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明——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础。儒学本身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争鸣中成长,在与佛、道的交融中发展的。儒学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同时也对佛、道等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宋明时代的儒学,其实是以原始儒学为基点,融摄了佛、道等多种思想,是儒佛道三教的合一。儒学的当代使命,与儒学自身的特质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密切相关;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课题。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 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明清之际儒家价值观的转换

明清之际,历史出现了引人瞩目的变迁。明王朝覆亡所引发的深沉反省意识,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的艰难滋长,西学的东渐,实学思潮的萌动,等等,形成了远及清中期的文化震荡。社会文化的如上变迁,同时直接或间接地冲击着传统的儒家价值体系,并使之发生了多方面的转换。一、走出内圣之境儒学演变到宋明时期,内圣逐渐成为主导的价值目标,儒学在某种意义上取得了心性之学的形态。相对于原始儒学而言,理学(宋明新儒学)对内在心性的完善确实予以了更多的关     

利玛窦对儒学的态度

利玛窦是用中国文化阐释基督教神学非常成功的传教士之一,他所取得的成功,与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密切相关,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主要就是对中国儒学的认识。他将中国儒家分为宋明儒家和古代儒家,指出宋明儒家已经不是古代儒家了。     

明清时期儒学东渐日本简论

明清时期是中国儒学东传日本的高潮时期 ,日本思想家全面接受和吸取了儒学思想 ,并结合日本国情加以阐释和创新 ,将传统的儒学思想融入日本社会各个层面 ,对日本文化发展及其社会进步起了重要作用。同时 ,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因素。     

评孔令宏的《宋明道教思想研究》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对道、佛二家重视不够,研究不多。对于道教的研究,目前刚刚起步,已有的成果多为外部的、描述性的,缺乏对道教内部的、哲学性的、思想性的系统探讨。最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受国外道教研究室刺激,道教思想的研究开始得到重视。孔令宏的《宋明道教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4月)是第一部宋明时期的道     

全面·系统·真实·准确──评《中国儒学》

全面·系统·真实·准确──评《中国儒学》宫云维中国儒学是一个相当宽泛而驳杂的概念。说它宽泛,是指它包罗宏富。举凡中国历史上与以孔子为宗师的思想学说以及以《六经》为法典的传注训释学有关的人物、思想、典籍均在其中。说它驳杂,是指儒学的发展除沿袭自己的脉络...     

康熙与清初庙堂儒学

清初儒学对当时及其后的中国社会与思想影响较为深刻的,无疑是早期启蒙儒学和庙堂儒学。前者体现了明代中后叶以来、尤其是明清之际的时代精神气息,显露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向近代转换更新的动向;后者乃正宗官学,是清初统治者利益意愿的体现,不仅在当时即具鲜明的意识形态意义,而且更奠定了有清一代思想统治的根基。本文仅拟透过对康熙儒学思想的评析来审视后者。管台之见,尚析方家教正。一、倡明道统治统合一论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尊崇孔子。似乎不如此,便不足表明自身统治的合理合法性;…     

孔子思想与儒学的承传发展——李锦全教授访谈

李锦全先生1926年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现东莞市)。195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分配到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工作。1954年调回中山大学历史系,先是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研,继而转为研究中国思想史。1960年转到中山大学哲学系,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1983年任教授,1984年任哲学系主任。1986年创建中国哲学博士点,担任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方向的研究。日前,李锦全先生接受了中山大学哲学系李宗桂教授的采访,就孔子儒学与汉代董仲舒儒学、宋明儒学的特质及其关系、儒学是否宗教、儒家文化的历史作用、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儒学复兴、儒学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现刊发于此,以飨读者。     

禅宗思想对艺术创作思维的价值和启发

<正>禅宗思想以超越理性和逻辑的光辉,给艺术创作带来许多启示,追求禅境的艺术传达,气韵生动、动静相生、虚实相间都是禅宗思想的体现。禅宗作为佛教中国化的成果,在唐代成为凝聚中国智慧的思想模式,为中国继诸子百家后下一个思想高峰——宋明新儒学奠定了基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禅宗思想的浸润下,将儒释道三家合流,     

重建信仰：明清之际儒者的上帝观——以儒家天主教徒为主

明清之际出现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为代表的儒家天主教徒,还有其他入教或与天主教有一定联系的儒者,他们面对晚明思想转型,受到传教士“合儒、益儒、补儒和超儒”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会通的基础上以求“同”的意识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历史演变,批判道、佛和宋明理学,回归儒家早期传统,重建上帝信仰。他们在坚守中国文化主体性前提下吸纳西方科学技术及宗教神学,试图用天主教教义和教理来会通、改造、补充甚至超越儒学,化解儒学面临的危机,以天主教精神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体系,探索儒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从信仰维度更新发展儒学。     

论政治儒学的历史演化与人文理性精神

中国儒学本是高扬人文理性的哲学。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把它与封建君主专制沟通起来,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儒家学说的本义。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固有的文化背景与复杂的历史演变,儒学在作为政治化工具的运行实践中,也不断探寻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途径和形式。在经过魏晋、宋明儒的本体改造,同时又吸收佛、道的某些思想和修养方法之后,儒学人文主义的道德气质和理性精神实际上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得以进一步弘扬。而今,正确看待儒学传统,发掘儒学的这种文化内涵、道德伦理,必然成为推动现代化的内在精神动力。     

