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转折:啖助赵匡陆淳的新春秋学

唐代中叶,学术界兴起了一个新《春秋》学派。这个学派以啖助、赵匡为先驱,陆淳（贽）集大成,对当时学术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宋人陈振孙说：“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惟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于千载之后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清末学者皮锡瑞也说：“《春秋》杂采三传,自啖助始。”又说：“今世所传合三传为一书者,自唐陆淳《春秋纂列》始。”“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学者,皆此一派。”（《经学通论》之四《春秋…     

苏辙《春秋集解》对啖氏师徒《春秋》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啖助、赵匡、陆淳是唐中后期治《春秋》颇有建树的人物,其《春秋》学思想对北宋苏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辙对其所采取的"择善而从、取舍由经"与以权变思想阐发《春秋》微旨的治经之法作了大量的继承,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前儒"牵经以就传"的治学弊端。针对啖氏等治《春秋》所采取的否定《左传》史料价值与"舍传求经"的做法,苏辙重申了《左传》的史料价值,强调解经应以史为据,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啖氏等《春秋》学对北宋《春秋》学所造成的"逞意说经"的流弊。     

中唐新春秋学“原情”思想探论

中唐时期,啖助、赵匡、陆淳等研讨《春秋》,著书纳徒,成一派之学。啖助一派解读阐发《春秋》的具体逻辑与思维方式,"原情"乃其中核心要义。所谓原情,一曰以合于忠道之情而断褒贬,二曰比类孔子之意而释经文,三曰推重人之常情、事之常理。基于原情思想,啖助等倡导从宜权变,从而形成独特的春秋学说。     

胡安国《春秋传》对灾异论的发展与创新

灾异论是早期儒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历来评论者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理论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构建,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胡安国的《春秋传》,对汉儒董仲舒等人的灾异理论、中唐啖赵学派"天人相分"的思想和宋初诸儒的灾异说进行了发展与创新,强调"以人胜天""以德消灾"和"天人合一",但胡安国此处所谈的天,极具"理"性的色彩,少有神性的痕迹。因此,其《春秋传》更加注重唤起王者内在的道德自律和理性自觉,这在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表象的背后——啖助新《春秋》学的意识指向及其张力

啖助新《春秋》学从追问孔子为什么删修《春秋》开始,希望揭明孔子寄寓在历史表象中的"微旨"。他们以分析的批判的方法,由时代问题出发,指出历史表象的背后存在着必然之理,即人们对于自己所处时代问题的回应,并由此确立起相应的制度。但在历史的展开中,具有正效应的制度逐渐呈现出负效应,因此需要因时从宜,进行权变。权变不是常人可以根据训条进行判识的,只有圣心足以裁定,而圣心的裁定实际上完全遵从于众人所愿。啖助新《春秋》学通过历史表象背后的理、权、心的赋予,不仅表达了他们的历史观念与政治哲学,而且使旧的经学知识形态转为新的理学知识形态,以充满张力的思想开启了理学。     

论中唐春秋学的义例思想

义例学是作为经学的春秋学的核心内容,在经学史上颇具创新意味的中唐春秋学,也对义例的总结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春秋集传纂例》(以下简称《纂例》)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宋元以后言义例者,多标举啖、赵等人之意见,其义例学上的成就,很值得分析。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唐春秋学包含着复杂的内     

论张洽“得程遗意”而非“补朱未备”——从《春秋集注》学术宗属看宋明经学分野

张洽作为朱熹的重要弟子,于《春秋》学颇有建树。学界一般视其《春秋集注》为"补朱未备"之书。然亦有学者认为张洽《春秋》学当归入程颐门下。事实上,在宋代《春秋》学程、朱两大流派中,张洽《春秋集注》在具体经说、诠释理路对朱学少有承袭,反而"得程遗意",实为宗程之作。其继承的"程学"是宋代《春秋》学宗主;由朱熹开创,经吕大圭、程端学等人发展成熟的《春秋》朱学则到明代中期才成为学术主流。张洽《春秋集注》体现的程、朱学术差异,是朱子毕生不作《春秋》传注的重要原因,也是宋、明经学分野所在。     

