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之体”与“体质之体”：朱熹体用论的辩证思想

在朱熹对于“体用”的论述中，“体”既可以指天理而言“本体”，亦可指事物而言“体质”。然而朱熹体用论中的双重内涵并非是漠不相关的，而是具有相互蕴含和内在过渡的关系。“本体”之中蕴含着实存，“体质”本身就是“本体”的实存，揭示出朱熹论本体与存在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本体之体”与“体质之体”的辩证统一关系体现在朱熹对于“道体”的论述中，“道体”作为包含了“本体”与“体质”的最高整体性范畴，体现出本体的活动性与真实性。     

“心性情”与“易道神”:朱熹对程颢思想的创造性诠释

程颢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朱熹大概43岁开始一直到晚年,反复以心、性、情来对解这里的易、道、神.朱熹认为易道神是从天的角度来论,相应地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心性情.借用程子的易道神话语来阐发其心统性情思想,这是朱子对程子思想的一个创造性转化和诠释.在朱子的诠释下,“易体”非“...     

朱子如何诠释“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章的解读历来存有较大争议，朱子参酌多家之说，赋予此章以明晰意涵。在“其”字解诂上，朱子不废多方观点研讨，最终以《集注》为准的，继承了邢昺“指子”之论。钱大昕不明朱子训诂演进过程，遂酿成以朱子书信、《或问》反《集注》的谬误。朱子一方面接受了汉唐注疏观点，认为此章文字属圣人之论，另一方面又力图消解古今论说的矛盾，通过对此章之“三年无改”“道”等处展开阐释，增强本章义理的适用性。朱子对“三年无改于父道”的诠释，触及“人情”与“原则”、“公”与“私”这一哲学论题，解决了人的生活实践、孔子学说中存在的道德难题；同时，朱子以生活化为视角、日用人情为论域，就此章贯彻“下学上达”的学术思路，反省荆公新学影响下的务高谈妙之风。     

论朱子性情关系中的性善论假设

在朱子性情关系的多重分析中,性善论只是一种假设。此种假设体现在“性体情用”原则中,体现在“心统性情”关系中,亦体现在“心贯已发未发”命题中。此种假设在朱子哲学中是可能与必要的。对于朱子性情关系中的性善论假设进行剖析,有助于为研究朱子哲学提供新的视角。     

从“君道无为”到“上下无为”——君臣关系视域下《韩非子》对《老子》的诠释

《韩非子》诸多篇章受到《老子》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不仅体现为其对《老子》语句的直接引用或化用，也体现为《韩非子》诸篇结合具体历史事件对《老子》的文本给予例证和诠释，从而使得《老子》所阐述的抽象原理下贯于现实政治层面。在道物结构方面，《韩非子》否定了万物先天和谐的“自然”状态，由此，它否认了统治者的普遍贤能，洞察到“臣”的政治角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韩非子》强调“臣道”应“顺上之所为”,从而将“下必有为为天下用”的“臣道有为”思想诠释为“臣道无为”。在《韩非子》中，作为“臣道无为”标准的“法”与“术”,一方面脱离了《老子》的“智”的范畴，成为了具有神圣意义的政治观念；另一方面又与“无为”关联，成为君主“无不为”的治理手段。《韩非子》对《老子》的诠释，不仅体现了法家哲学对“臣道”问题的关注，也反映了“臣道”观念在战国中晚期的凸显。     

道“悦”与道“救”:老子之道的情意性特征

学界通常把老子之道理解为无情感、无意志的道,而难以整体自洽打通全文,而《老子》文本里多处原文涉及超越性的意志存在。道不是无生命的死道,作为情意性存在,具有情感性与意志性。楚简《老子》里,作者用“悦”(“敚”)来规定道,具有喜悦之情感性,可以理解为喜神(老子还用“谷神不死”言道,道是一种神性存在);今本《老子》里的“以慈卫之”也是道的情感性,用“道亦乐得之”来论述情感性的人·道关系;今本《老子》的“天将救之”“有罪以免”“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等系统体现了天道的意志性,可以解读为天道的救赎性与终极价值性。道有情意性,同时又不干预人的主体性,“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具有人文主义色彩。     

道之本质论

本文从体、相、用三个角度研究了“道”的本质，进而探讨了从不同角度进入“道”之本体的理论依据。尝试对“不可道”之“常道”进行描述，以期建立一个精简的易于为现代人所了解和掌握的“道”化体系。史冰川，哲学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博士后。     

