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志愿者功能分析——对上海X大型居住社区的个案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扩张,上海出现了大型居住社区的地域特征,即"镇管社区"的基层治理模式。以质性研究为主,发现社区志愿者主要有三方面功能:从社区志愿者的日常职能来看,志愿者主要具有安全、卫生、为老、文化、教育功能;从"自上而下"视角来看,社区志愿者有"模范带头""群防群治""压力分担"功能;从"自下而上"自治体系中来看,志愿者有反思志愿、支持、凝聚社会资本功能。研究发现,"镇管社区"的管理体制下,居委会将社区志愿者作为社区治理的工具,最大化地实现着对居民的控制和条线任务的完成。"国家-社会"关系仍属于"强国家-弱社会"关系。     

“居站分离”实践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创新

"居站分离"意在通过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减负,培育社区自治力。在制度变迁实践中,"居站分离"却出现了两个走向:社区工作站行政工具化和居委会边缘化;以及社区工作站准市场化。形塑"居站分离"实践走向的力量是基层社区参与者之间的主体互动。"居站分离"在实践中并没有超越传统的城市基层社区行政化垂直整合所产生的"体制障碍",而如何协调基层社区中两种居民自治组织的利益关系却成为一个全新的议题。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点不在于社会自治能力的行政培育,而在于基层社区行政管理政治体制的改革。     

社区居委会的体制、职能与工作机制--南京市鼓楼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个案研究

本文以南京市鼓楼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个案为例 ,通过对社区居委会的体制、职能与工作机制的解剖 ,指出目前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的困扰社区居委会运行的问题与矛盾 ,包括传统管理体制的影响、社区居委会社会职能的泛化、人们观念的落后、社会管理体系的不成熟、社区资源的不足以及社区居委会自身体制结构的不合理等问题 ,并就如何进一步完善社区居委会的体制、明确社区居委会的职能以及完善社区居委会的工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论居委会重组

既是政府的"腿",又是居民的"头"--席卷中国东部各大城市的居委会"议行分设"改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居委会的角色冲突及其在社区建设中的两难境地.本文以社区自治为目标,从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的高度,提出了居委会这一社区自治组织重组的先决条件和可选路向将居委会办事层从居委会组织构成中剥离,成立过渡性的第四级机构--社区工作站;根据"小政府,大社会"的总体思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步撤销街道办事处,成立社区指导处;居委会办事层被剥离后,以居委会议事层为主体成立完全符合《组织法》要义的居委会,使其真正成为一个社区自治组织.     

城市社区邻里纠纷化解的治理逻辑——基于H市S社区居委会调解的实践分析

基于H市S社区居委会邻里调解的田野调查资料,分析了邻里纠纷化解过程与治理逻辑。居委会借助对社区情理和国家权力的策略性运作,尽力说服纠纷双方达成邻里和解,是社会自治与国家治理交错的实践过程。社会自治与国家治理交错、治理逻辑与政治逻辑互构以及社区与国家的策略性合作构成了社区邻里纠纷化解的真实逻辑。社区邻里纠纷化解过程中所呈现的国家治理的简约意愿与社会治理的复杂实践同构,是对黄宗智的"集权的简约治理"做了实践性拓展。     

基层大数据治理:打造活力政府的新路径

面对汹涌而来的大数据浪潮,与以往各类微创新不同,基层启动大数据治理意味着将在撬动部门核心利益、颠覆传统人才结构、建构系统性联动机制等方面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南京栖霞区通过在"掌上云社区"中植入"爱小栖"这一政务机器人,已首尝基层大数据治理模式。当基层政府有能力应对和建构大数据治理的全域观、主体性、结构化、精准度和安全感等,那么大数据治理的外部输血功能、自我造血机制和全身活血路径将有机会激活基层政府,使其焕发青春活力,并可全方位重塑政府形象。     

