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坎伦解决随附性问题了吗

多数哲学家都同意,规范属性随附于非规范属性。但这一共识却对非自然主义实在论构成了 挑 战:如果规范属性和非规范属性是两类不同的属性,如何解释两者之间的随附关系？T.M.斯 坎伦对此问题提出的解答,要点是区分混合的规范判断和纯粹的规范判断,只有混合的规范 判断所对应的规范事实才随附于相关的非规范事实。斯坎伦不能解释对非自然主义构成挑战 的全局随附,因为他既没有证明纯粹规范事实所具有的形而上学必然性,又无法通过将全局 随附视为概念真理而取消其中的形而上学问题。     

道德实在论可以没有本体论承诺吗——论斯坎伦的寂静主义实在论

寂静主义实在论者认为,道德实在论无须应对规范领域之外的形而上学挑战,因为道德的客观性并不要求我们作出任何额外的本体论承诺.以斯坎伦的寂静主义实在论为讨论对象,在批判性地考察其论证细节的基础上,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个适用于所有寂静主义实在论者的挑战,即"对称性问题".为了维护道德的客观性,尤其是为了打破两套内部融贯的道德话语的对称性,道德实在论者必须承诺,在规范推理之外存在着客观的规范事实.     

托马斯·斯坎伦的反休谟主义动机论辩护

在当代道德心理学关于动机问题的探讨中,休谟主义通常被认为提供了一种经典解释,其核心主张是非认知性的欲望在道德动机中发挥着更基础的作用,它不可以被还原为任何认知性的状态,也不可以被任何认知性的考虑所取代。托马斯·斯坎伦为休谟主义提供了一种强的替代方案:行动的本质动机是认知性的理由判断,并且理由判断才是动机的唯一来源。斯坎伦从两个方面展开了这一辩护:其一,他认为欲望不能成为动机的基础;其二,他认为动机也不需要欲望作为基础。斯坎伦这一激进的辩护主要存在四个大问题:其一,他对欲望过于狭窄的界定是可疑的;其二,他对欲望内在结构的分析是自相矛盾的;其三,他无法说明非认知性的欲望中如何包含着认知性的理由判断;其四,他强调理由判断是动机的唯一来源的主张无疑掩盖了动机中其他必要因素的辅助作用。斯坎伦对休谟主义动机论的挑战是无疑的,但并不是颠覆性的。     

我们彼此亏欠什么——兼论道德哲学的理论限度

本文通过分析托马斯·斯坎伦对契约主义的理论改造--用"合理的拒绝"来替换"合理的接受",指出斯坎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道德相对主义以及效益主义的挑战,但其实践效用非常有限.斯坎伦的契约主义只能部分地帮助我们在道德评价上廓清一些道德语词的意义和用法,厘清各种理由之间的分歧和差异,但无助于解决我们在道德实践上尤其是在道德动机上面临的诸种困境.然而,上述结论对斯坎伦并不构成批评,因为作为一个外在理由论者,他不指望道德哲学能够一劳永逸地"越界"解决道德实践的问题,这一立场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地去思考道德哲学以及道德论证的限度问题.     

斯坎伦的契约主义与总计问题

斯坎伦的契约主义道德理论,是为了取代效益主义而建立起来的。效益主义在证成一个行为的道德正确性时,会考虑受该行为影响的人的福祉总计,因而人数很多时变得很重要。人数在道德上的重要性,似乎也符合我们的直觉。这也是效益主义有吸引力的其中一个理由。斯坎伦的契约主义,由于坚持只有个人理由才构成反对一项原则的理据,因而面临难以说明人数在道德上重要的问题。他提出"打破平衡论证"来尝试说明,在不依赖总计的情况下,也能说明人数的重要。本文认为他的论证是不成功的,但只要引入几个重要区分,在契约主义框架内,其实可以容纳总计而不会滑向效益主义。     

道德自然主义面临的挑战与回应

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飞速发展。元伦理学家们也开始青睐各种道德自然主义的立场。一种非还原的道德自然主义立场不仅可以保证伦理学形而上学层面的客观性,还可以良好地解释道德现象,尤其在面对道德怀疑主义的挑战时,道德自然主义的回应一方面重新审视了自身在认识论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还有效说明了道德知识存在的可能。     

