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人性中的根本恶”与荀子“人性恶”之比较

康德认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既有“善的秉赋”也有“恶的倾向”,恶源自于质料及经验性杂多对理性的干扰,改恶迁善应当进行“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将基于理性的道德法则置于基于质料的自爱或幸福法则之上,并以道德(宗教)信仰保证德福一致及道德律的践行.与康德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无所谓善恶不同,荀子认为“生而好利”的基于欲望的自然天性决定了人性本恶,后天“化性起伪”的方式着重于以圣人、师长为主导的礼义教化.康德偏重先验分析的自由意志与苟子着重经验教化的方式都有助于人的道德自律的形成.     

康德与根本恶

康德在18世纪80年代把自由意志视为一种善的意志,认为自由的同时又是恶的意志是不存在的。后来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拒绝了这种看法,认为人身上有一种内在于自己Willkür的对恶的普遍倾向,即根本恶。这种根本恶从动机二元论角度也可以表述为人在采纳道德法则和幸福作为准则的动机时颠倒了它们之间的道德次序,禀赋在动机二元论中体现为道德法则和幸福,而倾向是对这两个动机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表达。所有特殊的恶的准则都有一个最高的准则即Gesinnung,这个概念使根本恶成为既是与生俱有的,又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而使根本恶可以被归责。     

“根本恶”或“恶魔之恶” ——“偷吃禁果”神话寓意的双向解读

《圣经》中的偷吃禁果神话历来存在事实和寓意两个阐释角度以及误用自由意志和正用自由意志两类价值判断。奥古斯丁既推崇保罗的原罪遗传说,将其看作祸延后裔的始祖犯罪,也强调意志堕落说,将其视为多重邪恶意志及罪性生命的象征;康德将出乎道德的充分动机视为道德行为之尺度,并推导出有关意志堕落的三大根本恶。他进而推翻了偷吃禁果的事实性起源,释之为根本恶的逻辑起源。然而,这一寓意释经同时开辟了其反向诠释的空间。相较于始祖出于诱惑或自爱而从清白守法的自由意志中堕落,他们更像是出于道德义务而偷吃禁果,抗击了以自爱动机为行动依据的根本恶,实践了自由意志的第一次正用,并因此从动物变成人;齐泽克同样持自由意志正用的观点。他激活了康德试图回避的第四种根本恶,即只为恶而作恶、将作恶抬升到伦理原则高度的恶魔之恶,视之为偷吃禁果神话之真谛。     

康德论述根本恶的三重维度及其矛盾

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对根本恶的论述贯穿了三种维度,即先验维度、自由维度和进步维度。但这三种维度之间并不是自恰的,而是存在着矛盾。通过对这些矛盾及康德对矛盾的解决的成败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矛盾是内在于康德的哲学的。对（善）恶的理解只有与人的生存处境和价值追求相联系才有可能。     

康德伦理学中的恶与抑恶的伦理

在康德伦理学中把恶作为一种隐匿的、对立的存在,是不符合康德原意的误读。同时,忽视恶的存在的康德伦理学是不完整的,善与恶共同构成了康德伦理学的完整体系。康德伦理学体系细致分析了恶的来源、形态层次以及作用功能。抑恶的伦理并不能用来概括康德伦理学,但对于有限的理性人而言却是必要的。善的培育和生成是在恶的土壤中,要在感性世界中凭借自身的力量克服根据不在此的恶,需要道德信念的坚定、道德偏好的纠正更需要勇气和力量,才能彰显人的德性光辉。     

康德论人性中普遍的趋恶倾向

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康德一方面指出人性中的趋恶倾向是普遍的,是人生而具有的,另一方面却又坚持认为这种趋恶倾向是人自由地招致的,因而可以被归咎于人。问题在于,如果人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普遍的趋恶倾向,它如何可能是人自由地招致的呢?这个问题可以联系康德的人性论和他的自由概念而得到回答。人的双重本性是康德论述人性善恶的基础,感性和理性是人性的两重维度,它们体现了人性中的张力。人的意志必然受到感性本性的影响,这是人性中普遍的趋恶倾向的根源。然而,如果没有人对自由的应用,任何颠倒都不会造成,有的将仅仅是理性与感性的并存,没有孰先孰后,也就无所谓善恶。因此,人性中的趋恶倾向既是普遍的,又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     

