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距化”——论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

“间距化”的基本内容有四:(一)《春秋》之辞字面义与本质义以及《春秋》之义的“间距化”;(二)《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的“间距化”;(三)《春秋》之常辞、常义与变辞、变义的“间距化”;(四)《公羊传》解释的意义与《春秋》之义的“间距化”。“间距化”形成了《春秋》之微的主要特征;是理解的障碍和误解的原因,构成了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的根据;“间距化”为董仲舒发挥主观思想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朱熹《四书》解释方法论

本文认为 ,朱熹通过重新解释《四书》 ,不仅成功地阐发了新的本体论、心性论哲学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建构起了南宋理宗以后六百年里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而他所创立的《四书》解释方法论 ,既是他解释《四书》的方法论 ,又是他研究儒学的方法论 ,而且还是他认识世界、穷究“天地之理”的方法论。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论证 :一、《四书》解释方法论的系统性 ;二、以逐层推捱为关键的语言解释 ;三、以唤醒体验为契机的心理解释     

《春秋》“序辞”的微言大义——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诠释

《公羊传》是解释《春秋》之作,是春秋公羊学的开端。《公羊传》以义传经,主要通过书法或笔法,以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书法”,即《春秋》记事的一般法则,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书与不书、称谓、用词、时月日录、地录等方面,其基本特征是曲折深微。“序辞”,即辞序或词序,是词在词组或句子结构中的先后顺序。《公羊传》认为,序辞是《春秋》书法之一,有微言大义。董仲舒是西汉公羊学的大师,在解释《春秋》《公羊传》时,一方面明确地概括出“序辞”的观念,且把序辞作为《春秋》正名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在继承《公羊传》的基础上推见至隐,曲折幽深地阐释序辞的微言大义;再一方面,通过《春秋》序辞的书法而创造性地建构出天人之道,所谓“天之道,有序而时”。公羊学家所阐释序辞的意义即微言大义,与序辞的通常意义即常言常义有重大的间距,这有利于公羊学家发挥其主观思想以填补意义间距的空间。     

《春秋》“借事明义”说辨析:《公羊传》的传统与宋代理学的新诠

“借事明义”是《春秋公羊传》诠释《春秋》经义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由董仲舒点明,经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推阐,而成为贯通《公羊》学“三科九旨”诸说与《春秋》经文的无形脉络.宋代理学化的经学家在注解《春秋》时也自称运用“借事明义”之方,其代表程颐、胡安国以“穷理”统摄《春秋》经解的一切方法,将“借事明义”等同于“格物穷理”,...     

论庄存与的《公羊》学

庄存与的《公羊》学虽然受到赵《春秋属辞》的影响 ,但主要限于治学体例 ,而在治学立场上 ,二者其实有根本的歧异。庄存与克服了赵以策书之体说《春秋》的倾向 ,并注重《春秋》例辞背后的立场。这点直接上承汉代《公羊》学。不过 ,庄氏《春秋》学在某些具体的事例解释上与汉代《公羊》学也有差异。庄氏的特点在于对《春秋》变辞的引申与发挥 ,并补充了汉代《公羊》学未曾论述的诸多方面 ,为后人理解《公羊》大义提供了新的线索。     

论董仲舒的“张三世”学说——以何休为参照系

“张三世”学说是两汉《公羊》学最为核心的义旨之一。两汉《公羊》师说大多失传,董仲舒之说相对零散,唯有何休留下系统性的《公羊》“张三世”说,但何休《公羊解诂》从未提及董仲舒,使得何休的“张三世”是否可以溯源到董仲舒那里遂成为一个问题,学者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以何休之说为参照系来考察董仲舒的论说,可以发现何休关于“张三世”说的两层内涵在董仲舒那里都可窥见一斑,由此足见董、何之论《春秋》“三世”并无实质性的不同。不过,董仲舒的“三世”思想虽然不殊于何休,却没有何休那么成体系性的论述,其理论形态相对而言也没那么成熟。     

