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度与环境:信访腐败形成的内在机理

国家信访局原副局长许杰腐败行迹的曝光触碰到以前很少关注的信访腐败问题。信访腐败的存在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信访制度合理性与合法性认同,损害到我国政府公信力,降低了干群关系的互信度。所以,信访腐败治理迫在眉睫。本文围绕权力、制度与环境三个维度,揭示信访腐败形成的内在机理,为治理信访腐败提供了一个认识前提,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志愿组织寻求合作的意向、机会与制度

在转型社会中,志愿组织建立合作是其生存、发展的关键,也是动员、整合社会资源的典型机制,所以理解志愿组织为何寻求合作、如何促成合作、如何进行合作十分必要。本文围绕此构建了"意向——机会——制度"的分析框架,并以大学生支教志愿组织为例,通过统计分析进行检验。本文认为,由于资源的稀缺,志愿组织往往根据自身的任务目标与内部结构特征,采用实用主义的策略——比如"迎合"合作方的目标或规划、通过"外联逻辑"来动员资源、拓展团队的弱连带等,其同时也面临制度环境带来的合法性困境——对"合法身份"的渴求和该身份所带来束缚的冲突。     

异化的代理信访:共谋逻辑下的信访困境

信访既可以看作是中国特有的社会治理设置,也可以视为一种政治参与方式。代理信访原本是一些地方为解决群众不会访、无序访和"走弯路"等问题而进行的一种创新探索。但遗憾的是,它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被异化成谋利型上访的一种衍生形式。从其形态看,异化的代理信访,是发生在目标替代中的利益共谋行为。这一过程的实现,维系于代理诉求、代理空间和代理技术这三个变量。而真正的内在机理体现在压力型政府体制、信息不对称的技术运用与"半熟人社会"乡土基础之间。异化的代理信访对基层治理的秩序建构与信任维系的破坏性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压力型体制短期内难以完全改变的情况下,从醇化乡土社会基础和改良信息甄别技术等层面作出努力,或许是纠偏代理信访走向异化较为务实的举措。     

论清朝京控的结构性缺陷:历史考察与当代借鉴

清朝京控的结构性缺陷在于腐败低效的官僚体系、限制上诉的运作机制、厌讼好讼的文化悖论。虽然这一结构性缺陷使得其功能难以实现,但其深层原因却是清朝中后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的结果。历史证明,只要社会关系的紧张度增大或者政府管理质量低下,京控就会爆发。由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陷阱(断裂的社会),可以解释我国当前信访尤其是进京上访不断增长的原因。     

一部假信访法及其法权想象

随着中国法治的进步,基于法治对秩序的追求不仅仅是一个宏大的理想,亦是中国数十年来的实践。由于以政治立基的信访制度被默认为应当承载更多的公平、正义理念,强化与完善信访职能、尤其是信访法治化的主张便不断释放出来,并常常表现为信访之内在政治伦理与外在法治要求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本文对一部流传于民间的山寨版"信访法"及其负载的信息进行了深度解读,以为思考信访及其法治化诸命题提供纵贯视野,更为理解当前复杂的信访困局、尤其是形成新的信访治理思路提供解释和启发。这不但是对时下热议中的"信访立法"的一种回应,更是对在既有政治框架下如何藉信访制度整理与安顿民意的一种忧思。     

相对主义与无错分歧论证

一种相对主义的语义学试图通过诉诸其在解释无错分歧现象上的竞争优势,来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辩护,这构成了相对主义的无错分歧论证。本文认为这一论证在两种意义上是可质疑的。一方面,相对主义在解释无错性特征和分歧要素时遇到了难以调和的困难;另一方面,通过诉诸一种认知无错性概念,一种更为可行的无错分歧解释是可能的。这一论证的失败促使当代的新相对主义者们积极寻求和勾画新的相对主义理解形式。     