北宋道士陈景元的老学思想新探

北宋道士陈景元的《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颇具理论特色:(1)对“道生万物”论与“万物独化”论两种对立的思想作了调和;(2)将“常道”和“可道”分别对应于道家的自然无为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认为道与仁义礼智信是体用关系;(3)对人性之本源与人性之现实表现作了区分,认为人性之本源相同,而现实表现则有上、中、下三等;(4)将“无为”的内涵诠释为“不越性分”。     

老子之道是存在本体与价值本体的统一

老子之道是一种本体论意义的道体,这已成为学界共识。那么,这种道体是如何体现的?我们又该如何从完整的意义上理解它,以便更贴近老子道论哲学思想的主旨?笔者认为,老子道论哲学存在着一个坐标体系:如果说其纵坐标是存在本体的话,那么其横坐标则是价值本体;老子之道是存在本体与价值本体的统一。从纵坐标上说,道体作为形而上的存在本体,是相对于形而下的具体存     

道体与道德——道体学内外的牟宗三

牟宗三在《道体学引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丁耘教授一方面接续了牟宗三的基本洞见,以四因说为基本问题来判摄中西哲学,但另一方面也对牟宗三提出了三个主要批评:1.误认乾元;2.以心统天;3.重流行而无主宰。在批评牟宗三用存在论取代了熊十力的体用论后,丁耘提出了存有与活动之外的道体新义:虚静。但是牟宗三的思想并非不涉及体用论与虚静问题,而是将其统摄于圣人之道与实践工夫之中。首先,牟宗三通过乾道各正性命的“善终”义来强调“天道性命相贯通”是实德成物之流行,肯定了个体终成意义上的目的因,以此与玄学以“乾元”为主的体用论相区分;在《易经》诠释中,牟宗三提出兼赅“静正”与“沛然”的“寂感真幾”的概念,主张通过圣人精诚感应的德性生命呈现道体;在主静问题上,牟宗三以具有德性内容的圣人之道为第一序,并将其作为区分儒道的义理骨干,从而将主静限定在“静复以立体”的儒家工夫论上。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与丁耘的道体学之根本差异是前者侧重“心性对扬”而非对道体自身之体悟,时刻突出道德实践的警策义,其着重呈现的是道德、形上学与宗教的源初交互境界。     

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观念

朱子在《太极解义》中分别以太极之“用所以行”“体所以立”释“阳动”“阴静”,使得“体用”观念构成了朱子《太极图》宇宙观建构的重要线索。“体用”与“阴阳”的关联可追溯至以形质为“体”、功用为“用”的“形质论”传统，而朱子进一步借助张咏“公事有阴阳”之论，将与“阴”“阳”相应的“体”“用”之意涵普遍性把握为“已定”之确定性与“未定”之可能性。通过这一普遍内涵，朱子在《太极图》诠释中统合了“阴阳体用”与“理气体用”两种范畴下的“体用”观念，由此将“阳动”“阴静”分别阐释为太极作为形上“所当然”之理内在禀具的确定性之“体”(“必然”)与可能性之“用”(“能然”)两方面要素在形下气化层面相继不已的实现环节，推进了古代哲学关于阴阳统一性问题的思考。     

从观念史的演变看中国古代哲学的诞生

宇宙观是对宇宙存在体比如天、地、万物等的认识。世界观是对宇宙万物的整体性认识。哲学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问万物的本源问题。它表现为对"大一"和"小一"的认识。"大一"指宇宙间的全部存在物。"小一"指万物的统一性根据或本源。虽然古代有万物的表述,但是它并未遍指一切事物,因此并未有世界观的性质。真正具有统一性属性的概念是道。在老子、孔子等时期,道并未遍指一切存在物。从墨子开始,道成为指称所有事物的存在方式的概念,具有了世界观性质。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形成于墨子。从庄子及其时代开始,人们将世界万物的本源归结为气,以为万物统一于气。这便是对"小一"的认识。由此,中国古代思想进入了哲学阶段。中国古代哲学开始于庄子及其生存的时代。     

释“忠恕”与“一贯”

《论语》中曾子认为,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引孔子之言说"忠恕违道不远",虽然肯定"忠恕"近"道",但实际上却点出"忠恕"还不是"道"。如何消弥《论语》与《中庸》两部经典之间的思想在语言表述上的不一致,于是成为具有创造性的儒学经典诠释者所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到明道与伊川,通过"体用"贯"忠恕"和区分"仁恕"之不同,才有了初步的解决。而朱子则在二程思想基础上,通过完善"忠恕"和"一贯"之解释,构造了一个逻辑层次分明的"忠恕"体系,使此问题获得完满之解决。朱子注解与诠释《论语》与《中庸》中"忠恕"与"一贯"思想的思路,为我们在当下创造性地诠释儒学思想,发展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儒学理论,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路。     