社区组织行政化:表现、原因及对策分析

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在我国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社区组织行政化的倾向。本文探讨了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的表现,分析了导致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的原因,提出了社区自治组织去行政化的对策。     

城市管理“网格化”模式与社区自治关系刍议

作为当下中国城市日渐流行基层管理服务模式,网格化管理在提供社区服务、城市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表现出其特有的优势。但因其本身作为基层政权行政力下沉的一种方式,与代表基层民主的社区自治力量之间难免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同时也蕴含着城市基层政权"内卷化"的风险。本文认为,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诉求与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权益诉求在社区服务上存在着衔接点,关键在于淡化网格化管理模式的行政色彩,做到"社区服务网格化,社区管理民主化",从而使网格化管理模式与社区自治能够相互协动,并获得良性持久的发展。     

深入社区 建设治理邪教的长效机制

一、战略思考 战略全局的思考应当是全方位、多视角的。本文重点分析两层涵义。 第一、加强社区建设,是现代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培育社会自治能力,才能形成防范和治理邪教的强大社会力量 现代化城市是以发育完善、功能齐全的现代社区为基础的,从政府和企业分离出来的社会职能,大部分需要城市社区来承担,因此,社区建设是现代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但是,如果在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社会管理职能收缩过快,社会自治机制尚无力填补这一空白,造成社会管理失控,社会发展无序和混乱,就会引发邪教势力的蔓延。     

多重约束下的协商议事能否推动社区治理合力形成?

本文通过研究社区如何依托社会组织构建组织化的协商治理架构，探讨复杂治理场域中社区治理共同体协同联动的可能性。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主体在破解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困境的同时，又屏蔽了多元主体的共识达成和参与动员的复杂性，只将协商议事作为一种协同配合的治理工具或策略性行为，局限了其治理效能和回应性的发挥。基层社会的权力转移需求与社区自治承接能力之间的不完全契合，使得协商议事在基层政府追求公共性与有效性的多维目标下产生非正式治理悖论。社区协商议事面对自主决策权匮乏带来的非对称性依附问题、选择性协商对居民诉求的回应性困境、有限协商参与的代表性偏颇等难题，不得不主动或被动诉诸正式治理规则对非正式治理规则的功能吸纳，也引致了公权力部门与协商机制在离散性张力下的相互依存关系。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区发展与基层治理

本文讨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区发展战略与基层治理。新型城镇化要求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的基础是良好社区提供的人居环境。本文根据社区管理方式对现有城市社区分类的讨论,指出中国现有的五大类型的前四类社区(传统市民社区、单位社区、城中村社区、城乡接合部社区和新兴商业小区)都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或冲击,第五类新兴商业小区的社区建设还在形成过程中,参差不齐,发育不全。这五类社区都不足以全面应对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挑战,提供良好的人口接纳、基层治理和市民服务。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要求我们有意识从社区发展的视域出发,遵循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和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大力推动社区发展,构建以规划改造为空间基础、就业机遇和通勤为基本条件、和谐人居为生活环境、法律服务和冲突治理为手段、新型城市基层综合治理为目标的社区发展战略,以达到和谐人居的城市治理。综合城市主义理论对此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先秦儒家角色伦理治理思想论略

先秦儒家继承了西周以来的德治思想,对社会生活领域内的不同角色提出了相应的伦理规范,并规定了人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及应当履行的角色责任和义务,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角色伦理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孟子和荀子继承了孔子的角色伦理治理思想,分别从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立场为儒家角色伦理治理提供了形上学的依据。孟子的"亲亲"、"仁民"和"爱物"展示了儒家角色伦理治理由血缘家庭、国家、社会再逐步推衍到自然界的基本逻辑进路。孔子提出的"正名"思想,经过孟子和荀子的发展,为先秦儒家角色伦理治理指明了现实途径。     