社会工作的实践迷思及其范式转型

中国社会工作恢复重建近三十年来,一直未能跳离"专业化-本土化"的二元实践迷思。在此过程中,我们致力于寻求专业合法性地位,但却陷入追求"专业化"而致"专业本位"的陷阱,依附"政府购买服务"体制而致"建制化"的异化现实。本文试图将"社会创新"重新带回到社会工作的实践内核,讨论追求公共性构筑的社会创新理念与社会工作实践的同构与契合,并以此为我国当代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路径。     

Legalitt与Legitimitt的翻译和理解问题

在实践哲学语境中,尤其是在现代政治哲学、法哲学语境中,Legalitt与Legitimitt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何处理Legalitt与Legitimitt的关系问题,既是理解现代政治问题的关键,又是理解现代政治哲学、法哲学问题的关键。因而,深入讨论Legalitt与Legitimitt的翻译和理解问题,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然而,在国内学术界,关于Legalitt与Legitimitt有着不同的翻译(例如:合法性与正当性、正当性与合法性、合法律性与合法性),从而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合法性=合法律性、合法性=合理性≠合法律性、合法性→合法律性)。在综合分析从M.韦伯到C.施米特、从基希海默到哈贝马斯关于Legalitt与Legitimitt的关系不同理解的基础上,得出了本文的结论:(1)Legalitt与Legitimitt最好译为"合法律性与合法性"——这既有词源学依据,又有文本学依据;(2)"合法律性"(Legalitt)是"合法性"(Legitimitt)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3)即使"合法性"被称为"合法律性"时,"合法性"(Legitimitt)与"合法律性"(Legalitt)既不能完全等同,也不能相互代替。     

社会公正对权威合法性的影响: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

社会层面中的权威合法性研究是国内外学者和管理实践者近来关注的重要问题。而社会公正的两个维度——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对权威合法性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并不一致。本研究基于解释水平理论,提出社会阶层能调节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对权威合法性感知的交互作用,并通过实验室研究和情境启动两种方法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对低阶层者来说,无论是否程序公正,分配公正能显著提高个体的权威合法性感知;在分配公正和多得不公条件下,程序公正显著降低权威合法性感知。对高阶层者来说,分配公正能显著提高程序公正时的权威合法性感知;程序公正能显著提高分配公正时的权威合法性感知。研究结果启示社会管理者在推行依法治国时应针对不同阶层民众的思维方式采取管理策略。     

关系网络、“地方形象促进联盟”与城市基层治理

本文检视了当前中国城市基层行政体制变迁对社区治理的影响.由于单位体制的弱化,国家通过发起社区建设行动,重构了基层行政体系,并加强了街道办事处等社区行政机构在城市管理中的地位.但这些基层政府机构工作目标也变得日益功利化.为了维护自身的形象以谋求政治经济利益,它们和一些商业组织、上级政府官员以及部分媒体等形成了非正式联盟,借以操控社区政治场域.这些联盟不但利用关系网络建立庇护关系,而且利用非正式网络对市民组织和普通居民施加种种限制和约束.该联盟对社区事务的操控影响了民众利益,引发了市民的不满和抵制,由此导致了社区治理衰败和“政权内卷化”.     

落实、应付与迎合:乡镇政府在禁毒宣传中的三种行动策略——C镇禁毒宣传活动的社会学解读

以C镇政府开展禁毒宣传活动为经验材料,运用"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通过对镇政府受命—执行—上报—完结等不同环节的考察,发现镇政府在回应上级行政指令时分别采取了选择性落实、策略性应付与针对性迎合等行动策略。这些策略是镇政府以与上级间的"共识"为基础、以维持上下级权威关系为目的,在自主行动机制与纠偏机制下展开的权宜性行动,最终以上级默认授权方式获取合法性。基层政府间达成的"共有常识"在一定程度上软化了上下级之间的垂直领导关系与制度逻辑,为镇政府运用多种策略完成上级指令提供了制度化存在的空间。镇政府行动策略导致的组织失败一方面体现了官僚体制中潜在的自上而下式运作机制,另一方面削弱了国家权力与农民诉求之间的有效关联,导致基层行政过程与国家治理目标的分离。     