汉代公羊家政治考量的伦理向度

汉代公羊家认为,孔子所作的《春秋》,将"政者正也"的政治伦理诉求贯穿其中,蕴涵了丰富的"正名"思想,体现了鲜明的政治伦理旨趣。公羊寿分析名号书写法则,凸显了政治伦理批判;董仲舒深察名号伦理意蕴,彰显了政治伦理要求;何休解诂名号礼制规定,突显了政治伦理制度。汉代公羊家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善的政治"理念,力主实现"政治的善",成为汉代政治伦理文化的一个范型。     

董仲舒的犯罪心理学思想研究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汉代最主要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据《汉书·董仲舒传》载,他“少治春秋”,以“三年不窥园”的刻苦精神深究《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成为西汉时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汉景帝时,董仲舒曾任博士,讲授儒家经典。汉武帝即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三篇“对策”博得武帝的赏识,官拜江都相。晚年,他免官居家,著书立说,然而“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董仲舒生活于西汉中期。这时,诸侯王国割据的局面已经基本结束。董仲舒适应时代的要求,从     

公羊学派“《春秋》王鲁”说平议

《春秋》本为鲁国旧史,笔者学于鲁国旧都,研习鲁史,曾对后世公羊学者“《春秋》王鲁”之说有所留意.司马迁称《春秋》一书“辞微指博”,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春秋》乃“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不过,后世公羊学者总结《春秋》义例时却立有不少非例之例,而其论述某些义例亦或有不周.本文拟就何休《春秋公羊解诂》中每每提及的“《春秋》王鲁”之说试加议论,庶几可以有益于对公羊学派理论的认识.     

日本真言宗南山进流声明述略

声明,本为印度五明之一,是指专门研究文字、语法、音韵等方面的学问。就其在佛教中的作用,《瑜伽师地论》卷三八云:若诸菩萨求声明时,为令信乐典语,众生于菩萨身深生敬信,为欲悟入诂训言     

“春王正月”与“贵微重始”——兼论后儒对《春秋》文本的哲学阐释

汉儒董仲舒等人以为《春秋》"春王正月"具有"贵微重始"之大义,唐孔颖达据此提出"五始""五事"说,是对"重始"的具体阐释。另外,孔颖达"五始"之"礼义"说以为《春秋》有礼学思想。宋儒以《易》解释《春秋》,则将孔子以《易》"精微"思想与《春秋》"贵微"说联系起来。后儒解释《春秋》,有将《春秋》与其他经部典籍联系起来进行文本解读的倾向。     

庄存与《春秋》学新论

庄存与是清代经学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经学家。从梁启超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庄存与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 而以《春秋正辞》为其体现, 人们论庄存与的经学往往以《公羊》学为说。不可否认, 晚清出现以《公羊》学为中心的所谓今文经学, 与庄存与的《春秋正辞》重《公羊》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但是庄存与的经学实是以六经为宗, 不守门户; 专明大义, 以求致用, 并非仅仅只是《公羊》学。就《春秋正辞》而论, 则具有以《公羊》为主、杂取诸家, 不重微言、专重大义的双重特点, 而这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时代意义。一、《公羊》为主, 杂取诸家庄存与在…     

试论苏舆对董、何“三正”说的批评与诠释

《春秋公羊传》通过“通三统”例,以“存三正”的方式处理王朝更迭后新王与旧王间的关系,用“存二王后”的形式保留前朝社稷、服色,籍此展现“尊先王”之意。清末学者苏舆通过分疏两位汉代《公羊》学先师董仲舒、何休对“以《春秋》当新王”一旨的不同诠释,以及“亲周”与“新周”的异文,成功地构建了董仲舒与何休对“三统”诠释的两处矛盾,并以《春秋》“只改正朔而不易王统”为基点,凭借将商、周、汉通为三统的理论构建,批驳了何休以降的今文学家所认同的《春秋》“黜周王鲁”说,否定了康有为本诸“通三统”例而构建的“改制”之论。但苏舆对董仲舒“统三正”说的诠释完全建立在对何休“通三统”论的批驳上,带有强烈的学术及政治主观性,亦未必董氏学之本意。     