直觉与分析

哲学兼具综合与分析。分析是一种认知模式,因而受制于分析者的判断、直觉和感受性。诉诸直觉会遭遇分析哲学家的四种诘难。第一个诘难是直觉与分析的联系并不紧密,对此的回应是:没有分析的直觉将无法言说,而没有直觉的分析是含糊而盲目的。第二个诘难是,直觉是一种认知活动,没有结构与之对应,而理论是关于结构的阐释,因此没有关于直觉的理论。然而,正是因为心智缺乏结构,心智才得以看"入"与看"着"自身,若不求助于直觉,理论就不可能建立。第三个诘难是反对把直觉纳入语义学的哲学分析中,对此的回应是:理论建构只有基于直觉才是可能的,并且分析性思维在每一步骤中都渗透着直觉。第四个诘难是"诉诸直觉是心理主义的一个实例",但不借助于直觉,分析、永恒实体、思想、涵义或真等概念都得不到理解。     

性质“揭示”:自然种类形而上学研究的认识论基础

关于自然种类实在论的辩护涉及哲学语义学、本质主义及必然性问题的探讨,需要一种认识论的补充。但是,对于相关认识论问题的反思,不仅促成关于自然种类的弱实在论和多元实在论,也催生出关于自然种类的"消去主义"。自然种类实在论和"消去主义"都诉诸性质"揭示"解释自然种类作为类的同一性,二者都关注属于同一个自然种类的对象所具有的性质及其关系,但是对这些性质与其他性质之间的组合关系重视不够,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人们应用自然种类的实际。从分析的形而上学对于性质的研究来看,从性质"揭示"的角度解释自然种类,需要区分性质的"揭示"与"显现"。着眼于性质的"显现"解释自然种类,需要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的本体论视角,在本体论实践的舞台上深化关于自然种类的形而上学研究。     

试论自然主义的哲学定位——自然主义的要义及其分支

蒯因从关于自然主义的有关论述出发,探寻"自然主义"的恰当内涵,并给出如下定义:自然主义是实用的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的本体论是语境主义多元论;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是休谟问题域中的认识论。然而,蒯因没有对自然主义做这样的哲学定位,而是在取消分析-综合二分法的基础上进而取消"第一哲学"和认识论,并以此作为自然主义的标志。现在看来,蒯因所说的自然主义转折实际上只是自然主义内部的一个转折,即在自然主义认识论上由积极的转变为消极的。消极的自然主义面临失范和矛盾的困境。     

科学哲学中的规范性研究述评

科学哲学的规范性研究包括规范性认识论和规范性问题两个基本论题的研究。一般来说,非自然主义科学哲学是理论优位的基础主义的规范学科,旨在形成规范性认识论。但规范性认识论寻求认知基础失败而陷入困境。20世纪60年代,奎因(W.V.O.Quine)旨在摆脱基础主义认识论困境提出认识论的自然化,使自然化的科学哲学面临规范性问题。所谓规范性问题,主要指的是关于事实的经验科学与关于行为的规范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它首先由英国哲学家休谟提出,并提升为“是”与“应该”的关系问题。休谟由此推出著名的休谟法则,即从“是”不可能推出“应该”来…     

斯特劳森的反怀疑论观点——从先验论证到自然主义

斯特劳森对关于外部世界和他人心灵的怀疑论的反驳通常被看作某种先验论证。B.斯特德(Barry Stroud)批评斯特劳森的先验论证建立在实证原则的基础上,不能成功反驳怀疑论。斯特劳森在《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一书中对斯特德的批评作出了回应。他认为,描述的形而上学所坚持的是一种温和自然主义立场,它并不打算诉诸理性论证来反驳怀疑论,而仅仅满足于说明怀疑论的无效性。先验论证的主要工作不是为了反驳怀疑论,而是为了展示概念图式的主要结构性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揭示描述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特征。     

马克思世界观哲学的实践论阐释与合法性辩护

考察世界观概念的起源与演变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世界观哲学的基本前提。在德国古典哲学语境中,世界观始终是关于实在世界的总体性认知,并因表达时代精神而对哲学、艺术等产生重要影响。马克思吸收了世界观概念的积极意义,建构了实践论的世界观哲学。这一世界观哲学具有超越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包容性、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它也有别于海德格尔所批判的那种使主客二元对立、导致现代人无家可归的世界观哲学——主体形而上学。这种主体形而上学正是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哲学所要批判、超越的对象。     

理由、表达与哲学事业

布兰顿在这篇论文中回应了"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概括介绍了其推理主义的基本思想.布兰顿将哲学视为广义的认知性事业和自身反思的事业.概念本质上是规范性的,因此判断和行动表达了属于我们的承诺.哲学研究的主题是规范性和推理.哲学的任务是表达性的,阐释性的,即从给出和寻求理由的社会性实践开始,去理解概念性的规范和活动的条件、本性和后果,我们使这些规范和活动成为可能,而这些规范和活动也使我们得以可能.     

