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性论与儒家人性论比较

宋明理学在重建儒家人性论时,有两方面的思想资料可供借鉴。一是自先秦到唐末的传统的儒家人性论,二是佛道二教的心性论(这里只谈佛性论)。将儒家人性论与佛性论在价值取向、思想方法、修养途径、政治功能等几个主要方面做一比较,对于我们理解以后宋明理学对儒家人性论进行重新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将不无裨益。     

宋明理学“异端”观的流变

通过对宋明理学"异端"观流变的考察,揭示宋明时期思想领域主要矛盾由儒佛之间转向儒学内部的过程。宋明理学"异端"观以儒家伦理道德及其政治治理为标准界定和批判异端,其中程朱以佛教为主要异端,陆王则以程朱理学及其流弊为主要异端。程朱"异端"观到陆王"异端"观的转变主要因为:理学对佛老思辨哲学的吸取逐步消解了宗教冲击人伦的局面;理学高度发展和完善的同时内部思想分流;程朱理学官学化的流弊成为新一代学人批判的对象。     

性情论还是性理论?——原始儒家人性论义理形态的再审视

"情"在先秦儒家人性论中曾居于核心地位,但汉代以降的儒学发展史,却是情被贬抑和放逐的历史。本文结合新发现资料和传世文献,对情在原始儒家人性论中的地位与意义进行辨析,阐发原始儒家人性论的本义,揭示其与理学性二元论模式的差异。本文认为,原始儒家最早形成的人性论形态是以情论性的性情论,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是性情论发展演变的产物。性情论的形成以人的本源之情为根基,以性情一本和性情相应为特征,情本身具有超越意义,这与理学及现代新儒学所诠释的先秦儒家人性思想具有显著不同。儒家人性论并非是对于人性的知识论考察,而是探讨价值之根源并为工夫论提供依据,这必然与工夫论相表里。故揭示人性论与工夫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探讨儒家人性论具有独特意义。     

宋明理学从二元论到一元论的转变——以理气论、人性论为例

宋明理学的整体发展呈现出一种从程朱理学二元论到明代理学一元论的转变倾向。其最突出的表现有两点:一是理气论方面,由程朱的理气二元论到明代理学的理气一元论的转变;二是人性论方面,由程朱的天命之性(义理之性)、气质之性的二元论到明代理学性气合一的一元人性论的转变。这些转变显示出中晚明以后理学现实主义倾向的逐渐加强,并最终演化为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     

佛教生态德性论研究

佛教生态哲学的德性论研究是当前佛教生态思想研究的重要趋势,其本身包含多方面内容。心性论是佛教生态德性论的人性论基础,佛教心性染净说对于克服建立在物欲基础上的现代自然主义人性论具有借鉴意义,佛教心性智慧说则能为生态智慧提供人性论基础;佛教"净佛世界"的生态环境建设是建立在主体净化身心、度化众生的德性修养实践基础上的;佛教德性论具有自身独特的美德体系,佛教美德具有丰富的生态环保意蕴。     

试析康乾时期清廷对待程朱理学的矛盾心态

康乾时期,清廷一方面利用程朱理学的道统论为其合法性作论证,凸显程朱理学"正人心"思想;另一方面又打击道统论中所蕴涵的与治统相对抗的精神,难以容忍程朱理学的"正君心"思想。在对待程朱理学的问题上,清廷始终在道统与治统之间处于矛盾心态。为了消除程朱理学的"弊端",清廷又开始提倡汉学。所有这些策略最终加速了理学走向僵化的历程。     

从“理同气异”到“一本万殊”——论朱熹与黄宗羲对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回应

在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思想的影响下,对于人物之性,朱子提出了"理同气异"和"气异理异"的说法,一方面来回应佛教,另一方面则维护孟子的"人禽之辨"。但"理同气异"与孟子的人性论有着本质区别,从而使儒家的性善论走向泛性善论。黄宗羲则根本否定了朱子的说法,他从"天人一气"的角度出发,指出人物之性是"一本万殊"的,即人物之性都来源于一气,但人之所禀是"有理之气",而物之所禀则是"无理之气",故惟有人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属性,而草木禽兽只有知觉运动,从而使理学的人性论又回到孟子的性善论中去。     

