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慈善资源的本土化——对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多案例研究

社区基金会在中国经过八年的发展已成为公益慈善与社区发展领域一种新的趋势。本研究通过多个案研究对中国社区基金会的数量、类型、发展脉络、特征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讨论。研究发现,中国的社区基金会虽然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但自身却是地方政府和社会为了突破中国当下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资源不足的瓶颈而寻求的本土解决道路,它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汲取本地资源,并将地方社会资源与社区社会组织链接。在社区基金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如何减少政府干预和激发民间活力、克服内部治理"失灵"、构建多元筹资体系、提升其战略资助能力仍然是很多社区基金会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多重约束下的协商议事能否推动社区治理合力形成?

本文通过研究社区如何依托社会组织构建组织化的协商治理架构，探讨复杂治理场域中社区治理共同体协同联动的可能性。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主体在破解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困境的同时，又屏蔽了多元主体的共识达成和参与动员的复杂性，只将协商议事作为一种协同配合的治理工具或策略性行为，局限了其治理效能和回应性的发挥。基层社会的权力转移需求与社区自治承接能力之间的不完全契合，使得协商议事在基层政府追求公共性与有效性的多维目标下产生非正式治理悖论。社区协商议事面对自主决策权匮乏带来的非对称性依附问题、选择性协商对居民诉求的回应性困境、有限协商参与的代表性偏颇等难题，不得不主动或被动诉诸正式治理规则对非正式治理规则的功能吸纳，也引致了公权力部门与协商机制在离散性张力下的相互依存关系。     

青岛市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

村改居社区是城市化的产物,是具有农村和城市双重性质的过渡型社区,如何实现村改居社区与城市化同构同行、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城市治理的关键问题。文章基于青岛市黄岛区村改居社区的实证研究,分析现阶段村改居社区与城市发展接轨易、融合难的矛盾,并引入元治理理论探索如何发挥政府城市治理的元主体作用,有效回应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改居社区治理难题,以实现村改居社区的市民化、现代化、城市化转型。     

转型期城市基层治理:机制、逻辑与策略

城市基层治理机制包括领导机制、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和自治机制,旨在构建公共服务供给,化解社会矛盾和激发社会活力的联动体系。据此,各治理主体运行机制和作用逻辑应在治理互动中有的放矢,提高协作的有效性。同时,从明晰治理主体偏好、克服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强化制度供给等方面优化治理策略。     

国际化社区的出现与应对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城市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聚居于城市社区,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国际化社区.对于这种新的社会现象,我们尚缺乏成熟的治理实践,需要从国际社区管理中汲取经验.从现有的经验来看,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化社区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的国际化社区建设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就政府层面来讲,一方面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另一方面要改变现有的多头管理现状.就非政府组织层面来讲,既要有加入国际化社区建设的制度平台,又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地方治理视野中的政策执行:退耕还林政策案例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环境的转变,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持已经成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工作重心.如何确保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的环保政策成为了当前公共行政领域的热点与难点.政策执行文献指出通过建立相关政治制度和行政机制,如人事任命和绩效评估,可以有效的约束地方政府及官员行为,从而确保中央政策(尤其是经济发展政策)的执行,但这些研究未能充分的解释地方官员环保执行领域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而地方治理理论指出通过引入政府外力量到政策过程中可以有效的提升政府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持的绩效.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以退耕还林政策为案例,探讨环保政策执行中的地方治理问题.     

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中的地方政府、村集体与村民

在国家积极倡导"赋权于民"的背景之下,许多地区开始积极探索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作为我国农村集体产权领域又一次重要的制度突破,它受到改革时以"地方政府-村集体-村民"三者关系为核心的地方治理结构的影响。S市J区Y村在改制过程中地方政府、村集体以及村民表现出不同的行为逻辑与特点。在地方政府主导产权制度变迁的情况下,村集体与村民都试图在既有的约束条件下积极建构其自主性,因此集体产权需要放置在地方治理结构之下才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学界开始对国家治理模式、国家治理能力、社会治理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了研究和探索。本文通过对治理概念的理论界定和中国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考察,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条件下社会治理的实质内涵和发展目标,提出新的"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就是逐步向以社区组织为主体的、社会自主管理为核心的自治管理模式转型。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行政干预和管制,以政府代替社会行动,实行政府包办,而是运用法律、法规、民主协商、社会政策来规范、引导、支持、服务社会自主管理。文章认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实现政府功能转交,是培育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实现治理模式转型的必要条件。     

推进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基于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制度分析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是一个社会改革问题,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等领域的改革。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主要是对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巩固和强化,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社会管控逻辑和思维主导下,基层政府还处在不断的加强单中心行政权威治理和社会管控能力的实践中。这样的实践,与社会发展脱节,与社会需求脱节,不具有从现行旧体制走向未来新体制的社会改革意义。因此,推进基层治理的现代转型,就是要明确当前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核心议题所在,亦即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涉及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建构、改革社会组织体制、建构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城市管理“网格化”模式与社区自治关系刍议

作为当下中国城市日渐流行基层管理服务模式,网格化管理在提供社区服务、城市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表现出其特有的优势。但因其本身作为基层政权行政力下沉的一种方式,与代表基层民主的社区自治力量之间难免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同时也蕴含着城市基层政权"内卷化"的风险。本文认为,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诉求与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权益诉求在社区服务上存在着衔接点,关键在于淡化网格化管理模式的行政色彩,做到"社区服务网格化,社区管理民主化",从而使网格化管理模式与社区自治能够相互协动,并获得良性持久的发展。     

