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村转居”社区居民自治的再建构

实地观察发现,"村转居"社区并不天然地更利于自治,其实际的治理状况经常表现为典型的弱自治特征。由于村转居社区一般是城市化进程对村庄进行了改造、并在行政整合的外力建构下形成的,原来的行政村所实施的村民自治主要基于村民之间共同的经济联结而不是社会自主性,决定了行政村的自治传统基本不具备可继承性。因此,对于村转居社区的治理方式,应理性地定位于"有限自治",并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以培育居民社会联结和社会自主性为目标的再建构过程。     

从孝道看传统礼治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以孝治国和依礼治村是乡土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首先,孝道传承始于"有礼可依",仪式赋予孝道以知识化和规范化,节庆又将族群的精神气质具象化为礼仪传统。其次,传统乡绅在地方自治和村庄教化中起到传道和卫道的作用,使得乡村孝道在运行中"违礼必究"。再次,乡村孝道的传播和再生产,还有赖于无形的乡村舆论形成的孝道保护的文化磁场,牵引着乡村社会"依礼而治"、"无讼自治"。在百年社会急速蜕变中,现代社会良性协调机制的供给远落后于传统社会良性治理机制的断裂速度,将传统的伦理资源转化为现代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以礼治村与以法治村相辅同向而行,有助于构建新时代文明礼治的乡村社会共同体。     

中国乡村治理的伦理审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乡村治理以村庄干部为主力,以政策法规为主导,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但村民主体价值彰显不足,"地方性道德知识"难以凸显,伦理道德约束不断弱化.从"个体—社会—国家"三维视角分析,这些现象主要受小农伦理的延续、村庄伦理共同体的式微、现代国家建构的伦理诉求等因素影响.为此,要从主体、机制、目标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村庄公共道德平台、提升乡村德治水平、追求村民美好生活,以此增强村庄内生动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村庄善治.     

以村为研究单位的癌症病因探究

淮河流域严重的水污染,出现了广受关注的"癌症村"问题。案例村的调查发现:肺癌与吸烟、性别有很强的关联,而肝癌与乙肝关联且有很强的家族性聚集;普通消化道疾病与饮水习惯有关,而饮用水的好坏不仅与流域的污染状况有关,也与居民所在村庄地理环境、特别是水环境及其演变相关。无论是环境污染-疾病的统计分析还是实验研究,都忽视了以村为单元的疾病问题探究。以村为视角,可在此"熟人社会"中获得大量清晰的与疾病关联的地理环境与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信息,从而有助于病因探究。值此农村社会转型、疾病谱系改变、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确立之际,以村为视角的病因探究更值得重视。     

“美好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研究——以铜陵市义安区为例

"美好乡村"是安徽省政府为响应"美丽中国"而提出的以建设生态宜居村庄为目标的伟大规划,重点任务在于整治农村生态环境,而农村生活垃圾由于对人类健康危害重大,是其中最需要治理的部分。此外,铜陵市是安徽省生活垃圾治理最具成效的地区。为此,选择铜陵市义安区作为调研地,在了解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找出其不完善之处,尝试着提出更加合理的生活垃圾治理模式,更好地治理农村生活垃圾。     

村落声音记录下的社会变迁——以在陕西省杨家沟村的调查为例

《黄土高原的村庄——声音·空间·社会》是一本介绍黄土高原一村庄米脂杨家沟村的典型民俗志。井口淳子在撰写本书时是以"声音"为切入口引出村落的历史和村民的空间认识问题的。由于相望的"山"和其间的"沟"形成的"V"字形空间,还有建筑在山上的窑洞,也塑造了黄土高原村落独特的声音环境,具备了村中发出的声音能为整个村落所共有的条件。新中国成立前有三种声音是村落整体的象征声音,分别是大钟、牌楼的铃和庙里的钟声。1966年后,代表村庄的象征性声音"牌楼的铃"、"大钟"消失了,"道教音     