自由的张力——从根本恶看康德对意志与任性的区分

本文尝试在与根本恶学说的关联中分析康德对意志与任性进行区分的意义。由于引入根本恶的概念,康德修正了以自律为核心的自由理论,纳入自由意志的另一面向——其作恶的可能性,凸显了自由意志内蕴的张力。然而,通过将任性与立法意志界说为意志官能的两个要素,使前者从属于后者,康德对其自由理论的修正并没有完全背离他早先自律的自由观。本文质疑康德将任性对道德法则的违背看作一种无能或者自由的缺失的观点,认为这一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的观点使得意志与任性的区分失去意义,不再能解释恶与过错的归责问题。     

康德论恶的起源

恶的起源是康德宗教哲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在该问题上的立场不仅表明了人类理性主体性地位的提升,也说明了他对基督教经典教义所作的重新诠释。具体而言,该问题涉及上溯和下延两个分主题。在上溯路径中,康德考察了人的恶行的理性根据,这对应于他道德哲学中的行动归责问题。在下延路径中,康德解释了恶行如何基于理性根据而产生的问题。他在探讨恶行的发生以及趋恶的倾向在始祖身上产生的细节时,特别突出了社会因素的作用。在康德那里,尽管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但仍是必要非充分的条件。概言之,恶行是每个个体基于其感性偏好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而自由地做出的。     

从根本恶到恶之平庸——阿伦特对个体责任的思考

阿伦特在二战后和20世纪60年代分别以"根本恶"与"恶之平庸"来阐释纳粹运动。对于这一变化是否表明阿伦特彻底还是部分改变了对恶的看法,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事实上,在阿伦特的思想里,恶之平庸与根本恶之间具有悖论性相容关系;但在其后期的思想里,阿伦特更愿意通过恶之平庸而非根本恶来理解纳粹之恶,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她对个体责任的思考有关。她逐渐明确拒绝了根本恶中隐含的神学因素,认为这一因素既无法把握,也难以导向对个体道德责任的追究,最终转而以彻底的世俗主义态度展开对个体责任的道德探究。     

作为自由的法则：康德与“自律”观念的演绎

作为与纯然实践理性相结合的意志能力,康德的自律观念不仅具有独立于感性偏好的消极意旨,而且更强调确立普遍法则保障平等自由的积极取向,从而展现出独特的思想内涵。同时,在其具有普遍性、形式性特征的定言命令表述中,康德亦基于自律及其表征的人性目的使其呈现出规范性的价值旨趣,此阐释方式乃是回应相关论证以及指责的重要思想资源。此外,该方式还促使自律观念在行动中与道德法则相互契合一致,并通过其对自由的绝对价值以及道德人格理想的彰显,使定言命令论证的有效性得以可能。     

本性重建如何可能?——从康德对路德宗恩典概念的批评谈起

康德关于根本恶和心灵改变的论述是他的宗教哲学的核心.康德在两个层次上使用“自由运作”来呈现根本恶的产生机制,以及心灵改变的可能进程.康德关于心灵改变或本性重建的说法可称为“革命一改良途径”.在此基础上,康德进而批评基督教的恩典概念,认为它在理论上无法说明,在实践上自相矛盾.然而,由于康德对路德宗的恩典概念缺乏深入体会,...     

康德哲学中政治对道德的促进

康德坚信正义的制度设计能够促进民众的道德进步,但从他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中又很难看出政治促进道德的具体机制,这就使康德面临盖尔斯顿所作出的"未能澄清道德进步的来源"的指责.结合康德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相关论述可以重构出政治促进道德的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消解人们对自我价值的焦虑,消减人性中的趋恶倾向;第二,通过对公共性条件的满足,强化人们的道德动机;第三,通过在制度设计中嵌入自由而平等的人的观念,促使人们把他人当作道德平等者来对待.     

