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竹书《孔子诗论》“类序”辨析

通过对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分析,结合对《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探讨,得出《诗经》之部类及其类序为《风》、《小雅》、《大雅》、《颂》的结论,同时厘清孔子、《孔子诗论》和《毛诗》在文本方面的关系。《诗经》的结集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分类由来已久;未曾更改。《诗》“类序”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是在《诗》文本编辑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孔子在整理《诗经》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前提性的“编序”原则,所谓孔子“删诗”,只是对诗篇做些必要的一般性古籍整理而已。至于出土文献《孔子诗论》中偶尔出现的颠倒《诗》“类序”的论述亦属正常,并不能说明孔子曾编有与传统《诗》“类序”相反的文本,也不能否定《毛诗》文本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更不能由此说明《孔子诗论》中出现“类序颠倒”具有更为不可测知的寓意。     

关于《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篇名与作者

《诗经》是儒家的重要典籍,但长期以来,《诗经》研究只能在传统的经、传、笺、注中进行。其后,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发现《诗经》残本,但其价值主要局限于传本研究,对《诗经》研究难以带来突破性的成果。近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一批走私出境的战国楚简,其中有２９支简为论说《诗经》文义的文字。１９９９年８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上海博物馆马承源教授对这批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材料作了介绍,并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展览了这２９支竹简的照相图本。鉴于《孔子诗论》的时代早至战国,其内容是孔子论说…     

孔子论《诗》与上博简《孔子诗论》之比较

比较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与《论语》等传世典籍中记载的孔子论《诗》的内容 ,可以使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孔子的《诗》学思想。以往人们认为孔子对《诗》只有使用层面上的阐发 ,今据上博简《孔子诗论》则可知孔子以“情志”论《诗》 ,对《诗》旨也有精确允当的阐释。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乃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问题、"《诗》三百"与"季札观乐"问题、"思无邪"问题、"删《诗》"权力问题,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问题,对"孔子删《诗》"的历史真实性作了进一步论证。综合这五个方面的论证,并得出结论:"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研究综述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具有多重文化学术意义.它的发表,立刻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一年来,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考释、文本解读、楚竹书<周易>特殊符号以及卦序问题上.其中又以文字考释和特殊符号问题的讨论最多.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易经》释卦二则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易经》中的蛊卦,所记述的是西周早、中期关于侍奉父母的应有态度;其丰卦,所记述的则是西周早、中期出现的一次太阳黑斑天象以及当时官方的祭祀风俗。     

《孔子诗论》正名再讨论——兼论《孔子诗论》的文体特征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由马承源先生等整理、命名,发表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周易》刍议

由马承源先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一书,载有“《周易》图版”和濮茅左先生对“《周易》图版”的“释文考释”和附录一:“竹书《周易》、帛书《周易》、今本《周易》文字比较表”以及附录二:“关于符号的说明”(马承源),读后深受启发。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当然不一定成熟,希望得到专家的批评。我认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周易〉》并不是《周易》,而很可能是《连山易》。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易》”简称为“上博战国竹书《易》”。上博战国竹书《易》存简共58枚(…     

楚竹书《孔子诗论》中“邦风”及“夏”之名称意义

《孔子诗论》中“邦风”及“夏”的诗类名称发现 ,解决与澄清了《诗经》研究中一些重要学术问题。《诗经》“风”类名原为“邦风”而非“国风” ,说明《邦风》分类虽然参照当时的行政区划 ,但主要是以《风》产生区域的历史上著名地望为其命名原则的 ,而非尽以当时分封的诸侯国名称命名 ,由此可以揭开《风》中“周南”、“召南”、“王风”、“豳风”等为何不出自于“国”之谜 ,而“国”在采风过程中却起到了“统一音韵”的作用。《孔子诗论》还再次证明古时夏、雅二字互通 ,《大夏》主要为王室皇族所用 ,而《少夏》主要为贵族大夫所用。     

《论语》与《孔子诗论》的学术联系与区别

《孔子诗论》的诗学思想与《论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孔子诗论》吸纳了《论语》诗乐教化和兴观群怨等学术观点。但在学《诗》目的上,它不像《论语》那样重视出使应对;在说《诗》方法上,它不像《论语》那样断章取义,而是直探诗旨本身;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它不像孔子不谈性,而是以子思学派的性情理论说《诗》。惟其学孔而不泥于孔,《孔子诗论》才能取得诗歌理论的巨大成就。     

《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

《孔丛子》六卷当出自“汉魏孔氏家学” ,其前三卷记孔子、子思言行 ,可能是辑先秦孔氏遗文。《孔丛子·记义》篇载有一大段孔子对《诗》的评论 ,其与上博简《孔子诗论》有着内在的关系 ,可以将它们视为同一个体系而相互参释和补充。《孔丛子》“诗论”与上博简《诗论》都反映了先秦儒家早期说诗的风格和内容 ,而与汉代形成的《诗序》传统不同。《孔丛子》“诗论”对朱熹的《诗经集传》有一定影响 ,在从汉代诗学向宋代诗学的转变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孔子诗论》与春秋时期诗学观念之比较

