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德性:人类学以及实践认知的维度

伦理学涉及行为中的人.伦理学是关于善(Guten)的学说.作为自由的、有理性的存在者,我们能够在其中发现幸福.然而,"幸福"并不是简单的,主观上的满足,而是根据理性的尺度实现了理想.因此,伦理学涉及到对"主观真实性"的条件的分析.一种美德伦理学断言:这些条件首先在于拥有德行.根据传统的理解,道德德性是人类人格的表达,因此,在真理和理性中视为好的东西,在主观上也作为好的呈现出来:即道德德性对于行为主体的理性来说是情感上的需要.道德德性针对行为主体对善的情感需求来提高实践理性,特别是在能力方面,也包括认识道德上正确的事情并且有效地实践.因此,道德德性就存在两方面的任务,即人类学和认知实践的二重任务,而没有借此定义道德义务,或过多地对道德原则、规则或规范进行理性地讨论.     

论德性

德性是人优秀品质中的一种,是由理智或智慧在正确道德观念的前提下根据有利于具有者和他活动于其中的共同体及其成员更好生存的根本要求培育的,通常以心理定势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并使人的活动及其主体成为善(好)的道德意义上的善(好)品质,即道德的品质.它具有指向性、意向性、多维性、统一性、稳定性和普适性等主要特征.德性从直觉的层次看是社会道德要求的内化,但从批判的层次上看则根源于人更好生存的需要.德性一般都体现为德目或德性要求,因而具有规范性,但德性规范是构成性规则,与作为规范性规则的道德规范有所不同.     

孟子恻隐之心中的情感与德性

本文从恻隐之心入手分析孟子的人性论。恻隐的内涵是对他者苦难的哀痛,具有自发性、原初性、主体超越性三个特点,是人的一种基本情感。恻隐不等同于同情,同情并不是原初情感,而是对某些基本情感的抽象和反思。离开宋明理学本体-发用的框架,恻隐作为道德情感应在人作为"类"上来理解。作为类的特点,道德情感才具有实存性和普遍性。从道德情感的实存出发,以人类的情感实存来构建儒家德性体系,是孟子论证人性的基本思路。     

再论如何理解“恻隐之心”的问题——兼论耿宁的解释困境

孟子的"恻隐之心"被习惯性地理解为"同情"(同感),即观察者与对象在情感上达到共鸣。可是,耿宁认为"恻隐之心"不是以某种方式分有他人的情感——"同情",而是为他人的处境去感受的情感——"为他感",然而这样却使得"恻隐之心"本身不足以成为德性,需要填补"同情的理解"才能称之为德性。显然,这与"恻隐之心,仁也"的论述宗旨之间存在着矛盾。为了避免这种解释困境,"恻隐之心"需要被理解成"为他人的整体去感受的情感"——"为他整体感"。唯有如此,才能解决"同情"与"为他感"之间的价值冲突,使得"恻隐之心"成为一种自足的德性,在伦理上也必然是善的。     

公正何以为"一切德性的总括"——亚里士多德公正观的内在理路探析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正既是道德德性的一个类型,分有道德德性产生及其演变过程的显性特征,也是一切德性的总括;其中,总体的公正通过对法的遵守在规范的来源方面统领着诸道德德性,具体的公正通过对外在善的适度标准的把握从判断标准和目标追求两个方面统领着诸道德德性.亚里士多德对公正与道德德性、公正与适度以及作为守法的公正与作为平等的公正等关系问题的讨论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贯穿其中的是基于幸福生活为目的的德性统一性原则,厘清亚里士多德公正思想的内在理路是呈现该原则的基本途径.     

"情""理"之间:一种对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考察

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东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德性是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对一个人情感和欲望塑造的结果,它使得人们具有了相应的道德情感和欲望,也成为理性思考的起点.实践智慧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的理性思考,针对具体情境而进行的道德理性判断.一个正确的伦理行为必然结合了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情感和理性.与之类似,荀子认为礼义制度通过日久天长的熏陶而逐渐矫正、教化、引导人的情感和欲望,使之趋向道德的结果."义"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理性能力,它为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和框架.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融合互生发展一样,荀子的"情"与"义"也是相互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的完善德性的实现.荀子关于"从义不从父"的主张集中反映了理性与情感相融合这一美德伦理学的重要特征.     