恶“德”——一种特殊的道德现象

人类竭尽所能 ,在最大的限度上去减少各种罪恶 ,其中 ,包括恶“德”的手段在内。为了更好地运用恶“德”这种手段 ,加强对它的研究和运用是十分必要的。     

“康德与萨德”:导向真实伦理学

黑格尔曾提出无限判断的说法,无限判断就是把两个极端差异的概念联系起来。类似地,在康德和萨德这两个极端差异的思想家那里,存在着"康德即萨德"的说法。"康德与萨德"问题,最早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此后这一问题被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重新提出,并被拉康理论的卓绝阐释者齐泽克持续思考。康德提出"为义务而义务"的道德律令,和萨德的"为欲望而欲望"的彻底之恶原则,具有同样的形式主义特征。由此,康德的道德律令呈现出拓扑学上的莫比乌斯带现象,即颠倒为萨德式的彻底之恶的伦理原则。康德伦理学的萨德式悲剧揭示了道德形式主义的局限,呈现了主体的生存悖论。象征秩序(大他者),造就了主体性,但也造就了短缺主体。对此,主体只有采取象征性自杀的方式,敢于直面创伤性的真实界,以行动来对抗他者,才能获得自由和重生。由此,"康德与萨德"问题,在拉康和齐泽克的真实伦理学和行动理论中得以解答。     

康德哲学中的“人性公式”与尊严

历史上很多学者将康德的“人性公式”直接奉为尊严原理,主张“人性公式”的内容集中反映了尊重人之尊严的要求.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康德自己也说.人性本身就是一种尊严.由此,拥有人性就是享有尊严的前提和根据.事实上,人性的本质就是自由.作为道德法则的“人性公式”,其实质就是要求尊重人的理性能力.尊重人的自由,而这正构成了尊重人之尊严的核心要素.     

“仁”与“绝对命令”——孔子与康德的道德人生观比较研究

孔子依据"仁"而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以发展完善其道德人格,并"践仁知天",达至与宇宙万物为一体的人生境界;康德依据绝对命令而禁绝种种感性欲望之诱惑,从而纯化道德之动机而彰显理智世界之人格。孔子与康德的道德人生观虽在德与福如何一致等问题上存在不同,"仁"与"绝对命令"自身也有一定不足,但它们都强调了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彰显了人的道德生命和内在的人格世界,体现了一种超越的、终极的人生价值追求,这对于越来越"物化"的现代人而言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恶、自由与康德的善人概念

本文将借鉴康德哲学的资源来重新思考自由与恶的问题.之所以以康德为中心,主要是因为康德与自由主义(Liberalism)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两者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诉求,如在凯克斯看来,"自由主义归属给个人的核心重要性通过康德所表达的自主观念得到极大的提高";而在另一方面,康德与自由主义在诸如自主这样的基本概念层面并不完全相同,而康德哲学的复杂性与深刻性也许能为容纳这些基本价值提供另一种可能的空间.     

海德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

相对于康德的其他主要著作而言,海德格尔对于康德第二批判持有一种特殊的看法。他没有直接去探讨它,这实际上隐含着对于它的一种彻底的思考和批判。由于康德伦理学的根本概念是应当,康德把接受了古希腊以来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关于人的定义,海德格尔把康德伦理学看作是西方形而上学自身发展线条的一个基本环节,是柏拉图主义理念学说发展进程中一个特殊的点。人的本质的干瘪化也是人道主义最终走向主体主义的根本原因,康德的自由意志和道德律只是这种人道主义思考的必然后果。     

“科学地”解读康德伦理学——神经伦理学的视角

康德从纯粹实践理性出发建构的伦理学存在着缺乏道德动机、德福矛盾等问题,其理论也因此而缺乏现实性。立足于神经伦理学这一视角,以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可以对康德伦理学进行"科学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