乡贤理事会:村庄社会治理的新探索——来自粤西Y市D村的地方经验

在农村贫困地区基层政府不再主导、甚至基本退出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村委会自身经济难以维续、政治权威不足的现状下,如何动员村民参与村庄社会治理,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粤西Y市D村的乡贤理事会制度是一种新的探索,为农村贫困地区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路径之一,也为反思"乡政村治"体制提供了案例。     

关系网络、“地方形象促进联盟”与城市基层治理

本文检视了当前中国城市基层行政体制变迁对社区治理的影响.由于单位体制的弱化,国家通过发起社区建设行动,重构了基层行政体系,并加强了街道办事处等社区行政机构在城市管理中的地位.但这些基层政府机构工作目标也变得日益功利化.为了维护自身的形象以谋求政治经济利益,它们和一些商业组织、上级政府官员以及部分媒体等形成了非正式联盟,借以操控社区政治场域.这些联盟不但利用关系网络建立庇护关系,而且利用非正式网络对市民组织和普通居民施加种种限制和约束.该联盟对社区事务的操控影响了民众利益,引发了市民的不满和抵制,由此导致了社区治理衰败和“政权内卷化”.     

反邪教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随着市民社会的社区化,社区表现出治理邪教的巨大潜力。社区治理理论、差异交往理论、社会控制理论为反邪教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从现实来看,社区治理体现了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区微观治理弥补了公共权力的有限性并符合市民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社区的网格化更易于对邪教的防治。因此,反邪教工作也应依托社区治理展开。在社区治理模式下,要通过夯实社区文化基础、推进反邪教社区警务战略、重视反邪教数据治理等路径,进一步打击邪教的生存空间,实现反邪防邪工作的共建共治共享。     

转型期城市基层治理:机制、逻辑与策略

城市基层治理机制包括领导机制、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和自治机制,旨在构建公共服务供给,化解社会矛盾和激发社会活力的联动体系。据此,各治理主体运行机制和作用逻辑应在治理互动中有的放矢,提高协作的有效性。同时,从明晰治理主体偏好、克服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强化制度供给等方面优化治理策略。     

社区角色伦理及其实现途径

从实践角度而言,社区角色伦理是指社区成员在角色扮演中,以与其身份地位相契合的权责定位、角色伦理期待和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伦理行为模式.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作为两类主要社区角色,有着各自的角色权责定位、伦理期待和道德规范.面对社区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需要通过强化角色意识、明确角色责任、加强社区民主、健全组织保障等途径,促进社区角色伦理的实现.     

中国社区居家养老的政策分析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作为治理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社会福利政策,在中国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和"未富先老"带来的养老压力和社会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本文对社区居家养老作政策分析并探讨这一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对老龄化问题的治理功能和社会政策意义,对完善和丰富这项政策的内涵,推动老龄化问题的社会福利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三社联动”的内涵解构与逻辑演绎

"三社联动"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实践。梳理既有说法,"三社"可以是三个工作主体,也可以是三个实务要素,从而就有"主体联动"和"要素联动"两种解构视角,前者含于后者之中。为了切实推进"三社联动",应该领悟"三社联动在场境",促进社区议题、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合理联接和恰当互动;应该参鉴社会治理的理念,吸纳社会工作的智慧,发挥社区民众和党政部门的特殊作用,体现操作理性和实践智慧,达成"三社联动"实务过程的优质高效。社会工作者也应该积极参与其中,并体现"液体角色"。     

江苏丹阳市:运用数字化思维赋能 宗教活动场所安全管理北大核心

近年来,丹阳市在镇江市民宗局的指导下,创新思路、主动作为,着力提升宗教领域信息化能力,努力打造宗教领域安全工作智能化丹阳样板。一、强化“智效管理”,解决宗教领域安全工作“干什么”。一是树立一个目标。紧紧围绕宗教领域安全这个最大中心,把防风险、除隐惠作为首要工作来抓。组织全市12个镇(区、街道)、145个村委会、57个社区居委会的负责人开展宗教理论政策轮训,提升了工作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