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诗》、《毛诗》篇次异同原因考辨

据熹平石经《鲁诗》残石,《鲁诗》篇次与《毛诗》有同有异。不过对其异同原因,却鲜有学者讨论。许多学者认为《毛诗》篇次错乱,是汉初经师不知《诗经》篇次造成的。此说并不正确。《鲁诗》、《毛诗》师承不同,汉初又在不同地域传播,但二者的大多数诗篇次第相同,甚至各诗章数、章次、各章句数也大多相同,说明《鲁诗》、《毛诗》基本上都传承了先秦《诗》本。郑玄说毛公改动过《诗经》的篇次,系出于猜测。《毛诗》学者在对诗篇阐释时往往曲解诗句、附会历史,或者以伤今思古的思路解诗,恰说明毛公不曾改动过《诗经》篇次。汉代学者一般认为《诗经》是孔子编订的,其篇次也是孔子安排的,因而也不会出于阐释体系的严密而改动《诗经》的篇次。《鲁诗》、《毛诗》篇次的歧异,有的可能是《鲁诗》失次,有的可能是《毛诗》错简,也有二者都传承了先秦《诗》本篇第失次之旧者。《诗经》在先秦的传播,有变异的一面,也有稳定的一面,但整体来看,稳定性胜于变异,故《鲁诗》、《毛诗》的篇次相同者远远多于相异者。     

三家《诗》思想渊源之蠡测

西汉今文诗学分为鲁、齐、韩三家。三家《诗》虽然都属于今文诗学,但其思想特征并不完全相同。而这些思想特征的不同,与它们思想来源的不同有着密切关系:鲁《诗》与荀子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在解《诗》的时候突出了礼的地位;齐《诗》源自以《公羊》为代表的齐学,有着浓厚的阴阳五行思想色彩;韩《诗》同时受到荀子与阴阳家两方面思想的影响,这也是其既有荀子"天人相分"思想,又有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思想的原因所在。从保持先秦《诗》义的原貌来看,鲁《诗》的贡献最大。但从汉代经学的发展来看,齐《诗》无疑最能反映西汉今文诗学的特色。     

荀子不传《毛诗》辨——兼论《毛诗》为邹鲁儒家所传

《荀子》一书屡引《诗》类文献，然而在《荀子》所引《诗》类文献中，逸《诗》所占比例较高。而且，荀子传《毛诗》说既不见于汉代文献，其中也颇多阻隔难通之处。因此，出现于汉末三国时期的荀子传《毛诗》说当出自《毛诗》学派的依托。汉末三国的《毛诗》学派之所以将荀子纳入其传授体系中，一方面是由于荀子为汉代地位显赫的《鲁诗》学和另一部古文经典《左传》的传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与荀子思想接近。邹鲁一带儒生所引《诗》类文献与今本《毛诗》基本一致，《毛诗》当出自邹鲁儒家的传授。     

圣人的感生与同祖——郑玄、王肃关于殷周始祖出生故事的争论

殷、周之始祖契、稷的出生故事见于《诗经》中《大雅·生民》《鲁颂·閟宫》《商颂·玄鸟》《商颂·长发》四篇,本文通过对考察郑玄、王肃对诗义的不同见解,来澄清郑、王对天子始祖之所自出的不同认识。在圣人出生的问题上,"三家诗"主张殷周始祖皆无父感天而生,而《毛诗》云稷契为帝喾之子。郑玄与王肃又在此基础上各有发明。郑玄虽然注《诗》宗毛,但在此问题上却取"三家诗"之说,但他又进一步认为,虽然殷周始祖实质上是感大微五帝之精(即五天帝)而生,但这并不妨碍圣人有父;王肃在此问题上宗《毛诗》,以为圣人皆有父,且皆为黄帝子孙,以五行为次相继王天下。     

《毛诗故训传》名义考释——兼论《毛诗故训传》独传的原因

《毛诗故训传》书名之义因简称而往往为人忽略,已有的对书名的解说也无法圆通。通过梳理先秦两汉文献与经学语境中的相关材料,对书名加以考释,可知故、训、传分别是汉代经学三种独立的讲经方式。故是指对诗篇本事、产生背景的讲解,往往以事、史说诗;训指训诂和考辨,是《毛诗》的主干部分;传是指经师借释经阐发自己的理念、观点,内容上以自己的话语、前人的解说、传说故事为主。故、训、传三种讲经方式合而为一,使《毛诗故训传》简明实用,更适于学习。这也是三家诗亡佚而《毛诗故训传》独存的重要原因之一。     