《盐铁论》中《春秋》征引特征及学术倾向

《盐铁论》中的关于《春秋》经、传的征引,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在以《春秋》决事的背景下,辩论双方多引用《春秋》经、传,以证其言论的合法性、合理性。全书关于《春秋》三传的引用数量是不成比例的,其中《公羊传》占绝大多数,《穀梁传》略有,《左氏传》未见。而全书关于《春秋》经传的征引,呈现出有意误读、借用和经、传、记体例不清的特征。辩论双方在对《公羊传》的征引、诠释上,各有出发点和落脚点。贤良、文学一方坚守的是学统意义传承的"公羊学",而御史大夫一方坚持的是政统意义改造的"公羊学"。《盐铁论》关于《春秋》经、传的征引、诠释特征,反映了汉昭、宣时期关于《春秋》经、传的接受状况,彰显了儒生群体的经世致用之心及其现实妥协性,同时也揭示了汉元、成以后托古改制、依经立义的学术发展的新倾向。     

论苏辙《春秋》学的特点

与北宋流行的以孙复、刘敞、孙觉等人为代表的“新《春秋》学”乃至先前三传专门之学相比,苏辙的《春秋》学表现出显明的特点以《左传》为本;迁经以就传;“不专为例”;尊王而又是霸;持绝然对立却又渐进“楚”的夷夏观。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探赜

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以鲜明的"尊王"主旨和"不惑传注"的治经方法,开辟了"春秋学"研究的新路径,改变了汉唐治经模式,实现了经学研究由训诂向义理转变的伟大革新,为儒学在宋代的复兴指明了方向,孙复也因此跻身"宋初三先生"之列。《春秋尊王发微》的用世主旨和对传统经学研究方法的范式革命,不仅为后世经学研究定下了基调,更为儒学的全面复兴和更新鸣锣开道,称孙复为新儒学的开路先锋毫不为过。     

论子思学派之《诗》学北大核心CSSCISSCI

《缁衣》、《中庸》、《表记》、《坊记》、《五行》这五篇作品出自子思学派,是目前学术界分歧最小的看法,而频繁引《诗》、解《诗》、论《诗》,又是这几篇文献的共同特点。本文发现大毛公《诗故训传》已经称引子思学派的作品,由此进一步可以证明几篇备受争议的子思学派的作品均出自先秦。本文也申述了子思学派之《诗》学可以成立的理由,认为子思学派是七十子之后儒家《诗》学的集中代表。本文同时梳理了子思学派引《诗》之范围和原诗的主题,并初步归纳了子思学派引《诗》的体例,以便深入讨论子思学派之《诗》学。     

论苏洵的经史观及苏辙《春秋集解》的阐释特征

《春秋》的"经""史"性质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重大议题,历代治经者对《春秋》经史性质的判定决定着《春秋》学的发展方向。先秦时期,《春秋》被列为"六经"之一,集经史于一体。从西汉董仲舒到晋代杜预再到宋初孙复,儒者往往将《春秋》的经史之性分裂为二,对其阐释也多采取扬此抑彼的做法。北宋时期,苏洵对经史问题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提出了经史"义一""体二"以及"用相资"的观点,从方法论上对传统的《春秋》学阐释思路作了重大改造。苏辙继承其父思想,他的《春秋集解》正是对苏洵经史观的实践之作。苏氏父子的经史观及其治经之法不仅对北宋时期《春秋》学逞意说经的弊端起到了纠正作用,也对后世经史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渝平”与“输平”——《春秋·隐公六年》经文的汉宋之解

《春秋·隐公六年》经文的"渝平"与"输平"两种表达,在《春秋》"三传"及汉宋经学有不同的解释,其间既有字义的训诂,也有义理的辨析。宋儒的新经学在注重史实和字义考辨的基础上,也灌注了自己的思想理念。     