张载对“形而上”的辨析及其天道本体的确立

宋明理学与汉唐儒学的一个基本区别就在于是否拥有形上视角,因而,能否从形上角度重塑儒家的天道本体,便成为宋明理学超越于汉唐儒学的标志。在代表开创理学的"北宋五子"中,张载直面佛教的理论冲击,并在吸取佛教形上智慧的基础上,对天道本体展开了多重探索。在张载对"形而上"的辨析中,"形而上者,得辞斯得象"与"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代表了他对天道本体及其形成进路的思考,并由此甄别"太虚"与"太极",最后以"太和"代表二者超越的统一;继而通过"其性"与"其形"的比较,将"太虚"与"太极"的统一拓展为一种本体宇宙论,这就成为二程"天理论"、程朱理气关系及其"理一分殊"说的根源。而由张载提出的"诚明两进",又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种不同的为学进路开辟了道路。     

先秦儒家人性论谱系的历史重构北大核心CSSCI

学界一般将先秦儒家人性论划分为性善论与性恶论,许多学者也将孔子人性论归为性善论。郭店楚简和上博简的出土,不但打开了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历史维度,也使得早期儒家人性论的一种重要形态,即孔孟之间的情性论浮出水面。性情论是七十子及后学所建构的人性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第一个正式的人性论。性情论由发挥孔子性情思想而来,又对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性情论开始探索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历史演变,将会重构原始儒家人性论的发展谱系。     

“基体说”:熊十力新儒家“本心”论思想探究——兼与大乘佛教思想比较

熊十力是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新唯识论》的出版,标志着其思想体系的成熟。考察该书,熊氏虽然借鉴了大乘佛教境、行、果的次第,将释家成佛之路置换为新儒家的成圣之路,但其"本心"论思想却并非是对佛学的发展,而是一种根基完全不同于佛教缘起论思想的"基体说"。事实上,"基体说"在中国古代儒道思想传统中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熊氏构建自己思想体系时牢牢立足于此,对大乘佛学进行了融摄和吸收,从而实现了儒学的新发展。     

“常惺惺”的儒学化演变

"常惺惺"本是佛教禅宗的修行方法,最早由谢良佐引入儒学,到朱熹正式将其纳入理学工夫论体系,再到陈淳胡居仁等人结合天理论对"常惺惺"作出形上学阐发。"常惺惺"经由理学家的援引与重新诠释,其思想内涵发生了很大改变,逐渐完成了禅宗概念儒学化的演变过程。     

论惠能思想中的“无神论”倾向

禅宗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代表性宗教之一,其宗教理论发展至惠能那里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基于佛教心性理论发展深化和禅宗东山法门发展壮大的历史脉络下,惠能提出了独特的"万法自性"佛性论、"般若智慧观照"认识论、"自性自度"修行法以及"即心即佛"解脱方法论。通过分析发现,惠能在基于有神论的宗教理论中出现了一种"去神化"乃至"无神论"的倾向,而出现这种倾向的原因也主要由早期原始佛教理论中的"无神论"倾向、惠能理论体系发展的逻辑必然和惠能生活的特殊历史背景三个方面所决定。这种"无神论"倾向的出现不仅没有削弱佛教的宗教精神,反而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使得佛教更加深植于中华文化之中并影响了后世理论的发展。     