谶纬与齐文化

谶纬为齐学,齐地滨海,海中云气像楼台,故有海市蜃楼。相传东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为仙人所居之处。故海上方土慕神仙,求不死之药。大海浩瀚,无涯涘,游于海上,致人遐想,发奇幻窈妙之思,而神怪迂诞之说由是起。故齐学恢宏而肆,其弊则流于荒诞不经。议代经学有齐鲁之分。鲁学有《鲁诗》、《鲁论语》。齐学有《齐诗》、《齐论语》。《汉书·儒林传》云:“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孝经》则有博士江翁著《孝经江氏说》一篇,博士江翁即传《谷梁春秋》的瑕丘江公之子孙,这是鲁学,而后仓的《孝     

从礼制美德到性情之正——朱熹对《关雎》诗旨的扭转

作为《诗经》首篇,《周南·关雎》具有明大旨的意义,因而其解释历来为注家重视。《论语》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语对于学者理解《关雎》诗旨具有指导性。《毛诗正义》化用《论语》此语解释诗旨,体现出以礼制美德说诗的倾向,这也是《毛诗》系统叙说诗旨的一贯风格,朱熹突破这一传统,从《论语》“乐而不淫”之语中提炼出不同的诠释原则——说明“性情之正”。本文从经学史的角度梳理并比较《毛诗正义》与朱熹《诗集传》关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解释,进而展现朱熹对毛诗的突破及其《诗》学建构,最后指明这种转变的《诗》学意义。     

《荀子》与《易·文言》之比较

荀子为传经之儒,他与《诗》、《书》、《礼》、《乐》、《春秋》的关系,经前人与时贤考释,都已略见端倪。然而,他与《周易》的关系仍朴朔迷离,其论《易》、用《易》、阐《易》、传《易》之功,尚未得到彰扬。 荀子,自刘向起就被称为“善为易者”。汪中的《荀卿子通论》和胡元仪的《荀卿别传》在彰显荀子传授《毛诗》、《鲁诗》、《韩诗》、《春秋三传》及《礼》之功后,都曾致力于考证荀子与《周易》的关系,然除重申刘向的结论外,于实证上并无多大进展。     

西汉初置师法考论

汉武帝先置五经博士独尊儒术,再择取致用之学明确方向,最后落实儒学教育"风化四方";与之相应,师法也须具备专于儒经的博士、顺应时势的经义思想以及完备易懂的阐释著作三项要素。西汉中期符合这三项要素而形成师法的仅有《尚书》欧阳、《易》杨、《礼》后和《春秋》公羊四家;三家《诗》发端虽早,但当时他们的解经著作还不够完备,政治理念也不合时宜,所以不在初置师法之列。师法以解经著作为标志和传授核心,这就打破了过去"亲传私授"模式的人际依赖与地域限制,官学儒术由此得以风行全国。     

西汉初期儒学的发展演变

汉代儒学发展在整个中国儒学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中西汉初期儒学的演变又有着较特殊的意义。一般认为西汉武帝时代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标志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而西汉初期阶段一直是黄老道家清静无为思想为时代精神之主导。其实西汉初期儒学潜流暗动,始终没有停止发展。汉初开书禁,文帝、景帝时代都设有经学博士,《诗经》有齐、鲁、韩三家诗,《书经》则有胡毋生及董仲舒,儒家并未被逐出庙堂,而且因为处于民间地位,没有政治权力的参与,禁忌较少,儒家思想首经陆贾,变至贾谊,已经与先秦时代的儒…     

董仲舒与今文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

董仲舒与今文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陈其泰西汉时代,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大盛。《春秋繁露》归纳并阐发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以《春秋》作新王等重要命题,符合于武帝时代的政治需要,由此构建起公羊学理论的总体框架。“王鲁、故宋、新周”这组命题是基于历史上制度演变...     