何休《春秋公羊解诂》“主书例”探微

刘逢禄作《何氏释例》,将《春秋公羊传》及《公羊解诂》之例,系统分作三十例。主书例在《春秋》书法例中处于首要位置,其说明孔子笔削《春秋》时所欲彰显之主要意旨,解决"何者书"、"何以书"的问题。由此,诸种书法例,即"如何书",才能得以展开。然而,《何氏释例》对主书例的总结尚有遗漏之处,我们回到《公羊解诂》中,对主书例进行更加全面的概括,并深入阐释其内涵。由此,可以体察主书例在春秋辞例中的特殊性,进而理解主书例对构造春秋笔法、彰显微言大义所发挥之价值。     

何休《春秋公羊解诂》“主书例”探微CSSCI

刘逢禄作《何氏释例》,将《春秋公羊传》及《公羊解诂》之例,系统分作三十例。主书例在《春秋》书法例中处于首要位置,其说明孔子笔削《春秋》时所欲彰显之主要意旨,解决"何者书"、"何以书"的问题。由此,诸种书法例,即"如何书",才能得以展开。然而,《何氏释例》对主书例的总结尚有遗漏之处,我们回到《公羊解诂》中,对主书例进行更加全面的概括,并深入阐释其内涵。由此,可以体察主书例在春秋辞例中的特殊性,进而理解主书例对构造春秋笔法、彰显微言大义所发挥之价值。     

韩儒丁茶山《周易》解释的修养论特征研究

丁茶山作为朝鲜后期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周易》解释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在于出入汉宋易学，通过批判继承汉代象数易学解释方法，提出了以“易理四法”为核心的易学解释体系。茶山《周易》解释的突出特点在于统合象数与义理，由卜筮而转出“成德”的人文意涵。这主要表现在，茶山充分肯定了《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与改过迁善之书的双重性质，既将《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从象数角度对其卦爻辞进行了解释，又试图探讨圣人作《易》之本旨，揭示了其道德人文的义理精神。由茶山之天道观和人道观出发，立足于其《周易》解释中提出的“顺天命”和“改过迁善”工夫，即可揭示茶山《周易》解释的道德修养论特质，即在实践中结合外在道德约束与内在道德自觉两种修养功夫。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性理学重本体轻工夫、重内在道德自觉（内圣）轻外在道德实践（外王）的空疏之弊。     

如何探讨气论哲学的“一般性质”

如何探讨气论哲学的“一般性质”李存山本文对曾振宇同志的《董仲舒气哲学论纲———兼论中国古典气哲学的一般性质》一文提出商榷。一、董仲舒的气论思想不是中国气论的典型形态，由此不能揭示气论哲学的“一般性质”；二、曾文不明源流，不作分析，误把董仲舒气论思想的...     

现象学视域中的董仲舒哲学——论张祥龙先生的董仲舒研究

张祥龙借助于现象学对于董仲舒哲学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对于重新理解董仲舒的思想有极大启发。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强调儒家思想的时机化的天道主义。根据张先生的理解,法家认为政治的核心是权力,通过人性恶的假设重构了以拥有权力的君主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固定的和邪恶的关系。董仲舒哲学进入到纯境遇的终极处,认识到权力的源头,他的受命、更化、改制之说,最终必须在天人相与之际的语境中得到理解。张先生对通三统做了全新的解释,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仁爱之心的推扩。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根本上是它们的相互交通与生动的作用,只是董仲舒一定程度上把它们分开了。董仲舒的名号学说强调名号来源于天,如诗如乐,而又效仿天地、阴阳流动不羁的运势。     

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思想渊源

据史书记载,董仲舒所治《春秋》是公羊学。《公羊传》应是一位姓公羊的经师在其以前传经学者的基础上综合成书的,大概形成于战国末年。就孔子弟子看,子夏与《春秋》的关系最为密切。子夏之后,孟子、荀子对《春秋》重"义"的思想都有论述,而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最重视此种思想,因此,孟子、荀子思想对公羊学也有重要影响。此外,齐学对公羊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形成。     

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的关系新论

孔子传《易》,直接出于作《春秋》的需要——孔子所作《春秋》,不是《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孔子传《易》之“窃义”,与其作《春秋》的“窃义”,异曲同工。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相互促成,共同形成了儒学的“天道—性命—道德”三位一统的道德本体学说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