“善良意志”与道德权限

“善良意志”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他将善良意志提升到道德领域的至善地位,从而确定了道德的纯粹性。他还借助善良意志划分了善与恶的界限,指明了责任作为检验善恶的标准,将传统德性论的品质和功用主义的幸福都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由此,康德还将伦理与道德的界限做了区分,他强调伦理与道德各自明确自身的权责,从而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论亚当·斯密正义伦理的价值错位

亚当·斯密既把正义作为一种具体的行为规范,又看作是一种美德或德性.但他主要是把正义作为行为规范来运用的.亚当·斯密的正义伦理呈现出一种价值上的错位,这种价值错位首先表现在主要作为行为规范的正义本来只具有底线的或很低级的价值,但亚当·斯密却赋予其德性或美德的性质与价值;其次,亚当·斯密正义伦理的价值错位表现在正义作为德性总是消极的,其德性价值的程度很低,从而与正义的社会作用极不相称.要解决正义伦理的这种价值错位,必须重建立足于人的统一性的新的德性伦理,倡导做一个具有正义美德的人.     

军人德性冲突及选择原则

军人德性冲突特指军人两种或多种美德之间的冲突，它是军人道德生活中无法回避的难题。走出军人德性冲突的困境必须遵循三条原则：职业价值优先、全面打赢高于一切和集体高于个人，这三者共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发挥作用。     

感觉、认知与美德——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的情感概念及其阐释

作为人类道德心理的基本要素,情感在美德伦理学中占有重要位置。根据亚里士多德,情感被理解为一种伴随着快乐或痛苦的心理感觉。为了激起或体验这种心理感觉,行为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生理基础、认知程度和欲求范围。在前两者大致相同的条件下,表现为行为者的欲望或善观念并蕴含着相关判断的个体欲求,将成为情感是否产生以及如何产生的关键。然而,这仅仅表明情感在结构上涉及认知,但不能认定情感可以在事实上被还原为认知。情感与认知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美德行为者不仅在践行美德时伴随着恰当的情感体验,而且情感本身的恰当运用也构成了激发美德的一个内在方面。     

“孝”是公共规范还是个人美德

“孝”在儒家传统中发挥着双重功能,既是公共生活的规范,也是家庭生活中的个 人美德。作为公共规范的“孝”,往往意味着公共生活中的政治品格和家庭伦理生活的顺从 关系,被统治者所关注、舆论所监督、公权力所保障,由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孝道 ”可能演化为一种“道德表演”。作为私人美德的“孝”,建基于家庭成员的 “互爱”,它出于个体的意志自由和道德自愿,更加具有真实性,体现了血缘之亲和家庭 之爱。现代意义上的“孝道”有必要弱化“孝”的公共规范色彩,而提升其作为一种个人 美德的意义,提倡从意志自由和情感自愿的角度去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互爱关系 。     

论康德德性论的复合型结构

康德的伦理学以德性为落脚点,但他的德性理论有着其独特的性质和结构。他认为,德性并不是通过塑造人的情感品质而形成的,也不是理智、情感、欲望的相互协调,更不可能是一种能够按照道德法则去行动的偏好。在他看来,德性以道德法则为纲维;德性是能够抗拒偏好满足的准则而执行道德法则的意志力量;只有实践性的情感是德性的盟友;同时,德性也是一种内在幸福,德性就是其自身的酬报。所以,康德的德性论有一种复合型结构。     

道德行为的两重形态

仁爱与克己,可以视为道德行为的两重形态。基于仁爱的道德行为主要以关怀、行善为取向,相对于此,克己首先表现为自我限定,在涉及重大或剧烈的利害冲突的背景下,它意味着舍己或自我牺牲。作为道德行为的两重形态,仁爱与克己分别体现了道德行为所具有的人道性与崇高性。从哲学史上看,德性伦理、关怀伦理、后果论以及道义论往往主要关注道德行为的某一形态,并突出或强调与之相关的道德规定。这种相异的视域,既体现了对道德行为的不同理解,又渗入了对情意、理性的不同看法。德性论和关怀伦理强调"恻隐之心"等情感,但常常忽视了以"是非之心"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理性之知;后果论既试图融合理性思虑与情感体验,又以归本于情感为其特点;道义论则在对理性与意志作双重肯定的同时,又表现出将意志理性化的趋向。事实上,理性与情意在不同道德行为中的作用方式固然各异,但二者无法截然相分。就其现实形态而言,道德行为并非仅仅呈现勉力而为的形式,道德的取向和行为定势,往往内化为人的第二自然或第二天性,后者既可以取得道德习惯的形态,也可呈现为内在的道德直觉,二者以不同的方式制约着仁爱、克己等道德行为。     