《荀子》与《易·文言》之比较

苟子为传经之德,他与《诗》、《书》、《礼》、《乐》、《春秋》的关系,经前人与财贤考释,都已略见端倪。然而,他与《周易》的关系仍朴朔迷离,其论《易人用《易》、阐《易》、传《易》之功,尚未得到彭扬。苟于,自刘向起就被称为“善为易者”。汪中的《苟卿于通论》和胡元仪的《苟卿别传》在彰显苟子传授《毛诗》、《鲁诗》、《韩诗》、《春秋三传》及《礼》之功后,都曾致力于考证苟子与《周易》的关系,然除重申刘向的结论外,于实证上并无多大进展。研究苟子与《周易》关系的困难,首先来自《苟子》本身。全书明显地论《易》仅一次…     

唐人注疏引《孔子家语》平议

从注疏入手是梳理《孔子家语》“伪书”说发生发展脉络的可行之路。唐代“三礼”注疏对《孔子家语》评价的高低取决于与郑玄《礼》学的契合程度,《毛诗正义》对《孔子家语》的评价与《诗》学内部的毛郑之争相关,这二者均是“疏不破注”的学术家法观念的反映。相比之下,“三礼”注疏与《毛诗正义》之外的唐人注疏对《孔子家语》秉承更为客观理性的态度。概言之,唐人注疏中对《孔子家语》的负面评价大部分是基于礼制问题而产生的。唐宋易代,礼学自身的关注视域发生变化,对《孔子家语》的关注焦点,从经典内部之歧说造成的礼制争议,转移到《礼记·中庸》的分篇上来。在此背景下,王柏正式提出《孔子家语》“伪书”说。     

孔颖达的《诗序》观

《诗序》观是孔颖达《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诗序》的作者和价值两个方面。他在《毛诗正义》中有8处说《诗序》的作者是子夏,但又有2处言及毛公和他人,这种矛盾不是《毛诗正义》作者的群体性造成的,而是因为他疏郑笺时自觉遵从郑玄"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之说。从全局来看,他按照"举重可以包轻"等原则,将《诗序》的作者最终归于子夏,其目的是为提高子夏的地位,将尊序推向极致,以充分发挥《诗序》的作用,建构《诗》学的理论体系,树立经典的权威,服务于时代大一统诗教的需要。     

董仲舒的犯罪心理学思想研究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汉代最主要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据《汉书·董仲舒传》载,他“少治春秋”,以“三年不窥园”的刻苦精神深究《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成为西汉时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汉景帝时,董仲舒曾任博士,讲授儒家经典。汉武帝即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三篇“对策”博得武帝的赏识,官拜江都相。晚年,他免官居家,著书立说,然而“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董仲舒生活于西汉中期。这时,诸侯王国割据的局面已经基本结束。董仲舒适应时代的要求,从     

朱熹的三家《诗》学探略

朱熹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对三家《诗》的征引,表明了朱子的三家《诗》学思想。朱熹对三家《诗》的运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诗经》研究的状况和朱熹本人的学术追求等各方面紧密相关。它传达了很具有影响力的讯息,吹响了对三家《诗》关注的号角,引起了后学的广泛关注,与王应麟的《诗考》一道,影响了有清一代三家《诗》学的发展。     

《孟子》传记博士问题的学术史考察

所谓《孟子》传记博士问题,指的是西汉初期《孟子》一书究竟是否被官方学术系统置为传记博士。虽然这一问题并非传统孟学史和经学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但它亦曾受到无数前贤的高度重视。对于我们今天爬梳《孟子》传记博士问题的来龙去脉而言,前贤们的探讨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对前贤们的探讨进行学术史考察,亦即对《孟子》传记博士问题本身进行探讨。     

朱熹的三家《诗》学探略北大核心CSSCI

朱熹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对三家《诗》的征引,表明了朱子的三家《诗》学思想。朱熹对三家《诗》的运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诗经》研究的状况和朱熹本人的学术追求等各方面紧密相关。它传达了很具有影响力的讯息,吹响了对三家《诗》关注的号角,引起了后学的广泛关注,与王应麟的《诗考》一道,影响了有清一代三家《诗》学的发展。     

正今文倡古学:扬雄与刘歆经学

<正>西汉末年,今文经学的烦琐迷信使得"正今文、倡古学"成了学术大势。扬雄和刘歆颠覆今文经学的经典次序、转换今文经学的解释方式,分别以《易》和《左氏春秋》贯通诸经,但在《左氏春秋》与《易》的联结理路     

《韩诗》学派习《易》学者考——论《韩诗》学派与《易》学的关系之一

《韩诗》学派的学者大多《诗》、《易》兼修,这对于完善《韩诗》的学术体系,提高其学术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考载籍,得两汉、魏晋时期兼习《诗》、《易》的《韩诗》学者共计26人,其中习《韩氏易》者3人,《梁丘易》者2人,《孟氏易》者7人,《京氏易》者8人,兼习《孟氏易》、《京氏易》者1人,习《易》家数不明者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