欧美基督教组织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三个路径

减缓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刻不容缓的共同责任。欧美基督教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利用其精神资源、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并通过三个路径发挥了积极作用：影响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塑造气候治理的合法性和紧迫性（公众路径）；影响企业尤其是大型跨国企业的战略规划及资金配置，推动节能减排和绿色转型（企业路径）；影响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决策，通过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推动气候治理（政府路径）。基督教组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值得重视。     

学修体系思想下的中国汉传佛寺空间格局研究(下)——一个理想化的现代佛寺模式的提出

笔墨当随时代。我们在此提出佛寺的"学修体系——组织管理——建筑载体"这一互动关系的探讨,正是希望为现代佛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寻求答案。笔者在多年调研和实践中看到,当前国内许多佛寺的建设,在规划布局和建筑配置上看似法度成     

历史上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组织制度与社会组织制度之互动——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为例

南传上座部佛教自传入中国云南境内后,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体系,有着不同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乃至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地方性"特征。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组织制度与傣族社会组织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托的,通过神圣化的仪式和突出等级职责的宗教行为,为世俗社会组织和制度提供着神圣的合法性与政治认同,而世俗社会的组织制度则从政治法律支持、经济支持、信仰支持等方面来维系和扩大佛教的发展。     

威廉斯“合法性解释”批判

本文认为威廉斯的合法性解释存在诸多难点：他的“批判理论原则”不恰当地限制了政治权力的边界，从而难逃“非现实主义”的指控；其“讲得通”概念是对政治权力内在逻辑的扭曲和误读，而且隐含了自下而上赋予合法性的现代逻辑；而“合法性+现代性=自由主义”命题则建立在错误的概念分析和历史解释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图提出“合法性+现代性=民主制”这一方案，以取代威廉斯的合法性解释。     

论信访制度与法治趋向

信访工作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在历史上和现实社会生活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信访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今天作为公民参政权的具体延伸,具有现实的法律依据.新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现,"信访洪峰"来势汹涌,信访工作成为实现社会稳定不可替代的治理机制.但是,信访是农业社会人治方式的产物,与当今法治社会基本原则存在根本冲突.从长远来看,把信访纳入司法审查的框架内,是实现信访法治的必由之路.     

诗禅差异与“以禅喻诗”合法性

"以禅喻诗"合法性不在于诗和禅之"妙悟"的差异,而在于这种差异是否会割裂命题本身的自足性。严羽"妙悟说"将民族的审美共性和个体的艺术自觉巧妙结合,该理论具有思维的合法性、过程合法性和境界的合法性,但由于他忽略过程中的细枝末节和理论的逻辑阐明,也导致理论本身存在明显的缺憾。     

"企业家政府"理论建构的伦理秩序及其正当性

"企业家政府理论"对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出了重新认识.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顾客驱使的政府"观点把政府与公众的关系颠倒过来,强调公平对待每一个公众;"掌舵而不是划桨"重新界定了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的责任与义务,突出了其他社会组织的平等参与地位;"分权的政府"改变了政府组织成员的被动服从地位,强调了组织内部成员的平等地位.企业家政府理论建构的是尊重公众、社会组织和组织成员的自由使社会成员具有更高主体性的客观关系结构或伦理秩序.     

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机制探索

农民合作组织是一种自治性的民间社团组织。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中,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可以借助农民卫生合作组织来提升农民在新型合作医疗中自我服务、筹资和监督的能力。政府要加强调研,引导农民成立科学的农民卫生合作组织,保障农民健康权益和社会利益实现,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     

基督教“道德金律”与康德的道德律令

康德为道德寻求客观依据而确立的"道德律令"继承了基督教传统"道德金律"的普世性、律法及上帝观念,同时又从实践理性角度赋予了这种基督教传统文化思想以新的时代意义。这种新的解释具有现代科学理性及人文性特征,从而对后之学者在道德问题上的探寻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