平衡,视责任主体对责任客体不求回馈的回应为责任伦理的特质,并将责任提至神圣性的高度。他们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行动规范,而是为责任伦理提供本体论或伦理学的依据。在他们看来,责任是人作为一种存在的本质,人的存在就是要承担责任。在两人之间展开对话,可为我们在当下现实环境中重新思考责任问题提供借鉴。     

重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对康德伦理学两次演绎的考察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伦理学有两次不同的先验演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这一先验演绎是康德论证"一项定言命令式如何可能"的关键环节。而在《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否定了先验演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将其归咎于我们无法对自由理念作出理论阐明。然而,作为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的替代方案,《实践理性批判》的"理性事实"并不令人信服。本文将考察两版演绎问题,进一步重构一个新的先验演绎,它将以《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演绎为基础,通过"目的王国"概念联结道德法则与理性存在者;《实践理性批判》的"敬重情感"可以为这一新的演绎提供情感意义上的动机。这将形成一个《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互补的解释,目的是通过构建新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尝试阐明康德的道德法则如何可以运用于现实的人。     

罗尔斯对康德伦理学的“建构主义诠释”——兼论《正义论》证成结构的思想“原型”

一、罗尔斯所理解的康德伦理学的基本特征:道德建构主义罗尔斯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从未间断过对康德伦理学的研究,其康德解读的精髓是从哲学方法论上把康德伦理学理解为一种道德建构主义(moral constructivism),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构主义概念,并把它运用于道德和政治哲学。     

道德善恶与道德正误——关于汉斯·莱纳的现象学价值伦理学的研究

汉斯·莱纳是20世纪中后期现象学价值伦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在结合康德与舍勒伦理学的基础上构建了独特的现象学价值伦理学,并称之为"伦理学新体系"。莱纳这种伦理学新体系继承了舍勒的价值概念并对价值种类进行重新区分,类似康德的结构形式在此基础上对道德价值进行的重新规定。莱纳不仅区分了道德善恶,而且区分了道德正确和道德错误,并且为了确保道德正确提出了十一条价值优选原则。     

“道德价值”与“道德运气”

"道德价值"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道德运气"论者试图通过对康德道德价值概念的批评从根本上瓦解康德的伦理学。本文试图表明康德的"道德价值"概念具有多重意蕴,它不仅关乎动机和准则,也关乎努力、付出和道德勇气;"道德运气"问题不构成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根本挑战,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可以容纳"道德运气"并内在地回应其挑战的;康德伦理学与"道德运气"论尽管存在着诸多根本差异,但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并且二者存在融合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