儒家“敬”论的三个发展阶段——以《尚书》、《曲礼》和程朱理学为例

"敬"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贯穿了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始终,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商、周时期由"敬天"转向"敬德"的以政治伦理为主导的第一阶段,此时的"敬"体现了圣王先哲的忧患意识,其主要理论载体为《尚书》;其次是战国秦汉时期以礼履"敬"、以"敬"行礼的规范伦理阶段,这体现了纷乱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人文理性精神的升华,其代表性文献是《曲礼》;最后则是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视"敬"为圣门至上心法的理学时期,此阶段的"敬"论最为系统,代表着儒家心性论、工夫论的最高成就。     

战国儒家人性论渊源

学术界论先秦人性学说最重视战国儒家的人性论,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似乎在两个方面有所不足,一是未能注意到战国儒家人性论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说之间的密切理论联系;二是将战国儒家人性论纳入儒家人性论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来考察,还有所忽略。注重从这两个方面来对战国儒家人性论作总体的探索,有助于增进其     

清代《孟子》义理学综论

清代《孟子》义理学,主要关注人性论、理气论、理欲观、仁政论等四个方面。坚持气本论,反对理本论;从"智"的层面言人性善;提倡施仁善政,富民强国;坚持理欲统一,反对"存天理,灭人欲"。呈现出立论基点独特,以作为主、作述相济,主驳程朱、关注现实等特点。但在解释善与批驳程朱理欲观等方面存在不足。     

禅宗的佛性论及其意义

中国禅宗对于整个佛教的贡献不仅仅是成佛的顿悟方法,而且是为这个方法寻找到了佛性论的根据,这就是在继承印度佛教佛性本寂的基础上,又强调了佛性本觉的思想,突出了佛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将佛教的本体论和人生观统一起来,客观地诠释了佛性自觉、反省体悟和顿悟成佛这三者中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性.     

如何获得佛法正见

<正>佛教各乘各宗都把得到正见做为修行最重要的前提。如《佛性论》所说,学佛要"以正见为先行",因为正见总摄了戒定慧三学。陈兵教授把"得正知见"做为大乘根本四加行之一,并依经论和古德的开示,断言"无正见而修,称为盲修瞎炼"。龙树菩萨把正见对于学佛修行的作用比喻为我们走路的时候要"先以眼见道而后行",如果不能先认清道路,就会步入歧途。唯有正见能够引导我们走向圆满解脱,《正法念处经》说:"出世涅槃,正见为     

中国人间佛教思想的先驱

智旭在《周易禅解》一书中以《易》理对应佛教教理;以乾健坤顺,对应佛教修证;提出《易》佛同一论——佛性即乾道。本文并论证了智旭“佛性即乾道”价值观的重大意义。智旭将佛性定义为“乾道”,将佛教的价值观,对应本土文化价值观,结果,其与中国佛教传统的价值立场,已经相去甚远。主要的差异点在于,将佛教的本来是以出世为标榜的价值立场,转移到了以易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入世的价值立场上。智旭是开创近代佛教思想最先之学者,其“佛性即乾道”说即是近代中国“人间佛教”漫长历史进程的思想源头。     

儒家“诚”“敬”理论的宋代开展及其实践意义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对"诚""敬"的重视肇始于先秦时期。在传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宋代的程朱理学进一步拔高了"诚""敬"的地位,对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使之成为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人生修养理论的核心内容,并对"诚""敬"的践履及其社会意义也有独到的阐发。显然,程朱理学有关"诚""敬"理论的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仍具有不容忽视的当代价值,但要获得理想的社会效果,离不开现代民主与法治。     

刍议佛教伦理三题

佛教伦理的佛性论为中国人的伦理自觉,即成就人格完善的人、平等与泛爱万物、利他与舍己等奠定了基础.善恶与因果报应,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个人造业,个人受报,保证了中国人在伦理道德上将自觉、自重和自愿相结合.成佛的伦理修持则成就了中国人在道德上的自觉、觉他与觉行圆满,它将佛教引向主体,完善人格,并成就了中国人的佛性.这是佛教伦理同中华传统的儒家、道家伦理所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基础的根本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