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乡村治理先后经历了传统时期内生性治理、近代社会嵌入性治理和新中国成立以来融合性治理三个阶段。传统时期内生性乡村治理以道德权威为主体,基于风俗惯习处理村庄事务;在近代社会嵌入性乡村治理中,村庄被外部多元价值所裹挟,不同组织依靠各自价值诉求,进行乡村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多种力量以村民利益为基础,协同参与村庄道德文化建设,形成了融合性乡村治理。     

充分发挥道德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河北省石家庄市岗上村德治模式及启示

河北省石家庄市岗上村独创了以《功德录》为代表的好人好事记录方式,以建档立碑为有效载体,大力表彰村民的善行义举,三十多年来一直注重发挥道德力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积极推进以德治村,逐步建立起了包括宣传、评选、教育、保障、激励在内的一套德治体制机制,形成了独具特色而富有成效的德治模式,有效激励了村民的善行义举,为基层农村治理树立了榜样,也为以德治国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社区性宗教:乡村基督教传播再认识

经典世俗化理论难以有效解释中国乡村基督教传播现象。具有多维形态的基督教不仅蕴涵"人—神"结构的精神信仰体系,而且包含"信徒—教会"结构的地缘信众网络。在传播过程中,信徒在精神层面的超越性体验和对教会组织的集体归属合二为一。嵌入熟人社会的教会组织实现功能延展,发挥出生活互持、生产互助、纠纷调解等社群功能。基督教不仅为信徒提供了超越性的意义世界,而且提供了具有独立评价体系和交往规则的关系网络,成为一种"社区性宗教"。基督教迅速传播反映出结构转型背景下村庄社会竞争加剧;村庄非正式规范难以得到有效维护和执行,针对弱势群体的越轨行为得不到有效制约;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弱化,村庄公共品供给不足。需要将宗教管理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切实解决宗教传播反映出的治理问题。     

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中的地方政府、村集体与村民

在国家积极倡导"赋权于民"的背景之下,许多地区开始积极探索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作为我国农村集体产权领域又一次重要的制度突破,它受到改革时以"地方政府-村集体-村民"三者关系为核心的地方治理结构的影响。S市J区Y村在改制过程中地方政府、村集体以及村民表现出不同的行为逻辑与特点。在地方政府主导产权制度变迁的情况下,村集体与村民都试图在既有的约束条件下积极建构其自主性,因此集体产权需要放置在地方治理结构之下才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     

村庄的未来——来自田野的观察和思考

从人口、就业和经济的角度看,村庄、乡土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中国会不会步欧美后尘,走一条乡村消失的现代化之路?本文基于对东中西部三个村庄的田野调查,描述和刻画了"空心村""家属区"和"产业村"这三种变化中的村庄类型,并就乡土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关系做出了初步的探讨。     

传统乡村社会中女性对于家庭的经济意义——以《江村经济》等为例的探讨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成书于1939年,向读者全面地呈现了一幅19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图景,被马林诺夫斯基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通过阅读,笔者发现,在传统农村社会父权制度下生活的女性,对于家庭的价值被用经济因素来衡量了。以江村经济为例,兼于同时代的村庄研究资料对照,通过梳理,呈现出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女性对于家庭的经济意义。     

“拉斯巴”制度的新生——嘉绒藏区村组治理的案例研究

"拉斯巴"制度是嘉绒藏区乡村社会特有的地域传统。土司时期,由若干个村民轮流担任拉斯巴,负责组织村寨的集体活动,增强村民的合作性和认同感。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的制度安排使拉斯巴不复存在。改革开放后,"拉斯巴"制度复兴,并拓展了拉斯巴在行政事务、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功能,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主体性的作用,是村民喜闻乐见的公共事务运作方式。表明国家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可倡导多样化的治理形式。传统地域制度"拉斯巴"能够适应新形势并不断创新,首先源于藏民公共生活的需求;其次是现代乡村治理的需要及藏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所致;最后,国家宽松的政策环境是"拉斯巴"制度新生的基础条件。     

新加坡道德治理概述

当前我国社会道德领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必须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教育和治理。道德治理承担着"扬善"和"抑恶"两个方面的社会职能,发挥着调整社会生活和人们行为的社会作用。新加坡在道德治理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做法,通过对新加坡政治、经济、社会公共秩序三个方面道德治理经验的总结,可以为我国整治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提供他山之石的借鉴与参考。     