论倾向:从“诚”的概念展开的分析

作者在论文的开头对休谟和倾向主义关于因果性的说明进行了比照。但是,作者并不认为倾向主义说明与休谟的说明是截然对立的,而认为倾向主义是对休谟的形而上学的超越。倾向主义力图将因果概念加以延展,使之具有更广泛和更丰富的适用性。为了这一目标,倾向主义否弃了意向性概念、心物对立以及独立的物理事物,等等。作者试图通过提出诚概念来将各种不同的倾向主义观点联系起来,并对倾向主义中的某些重要概念做出阐述。在作者看来,如果他的观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实在就是一个由"诚"形成的整体,而物理主义和二元论则是将当今实在的某些方面加以绝对化的表现形式。作者认为,面对经验科学新理论的发展,传统的因果性和意向性概念需要修正,因此,诚的视角会产生一种新的自然主义。     

元伦理学中的寂静主义实在论:解释与定位

最近二十年来,有一批道德实在论者声称,道德实在论无须应对规范领域外部的挑战,尤其是形而上学挑战。这一立场可称为元伦理学中的"寂静主义实在论"。虽然这个立场已经引起了一些注意,但它尚未得到清晰界定。这一立场可以归到"非自然主义的道德实在论"阵营,其特殊之处在于,它认为实在论的主张只能在一阶的道德视角中得到阐明和辩护。寂静主义实在论背后蕴含着对"方法论的自然主义"的抵制。     

自然、人事和伦理:胡适东西语境中的“自然主义”立场

在东西文化和思想的语境之下,非常自觉地抵制形而上学的胡适,由于以"自然"为宇宙和万物的存在及其何以如此的最后根据,他实际上又建立了一种形而上学──即"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同样,胡适以"自然"为中心来构建他的科学认知理性(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和技术实践理性(改造和利用一切自然),以人的"自然"为中心来建立伦理和道德价值。这些又构成了胡适科学技术上的自然主义和伦理上的自然主义。     

哈贝马斯的“伦理之思”:基本旨趣、哲学特质与方法论贡献

面对复杂的社会境遇,哈贝马斯显明了重建与捍卫现代性的伦理意趣,并通过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重塑、现代性的伦理辩护及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伦理考量,来对其伦理之思的基本旨趣加以结构性显扬。在重构道德话语的过程中,哈贝马斯彰显了其伦理之思的义务论、认知主义、形式主义和普遍主义等哲学特质,从而有效抗撷了道德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及相对主义的挑战与诘难。基于多元的社会语境,哈贝马斯在恢复道德社会整合功能的意旨中,实现了道德命题理解维度从"语义"到"语用"、伦理致思方式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转换。     

斯坎伦论价值与理由

斯坎伦在其著作《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中提出了"推卸责任的解释",对事物具有的自然属性、有价值的属性以及我们对事物采取某种行为的理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解释。根据这个解释,价值不能为我们提供行动的理由,理由是由事物的其他低阶属性提供的。这一观点受到了"双重条件"、"取消主义"、"错误理由"的三重挑战。     

西方的“生态伦理观”与“形而上学困境”

当代西方的生态伦理学在反对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形而上学时,陷入了自然主义形而上学,因而不能摆脱形而上学困境。本文提出"环境价值"概念,把环境价值作为生态伦理学的伦理根据,从而超越了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两极对立,超越了在生态伦理学研究中存在的"形而上学困境"。这种生态伦理学实质上就是环境伦理学。     

Reason与Reasons:从康德动机论到动机论的康德主义

Reason和reasons都可以表示动机,但reason意义上的动机被理解为能够产生行为的要素, 因而一切能够导致道德行为发生的因素都属于行为的动机;而reasons意义上的动机则可以 被理解为行为者被激发的行为理由。近代康德道德动机论主要在reason的意义上 讨论动机,而当代以内格尔和斯坎伦为代表的道德动机论的康德主义则将主题转向reasons 。从reason到reasons,道德动机由被逻各斯视为法则的绝对理性所统摄演化为被努斯视为 灵魂的理由理性所构建,道德哲学也通过新的道德动机理性观开创了新的发展路径,由此, 道德动机自身也由主体的自律性约束发展为主体间的普遍性建构,而这既体现出道德动机论 的康德主义以合情理性(reasonableness)对康德道德动机论的合理性(rationality)的扬弃 ,同时也回应了休谟主义对康德主义的批判,并彰显了康德主义对现实道德生活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