把《孔子诗论》同《左传》、《国语》所反映的诗学观念相比较,二者有三个相同之处:对诗的本质的认识和对风、雅、颂的认识是一致的;都采用“断章取义”的解诗方法;乃至对一些具体作品的解释也是一致的。这表明春秋时期的解《诗》用《诗》之风,不但是《诗论》产生的土壤,也给其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同时二者又有三个不同之处,即点滴论述和自成体系的不同;断章取义和评论篇旨的不同;大、小雅并重和国风、小雅并重的不同。这表明《诗论》是在更高的水平上评论作品,是对春秋时期诗学思想的重大超越。     

上海博物馆竹书《内豊》与《大戴礼记》"曾子十篇"

上海博物馆竹书《内豊》具有非常宝贵的文献价值,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关于《内豊》篇,整理者对竹简的编联可取。《内豊》附简文意体现了“中庸”的思想,值得重视。以《内豊》为参照可以看出,《大戴礼记》“曾子十篇”当与曾子及其门人密切相关。     

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豫、咸二卦

笔者曾著文研判了《周易》古经中的剥、豫、萃、咸、艮等五卦与中国传统医学萌芽期的关系。战国楚竹书《周易》问世以后,通过对其豫、咸二卦文字的考察,进一步揭示了此二卦所蕴涵的中国传统医学的萌芽。     

《孔子诗论》说《关雎》等七篇义解

从《孔子诗论》看,孔子解诗,注重诗篇主题大意的论说和诗篇思想大义的阐发。前者是对诗义除掉背景材料后的更高度概括,与诗的本旨有时距离不是太远;后者则是着力挖掘诗篇背后隐藏的抽象义理,是一种读诗者的新体悟,与诗的本旨相去渐远。孔子这种解读方式,在《诗经》阐释史上有创新意义,是《诗经》研究走向义理化的开端。《孔子诗论》不仅体现了孔子诗教的本质和特点,更与孔子的思想相一致,是研究早期儒家诗学及孔子思想的珍贵材料。     

从上博简《诗论》对于《诗·兔爰》的评析看孔子的天命观

上博简《诗论》第25简评析《诗.兔爰》篇“不奉时”之语,不应当理解为此诗表现的是生不逢时之叹,而应当理解为是对于此诗不遵奉“天命(时命)”的批评。由此我们可以加深对于孔子天命观的认识。孔子从恭敬的角度指出人们应当顺从天命,但他更强调在天命时遇面前要自强不息,积极奋斗,《兔爰》篇所显露的那种冷漠对待社会、只求一己之福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的"首符"与"尾符"

楚竹书《周易》首符、尾符所使用的方形结构,由内、中、外三层构成.依此三层结构进行分类,首、尾符号可以分为九种.将这九种符号和今本《周易》卦序非覆即变三十六卦图相对应,我们发现正好可以按四卦画一组,分为九组或九宫.假定楚竹书《周易》卦序确由九宫构成,则其与今本《周易》卦序有着密切的继承关系,但也有重要区别,其分宫法与一般以八经卦为基础的分宫法也不相同.楚竹书首、尾符号的设置,还反映出这样一种认识或意识,即一个卦,是由"卦画、卦名"和"卦辞、爻辞"两个部分构成的.     

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

学术界十分关心《论语》的成书问题 ,而充分利用新近发现的儒家竹书文献可以进一步细化这一研究。竹书材料证明《论语》有一定的思想主旨 ,有内在的严密逻辑 ,有“正实而切事”的突出特征。该书材料来自孔门众多弟子 ,而由子思具体纂辑完成。     

楚竹书《周易》中的特殊符号与卦序问题

濮茅左先生通过对战国楚竹书<周易>中出现的独特红、黑符号的分析,提出了竹书<周易>卦序是一种与今本、帛本等都不相同的另一种卦序.其分析虽然不无道理,可以作为竹书卦序的一种可能的方案,但其分析也有致命的弱点,就是他不能合理解释竹书中的红、黑符号在今本卦序中为什么具有如此强的规律性,甚至具有比其确立的所谓竹书卦序更有对称性.为此,我们通过分析认为,竹书卦序运用的很可能就是今本卦序,是运用今本卦序来表达宇宙天地、万物与人类的演化与发展阶段.如果这一分析成立,那么,我们将会进一步发现一种前所未见的在阴阳学说统摄下的包含"三段论""四段论"和"七段论"为一体的丰富、系统而又独特的事物发晨阶段论.     

从出土竹书综论《周易》诸问题

从出土材料和世传文献相结合来看,“《说卦》三篇后得”说是不正确的。《说卦》、《序卦》、《杂卦》皆当出自先秦,而“河内女子得逸《易》一篇”,当即是《杂卦》。秦颁禁书令,《周易》经传当皆在未禁之列;所谓淮南缪生及帛书缪和未必就是申公同学穆生;《易大传》当别为一名,并非就是今本《系辞》或《易传》。西晋不准盗掘的汲郡墓,其下葬时间应在公元前3世纪初年。根据墓葬《易》简,今传本《易经》的定本当早已流行于战国中期以前,而春秋战国之易学流派纷呈;《易繇阴阳卦》并不即是《连山》、《归藏》,但今传本《归藏》有许多材料来源颇为悠久古远;《卦下易经》似《说卦》而异,《说卦》当曾综合前人象例而成;师春可能与左丘明有较密切的关系,而《师春》一书并非刘歆伪造《左传》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