共治理念下地方政府债务的合作行政治理

随着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地方政府债务不断扩大,债务风险也逐渐积累。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并有隐性化趋势,面临着一定的违约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应纳入依法行政范围,有必要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行政法规制,从行政主体和行政程序两个方面规范和约束地方政府债务。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由政府、市场与社会组成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合作行政模式已成为时代治理的新趋势。应深化机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动建立共治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立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管理体系。     

农村回迁社区中的村委会角色转型

城市化带来的"撤村并居"使得农村回迁社区成为一类重要的城市社区单元。目前国家层面关于这类社区中村委会的职能、居委会的承继问题等并没有指导性原则安排,各地的回迁社区在治理实践中因地制宜地发展出多种型态。本文通过比较个案研究,分析了回迁社区中村委会的角色期待,及其在实践中发挥的实际作用,提出经营者、管理者和服务者是村委会在回迁社区基层治理中的典型角色。从其职能履行的特点可以看出,村委会具有居委会所不可替代的独特资源和优势。因此当前回迁社区治理的重点不是后者对前者的简单替代,而是如何引导两套基层治理体系的优势互补和有效合作。     

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

对行政系统而言,全球化所带来的主要变化是形成了多中心秩序格局.这一新的行政环境要求地方政府改变传统管理模式,逐渐转向新型合作治理模式.合作治理是维护多中心秩序格局的重要手段,也是全球治理的实质所在.加强跨地区、跨行业、跨国家的合作治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善治、达成"共赢"的重要途径,关键则在于地方政府能否有效提升其合作治理能力.     

关系网络、“地方形象促进联盟”与城市基层治理

本文检视了当前中国城市基层行政体制变迁对社区治理的影响.由于单位体制的弱化,国家通过发起社区建设行动,重构了基层行政体系,并加强了街道办事处等社区行政机构在城市管理中的地位.但这些基层政府机构工作目标也变得日益功利化.为了维护自身的形象以谋求政治经济利益,它们和一些商业组织、上级政府官员以及部分媒体等形成了非正式联盟,借以操控社区政治场域.这些联盟不但利用关系网络建立庇护关系,而且利用非正式网络对市民组织和普通居民施加种种限制和约束.该联盟对社区事务的操控影响了民众利益,引发了市民的不满和抵制,由此导致了社区治理衰败和“政权内卷化”.     

社区安全视角下交通道路安全设计策略探究

针对社会的不断改革和发展,社区逐渐从封闭平衡性环境转化成了对外自由开放性环境。由于社区外源性危机和内因性风险的增加,社会层次化和人口复杂化导致社区安全问题多样化,开放性小区迫切需要新的道路安全设计策略。文章通过对广州社区的实地调研,分析社区交通道路中易出现的安全隐患和居民道路安全需求,从道路导视安全、动线安全、监控安全、停车安全等方面提出社区交通道路安全的道路优化策略,规避社区交通道路中的安全隐患。     

社区资本与社区发展:以香港社区经济互助计划为例

社区资本镶嵌在社区经济中,具有动态发展及持续变化的特点。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主导的背景下,社区经济计划被视为居民增加社会资本、提高经济收入、参与社区治理的出路。本研究以香港S会社区经济互助计划为案例,分析其在创始期、发展期、调整期及现状等四个阶段的变迁过程,为社区社会资本理论、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策略及社区经济计划等领域提供实证资料及研究视角。     

中国社区居家养老的政策分析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作为治理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社会福利政策,在中国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和"未富先老"带来的养老压力和社会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本文对社区居家养老作政策分析并探讨这一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对老龄化问题的治理功能和社会政策意义,对完善和丰富这项政策的内涵,推动老龄化问题的社会福利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困境中的社区"参与式民主"——基层政府信任与居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困境之思

本研究通过对南京市若干城乡社区的调查与解析,发现由于基层政府信任与居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的困境,使当前充分实现社区"参与式民主"似乎还比较理想化.因此,本研究尝试对形成基层政府信任与居民参与社区政策之间内在矛盾和冲突的深层原因进行反思,期望可以为社区"参与式民主"从虚幻的民主景象走向民主的真实图景提供一些可行性的数据支持和建议.     

跨省域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的行为与结构——基于“京津冀”与“长三角”的比较研究

城市集群式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城市发展的主要格局,其中跨省域城市群由于涉及到的行政主体与层级更为复杂,其协调合作的实现更加困难。近年来,在跨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京津冀、长三角等跨省城市群采用了多种府际协作的方式共同治理。本文描述并比较跨省域城市群地方政府协作行动特征、整体治理结构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在制度性集体行动(ICA)框架下,本文构建了包括地方政府和城市群两个层次的衡量指标,并通过考察2010-2014五年间京津冀与长三角的协作治理实践,比较了两个城市群的协作治理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经济社会特征的异质性程度与其形成的协作治理特征相关性较高,高异质性的城市群需要上级政府的资源输入与政策干预才能形成较好的协作治理,低异质性城市群其内部更容易形成自发的协作治理。     

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应急准备

基于协同学理论、公民社会和治理理论及当今国内外的实践经验,以社区应急准备为基础的社区应急管理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石。对社区进行脆弱性评估是社区应急准备的必要前提,而社区居民的应急准备现状和社区应急工作的组织现状是脆弱性评估的重点,它们直接决定着社区的应急能力。在整个应急准备的机制中,应急计划是其核心环节。应急计划的过程是由成立计划小组、定义计划、潜在问题分析、资源分析、描述任务与责任、发展策略与系统构成的一个需要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为了提高社区应急准备的整体绩效,提倡构建基于多层PDCA循环模式的社区应急准备体系。通过调查还发现在应急资源的投资问题上,社区与居民、居民与居民之间互有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