明清之际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的演进——从“四书”到《易经》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时所推行的适应政策,大致经历了曲折发展和逐步深化的三个阶段,即从起初利玛窦时期以孔子和先秦儒学的"四书"为主的文化适应,到利玛窦去世后耶稣会士对中国语言、地理、历史、儒学的广泛层面的文化适应,再到最后白晋聚焦于中国文化源头活水的《易经》以论证中国文化与天主教同源性的文化适应。每个阶段的推动都与当时政治、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每个阶段也都催生出了一批重要的思想成果。文化适应政策虽然最终受挫,但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积极影响却不应低估。     

刘宗周《人谱》析论

整个宋明儒学的基本精神是确认人性,并进而通过对存于人性中的天理与人欲之张力的处理,以重建儒家人的哲学.刘宗周是宋明儒学的殿军,他三易其稿的《人谱》是宋明儒学的最后写本.这个写本不仅是对以往思想的简单总结,更是直面阳明心学之后晚明思想所出现的裂变所作出的回应,宋明儒学的最终归结便于这种自身的推进发展中完成.然就笔者所见,除吴宓于三十年代清华大学讲授“文学与人生”课程时将《人谱》列于“应读书目”(吴宓文学与人生》第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表现出特别的重视外,少有学者对刘宗周这一自认为最重要的著作作专门讨论.本文在借晚明儒学内外的问题以说明刘宗周《人谱》的性质之后,细论《人谱》,期望能展示出来明儒学人学最终归结的精神旨趣.     

儒学现代转型的“引桥”——宋明儒学的时代性再认识

儒学的现代转型,根本上是从传统儒学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一种思想趋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宋明儒学的时代性,即一方面它是前现代的帝制儒学,但另一方面,它自发地孕育了现代性的根本观念——个体观念,因此成为儒学现代转型的一座"引桥"。按其逻辑推进,宋明儒学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逐步深入地促进了儒学的现代转型:前段,周敦颐提出"立人极",为个体价值的确立作了最初的理论铺垫;中段,程朱理学以"格物穷理"高扬了个人的经验认知,在客观上启发了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后段,陆王心学提出"心即理",从理论上打开了个体价值消融天理权威的通道。当前,深入推进儒学的现代转型,需要基于现代生活批判地发展宋明儒学中所孕育的主体自觉意识,实现儒家主体观念的自我超越。     

儒学在中唐时期的新动向:权德舆的问题与李翱的答案

中国政治思想格局在汉末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三国至五代时期极为兴盛的道家(包括道教)与佛教的蓬勃发展取代了儒学的地位。而儒学的不同历史命运总是表现为复兴与沉沦的交替。中唐名相权德舆与哲学家李翱对儒家学说的理解,开启了宋明儒学发展的方向。这表明,某种价值关怀的兴     

在合理性与可欲性之间:儒家思想中善的观念——以戴震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戴震哲学作为出发点 ,揭示了宋明以来 ,随着形上性的实体化 (物化 )而导致的一系列道德特征 (主要体现为善的观念 )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 :可欲性的消解、善的实体化的生成、道德智性基础与伦类原则的动摇等等。强调宋明儒学与先秦儒学有着两种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道德图景。虽然戴震对于宋明儒学善的观念的批判有其合理之处 ,但却是以善的目的价值以及形上性的消解为代价的 ,他并没有最终解决宋明时代道德之学面对的基本课题     

儒林大家——陈来

他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是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儒学大家。他研究朱熹、王阳明等宋明大儒的著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被誉为宋明理学研究的典范之作。他好学深思,敏以求之,沉潜于中国哲学,入诸子之堂奥,探百家之精微,向世人揭示了中国古代哲人的精神境界和思想世界。他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诠释者。     

道统说辩难

本文认为原始儒学的真谛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所谓的道统并不与此契合。前者的缺失在于“内圣强而外王弱”,后者的误区在于将原始儒学的内圣化、万能化和玄学化。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体系不惟没有使原始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发展的契机,反而遮蔽了原始儒学之真义,失落了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     

东亚崛起的文化资本——狄百瑞新儒家思想史“内在研究进路”辨析

狄百瑞在对新儒家思想史的研究中,采取了"内在的研究进路",侧重于儒学原典的阐释和思想资源的重新整理,构建了以新儒学思想为主导的宋明思想史图景,把美国汉学研究从早期注重思想与现实生活的互动,转向注重思想体系内部存在的概念的分析。他的这一研究方法被学界定义为"观念史派""翻译诠释性派""学谱编撰学派",这些定义方法批判并试图解构狄百瑞学派所建立的以新儒家思想史为主导的宋明思想史研究谱系。狄百瑞的研究较多地受到黄宗羲和钱穆的影响,他认为在宋明以来的新儒家思想中,存在着先知、自由、民主、理性、社群的元素,他主张开展包括儒家思想与欧美传统等多文明之间的对话,解决世界性的发展困境。本文就狄百瑞对于新儒家思想史采取的"内在的研究进路"和学界对此所作的批判作一探索性的梳理和辨析,探求狄百瑞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