解读同情

同情是什么?孟德斯鸠说：“是善良的心所启发的一种情感之反映。”贝克说：“同情仅次于爱，是人心最圣洁的感情。”培根说：“它在一切内在的道德和尊严中为最高的美德。”     

走向情感主义：迈克尔·斯洛特德性伦理思想述评

迈克尔·斯洛特是西方当代道德情感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开拓了德性复兴的情感主义"新方向";他先把"关怀"德性预设为一种内在的心理事实,再把"移情"当作它的外在的、生成性评价机制,构建了一种基于移情的关怀德性伦理学体系;在道德知识论上,移情也是沟通道德之"知"与"行"的经验参照;斯洛特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为儒家伦理在当代德性论语境下的解释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品格教育中榜样示范的问题与回应——以亚里士多德美德论为考量视角

榜样示范作为品格教育的重要教学策略,在教育哲学意义上主要存在两类问题,即"如何激发教育对象模仿行为"的方法论问题和"榜样示范教育应教什么"的实质性道德问题。"模仿"是"榜样示范"中的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将其视为一种蕴含情感、意动、认知及行为要素的情感美德。因此,在品格教育"榜样示范"的过程中,要避免仅止于对榜样的行为模仿及类推性实践的方法论问题;更要重视所要学习模仿的道德品质独立性问题,化解"模仿者"对榜样无知顺从的困境。从实践角度看,应从多方面审视和改善品格教育的"榜样示范"问题:加强教师对于自身作为行为榜样的反思;要确认榜样必须具有真实性特质;从"道德成熟"标准确保榜样与学生存在的德性位势差,强化德性内驱;创设道德情境,加强学生对榜样的心理认同感;培养道德能动性,促进学生道德层面的知行转化。     

论休谟的道德愉悦感及其理论定位

道德愉悦感是休谟道德哲学的理论核心。休谟认为,道德愉悦感根源于人性中的同情,同情心把个人愉悦和他人(社会)愉悦联系起来并由此产生道德愉悦感。尽管休谟宣称反对道德自爱论,但从他的论述中可看到,他实际上承认自爱是道德愉悦感的另一个来源。同情和理性共同实现了自爱(个人愉悦)向道德愉悦感的转变。休谟道德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凸显了道德结构的三个要素即自爱、同情和理性;其不足之处是没有讲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因而摇摆于情感主义、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之间。道德理论可以划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即:情感功利主义、理性功利主义、情感道义论和理性道义论,而休谟的道德理论基本上属于情感功利主义。     

卢梭论自爱和同情——从尼采的观点看

本文从尼采的视角理解和评价卢梭的道德哲学,尤其是卢梭关于自爱和同情的思想。卢梭不仅将同情看作一种同自我保存或自爱一样原初和基本的情感,而且认为同情是人类一切道德的基础。但从尼采的视角来看,卢梭所说的同情并不是一种原始和基本的情感,而是一种从自爱和"私有之爱"中衍生出来的情感。不仅如此,同情这种情感将痛苦而不是快乐当作人对世界和自身的基本体验,隐含了对于生命和世界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说,尼采认为卢梭的同情学说及其道德哲学最终体现了一种虚无主义。     

论德性的项目及其类型

在人类长期的道德实践中,德性常常是以德性项目的形式出现的。当德性进入伦理学的视野以后,伦理学家们基于对德性的本性及其项目的反思,提出一些德性项目并进一步对德性进行分类,将不同的德性项目纳入不同的类型。从伦理学的意义上看,德性的项目与德性的分类是紧密相联的。     

论美德的特征及其意义

人们似乎认为,在以公域为主的时代,对人们的道德要求就是遵守普遍的社会法律规范和社会管理规范,个人的美德就是与这些普遍规范相适应的欲望、情感、气质、性格,它只具有一种工具性的价值。实际上,美德是人的一种内在价值,本身就是善。美德是心灵品质的优秀状态,是理智、情感、欲望相互渗透、融合、化通的状态。塑造美德是对人生意义的创造;美德中内涵着对行为对错的判断力,有着社会正义原则的普遍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