试论老子“道”的过程思想

正确理解“道”的含义,是正确理解和把握老子思想的关键。考察“道”的字义、“道”的思想渊源、老子把“道”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根本概念的有关论述、“道”融通万物的同一性、老子关于“道”的认识论、“道”作为实践行为法则等方面,可以发现,“道”体现的是过程的思想。将“道”理解为过程,不失为研究老子思想的重要方向。     

“《易》为之原”与“天人之道”——刘歆易学思想新论

学界多把刘歆和刘向的易学放在一起研究,这样很难揭示二人的易学特色和贡献。与刘向相比,刘歆对易学有系统的构建,这主要表现在“《易》为之原”和“天人之道”方面。在“《易》为之原”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对“五经”的顺序作了调整,把《周易》置于首位。刘歆提出“《易》为之原”的思想,与其认为《周易》是一部关于“天人之道”的著作有关。在“天人之道”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创作了“三统历”,其目的是以天统指导人统。刘歆创建的以“三统历”为核心的系统,不仅体现了其律历学思想,而且反映了其对宇宙万物、社会历史的形而上学思考。     

论战国时期子学思想由重道体向重道用的转向——以《管子》四篇为考察重点

从"道"的高度来考察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从重道体向重道用的转向是这一历史阶段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有鉴于战国时期思想文化所呈现出的宏阔博杂之态势,本文主要以《管子》四篇为文本依据与考察重点,围绕《管子》四篇中的精气说、心说、名与礼法思想等方面展开行文。最后,文章认为,从重道体到重道用的转向以及对于后者的日渐重视,经历了整个战国时期乃至秦汉,而对于道用的愈加重视与探讨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潮流。     

道的争议及其新释

“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在老子哲学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对其解读存在两方面的争议:一是如何断句才符合老子的句读;二是如何解读才契合老子的思想逻辑.老子这句话目前共有四种断句法,但从断句的可行性来看,两种断句法不可行,而在剩下的两种中一种比另一种更好.主流注家将此句释为“可以言说的道不是永恒常在的道”,会导致老子整体思想逻辑的不一致,这已被不少人所质疑.我们提供充足的论据来论证,将“可道”重释为“可名为道”,将这句话释为“可名之道不是永恒常在之道”,将会化解此种不一致,而且非常契合老子的论述结构与哲学逻辑.     

法度与民情：王安石与苏辙解“道法自然”之殊见

在注《老》史上，解读“道法自然”历来有一分歧：一说以“道”为至高依据；一说以“自然”为最终依据。王安石和苏辙的《老子注》亦体现出这一区分。王安石认为“道法自然”以“道”为万物之本；“法”乃道体在现象界展示自己的方式，即所谓“法度”;“自然”意为“道”成法度乃自己如此。苏辙将“道法自然”解释为“道”效法“自然”,将“自然”置于“道”之上，“自然”既是万物生发的内在力量，也是人真实本性的自然呈现，其发展趋势具有自发的秩序性。王、苏二人之解读分歧肇始于“道”与“自然”的关系，并以此建构起各自的政治实践活动，王安石强调“尽法”,而苏辙更强调“复性”;在此基础上，两人以人为中心阐释出政治秩序构建的两种不同模式，即落实在政治治理中的推崇“法度”和关照“民情”。     

清华简《命训》与墨家“命”论之比较研究

清华简《命训》篇论述了“大命有常,小命日成”和“司德司义”“赐之福”“降之祸”的天命观,此与墨家的天志、明鬼、非命等思想多有相似之处。这两者皆是对西周以来道德本位的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除了揭示道德与非命之间的关系外,清华简《命训》还强调“道天莫如无极”以树立天的权威,并通过“明王”来“道天正人”。在这一点上,墨家思想与其存在较大不同,这体现出两者对西周天命观念的不同发展路径。     

朱陆“心学”及其异同的几点观察

朱熹尽管批陆为禅,其学亦吸收了佛禅的“明心见性”思想。陆九渊虽自谓“心即理”之说得自孟子,实亦受到程朱影响。要之,二人都讲道德本心,分歧只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上。朱子强调二者相辅相成,实则在“道问学”上用力较勤。象山强调“先立乎其大”“发明本心”,但亦未尽废“道问学”。朱批评陆自信太过,陆则以朱为支离。然而正是这些差异,使得朱陆之学得以相辅而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