正隐以治隐:《梁》体系中的隐公叙事

《春秋》以隐公为记载之始,"《春秋》何以始乎隐"是《春秋》学所展现的第一个问题,《春秋》三传对此各有不同的理解。《穀梁传》以"无事"与"谨始"为中心,赋予隐公以"正隐以治隐"的意义。《穀梁》隐公叙事以此为核心,通过对仲子与子氏身份的不同诠释,建构了隐公至正的地位,进而以"至正"贬隐公之"不自正",从而成立了《春秋》"何以始乎隐"的《穀梁》解读。     

杜预“经承旧史”说探析

"经承旧史"是杜预《春秋》学的基本观点,认为孔子据鲁史记修成《春秋》,旧史遗文实为《春秋》主体。此与汉儒极力倡导"孔子作《春秋》立素王,为后世立法"的论调截然不同。在史料来源上,杜氏认为《春秋》专据策书,而《左传》兼取简牍,在记事上两者构成解释关系,但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杜氏新说的形成与魏晋学术的新发展,尤其是史学化的倾向关系紧密。     

朱熹《春秋》学考述

宋代大儒朱熹对儒家的许多经典都有精深的研究 ,唯独对《春秋》一经很少作出讲解和阐发。他虽然不敢否定《春秋》的经典地位 ,但他反对“一字褒贬”说 ,反对以“例”说春秋 ,对三传以及历代经师的解经表示出了强烈的怀疑 ;同时 ,对在当时有着重要影响的程颐与胡安国的《春秋传》也提出了批评。他的客观求实的态度 ,在当时的儒者中独树一帜 ,他对《春秋》经传的看法 ,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张九成对《大学》致知格物的心学诠释

自朱熹将《大学》结构分为经传两部分,并为"格物致知"补传,由格物至平天下的八条目便逐渐成为对《大学》修养次第的通行解读。张九成作为理学向心学转化阶段的重要思想家,以本心天理作为构架自身思想和阐释儒家经典的基础。他对《大学》八条目的结构分析和思想解读颇具特点,由致知、格物、知至到治国、平天下共九个条目,均统摄于"致知"之下。"致知"作为《大学》修养工夫的核心,其意涵是体认本心之理并将其推至到事事物物。张九成对致知格物的解读,可以看到他上承道南学派、下启陆王心学的时代特点。     

朱熹对宋代易学的发展——兼论朱熹、程颐易学思想之异同

朱熹提出《易》之本义为卜筮的见解,由此对程颐易学和义理学派提出批评。朱熹主张区分《周易》经传,提出易学发展阶段说。通过比较《周易本义》和《周易程氏传》,可见两者之异同。朱熹以象数、卜筮求易理,把义理学派与象数学派统一起来,从而发展了宋代易学。     

曾子思想与阴阳学说

孔子以后儒家学派的分化和发展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影响十分重大,曾子及其后学发展了阴阳学说,并将其引入儒家理论,就是其中相当重要的内容。然而,在许多论著中却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有的专家在研究《易经》的《彖传》以后曾经断言:“战国中期以前的孔孟儒学则未涉及自然观、宇宙论。孔盂大儒以礼学与仁学为核心,遍查《彖传》全书,却没有出现一个‘仁’字,也没有出现过一个‘礼’字,反之,《彖传》中重要的哲学概念‘天行’、‘刚柔’、‘阴阳’等范畴,均源于道家著作”(陈鼓应:《先秦道家研究的新方向》,《管子学刊》1995年第1期)。其实,这种断言是不合乎儒家发展情况     

公羊学派“《春秋》王鲁”说平议

《春秋》本为鲁国旧史,笔者学于鲁国旧都,研习鲁史,曾对后世公羊学者“《春秋》王鲁”之说有所留意.司马迁称《春秋》一书“辞微指博”,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春秋》乃“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不过,后世公羊学者总结《春秋》义例时却立有不少非例之例,而其论述某些义例亦或有不周.本文拟就何休《春秋公羊解诂》中每每提及的“《春秋》王鲁”之说试加议论,庶几可以有益于对公羊学派理论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