农村"庙宇"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及治理对策

目前,农村几乎村村有庙,甚至有的村庄一村数庙,大到三四层楼房,小到“鸡窝庙”,供奉着各路神仙。是人们“求神问卜”、“渲泄苦闷”、“寻求公道”、“祈祝好运”的地方。对这一历史残存的封建迷信现象,建国后,党和政府多次打击取缔。1996年,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全国的一项重要任务,各地对“庙宇”进行专项治理,仅新乡市一年撤除或改做他用的大小“庙宇”二千多座。但各地的治理并没有根除这一“存在”,作为建筑物的庙堂撤除了,但人们心里仍然有庙,造成治理过后死灰复燃。这一现象的存在和发展     

先秦儒家角色伦理治理思想论略

先秦儒家继承了西周以来的德治思想,对社会生活领域内的不同角色提出了相应的伦理规范,并规定了人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及应当履行的角色责任和义务,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角色伦理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孟子和荀子继承了孔子的角色伦理治理思想,分别从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立场为儒家角色伦理治理提供了形上学的依据。孟子的"亲亲"、"仁民"和"爱物"展示了儒家角色伦理治理由血缘家庭、国家、社会再逐步推衍到自然界的基本逻辑进路。孔子提出的"正名"思想,经过孟子和荀子的发展,为先秦儒家角色伦理治理指明了现实途径。     

中原回族第一村——为纪念江泽民主席视察水南关村一周年而作

李华英先生著文较全面地介绍了河南省沁阳市水南关回族村的巨大变化和该村穆斯林群众脱贫致富的拼搏精神。文章不仅内容翔实、条理清晰，而且鼓舞人心，是一篇可读性较强的好文章。水南关村除了具有一般脱贫致富村庄的共性外，还有其作为回族村庄的两个特性：一是主动与周边汉族村庄搞好民族团结；一是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前者为之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后者使之始终在一种和谐、健康的社会机制中运转。因而，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同志的充分肯定。这说明水南关村的经济腾飞为广大回族乃至各族穆斯林村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模式。水南关村的经验和水南关人的精神值得借鉴和发扬光大。     

“电视下乡”:新时期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逻辑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在中国农村迅速普及,客观上为国家介入乡村治理并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提供了一个“经济”而有效的策略.通过电视下乡,农民的自主意识、组织意识不断增强,他们逐步懂得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有能力与乡村的各种赢利型经纪人进行合法抗争.电视下乡是一种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建立了政策“直达”机制,瓦解了基层政府及村庄精英对乡村的垄断.电视传播建立了农民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提升了国家在广大乡村民众中的权威地位.“电视下乡”改变了乡村政治生态,形成了农民、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三角”关系,从而在乡村社会形成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动态均衡.     

我国道德治理的现实背景及实施原则

党和政府对道德问题深重关切,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宏大背景下,将道德问题的整治纳入治国理政的范畴,进而提出了"道德治理"的理念。政府主导、多元主体、互动协作的治理理论为道德建设提供了总体性方法论,为走出道德教育实效低迷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实施上,道德治理应立足于我国的现实,把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作为基石,把公德治理作为核心,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为指导原则。     

农村“宗教热”对村级党组织建设的危害——基于浙江省H市的实证调查

随着宗教在农村地区的迅速传播,"宗教热"已成为当前浙江个别农村文化生态的重要体现。通过对H镇农村的田野调查,得知农民信众人数日渐增长、宗教发展不平衡、非法传教活动频繁。求神拜佛的社会传统、利益博弈与利益驱使、现实的利益诉求、宗教治理工作不利以及非法宗教多种传教方式等的影响是导致当前农村宗教盛行的主要原因。破解该难题,需通过"分类施策"引导村民理性看待宗教、"双管齐下"妥善解决农村的现实问题、"多方联手"加强农村非法宗教治理工作的力度、"因地制宜"加强基层统战干部队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