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福利国家进程中的志愿组织与政府——以NSPCC与警察的合作为例

志愿组织在英国福利国家制度建立以前一直是社会救助的重要力量,但许多志愿组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极力反对政府对社会问题的干预,学界也因此形成了一种志愿组织阻碍了福利国家形成的观点。全英防止虐待儿童协会(NSPCC)是儿童福利领域最重要的志愿组织之一,它自成立以来就与警察在工作人员、案件处理和儿童立法的实施上存在着密切合作的关系。NSPCC不仅没有阻碍国家福利的发展,反而在与警察的合作中极大促进了儿童福利的开展。因而不能片面认为志愿组织阻碍了福利国家的发展,而应该根据志愿组织在与政府关系的定位进行客观评价。     

社区公共服务的多元合作供给:机制与绩效

多元合作供给理论以其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理念成为当今公共管理研究者的热点。如何使其有效运行,以提升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绩效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性课题。本文对社区多元合作供给机制和供给绩效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合作目标、合作资源、合作关系与合作环境4个变量对供给绩效的影响关系假设,形成供给绩效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在对国内城市调研的基础上,通过SEM验证分析,发现合作目标、合作资源、合作环境对供给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合作关系对供给绩效影响作用不显著。因此,要制定科学合理的供给目标,加大供给主体合作资源的投入,优化供给的外部支持环境,注重合作主体关系的维护与改善。     

作为社会动员手段的“斗争式运动”——兼评冯仕政、周雪光、蔡禾四篇文章

冯仕政、周雪光、蔡禾相继发表的四篇文章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分析了中国国家运动(或曰运动型治理)的起源、机制、弊端,分别构建了三个理论解释框架。但是这四篇文章都忽略了毛泽东时代的运动与后毛泽东时代的运动存在一个根本差别:后毛泽东时代的运动不外乎采用激励、惩戒、竞赛等方法实施社会动员,属于"普通型运动";毛泽东时代的运动除了这些常规化方法外还采用"发动一些人斗争另一些人"的方式,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斗争式运动"。"斗争式运动"的社会动员效力远非"普通型运动"可比,它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深刻塑造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自身。"斗争式运动"的动员效力来自于它的三个基本特征:党的领导、明确的运动目标、高强度内斗争,其中第三个特征最具决定性。"斗争式运动"的优点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存量社会资源以完成某一革命目标,缺点是会不可避免地破坏社会资源的积累和培育,最终降低社会动员效力。它的优点使它在毛泽东时代被一再发动,它的缺点使其难以为继,在后毛泽东时代被放弃。     

作为社会动员手段的“斗争式运动”——兼评冯仕政、周雪光、蔡禾四篇文章

冯仕政、周雪光、蔡禾相继发表的四篇文章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分析了中国国家运动(或曰运动型治理)的起源、机制、弊端,分别构建了三个理论解释框架。但是这四篇文章都忽略了毛泽东时代的运动与后毛泽东时代的运动存在一个根本差别:后毛泽东时代的运动不外乎采用激励、惩戒、竞赛等方法实施社会动员,属于"普通型运动";毛泽东时代的运动除了这些常规化方法外还采用"发动一些人斗争另一些人"的方式,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斗争式运动"。"斗争式运动"的社会动员效力远非"普通型运动"可比,它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深刻塑造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自身。"斗争式运动"的动员效力来自于它的三个基本特征:党的领导、明确的运动目标、高强度内斗争,其中第三个特征最具决定性。"斗争式运动"的优点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存量社会资源以完成某一革命目标,缺点是会不可避免地破坏社会资源的积累和培育,最终降低社会动员效力。它的优点使它在毛泽东时代被一再发动,它的缺点使其难以为继,在后毛泽东时代被放弃。     

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建构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公共服务赤字"与"制度赤字",在此情况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建设问题也显得尤为重要.毫无疑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一步推进和实现都依赖于制度创新,在制度公正与制度和谐的基础上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各子系统进行制度安排设计,并把制度内化为所有社会成员的道德价值和行为标准,从而推进社会合作体系的生成,形成社会合作体制,都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安排的目标.这样做,也是推动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重要步骤,特别是在公共服务方面,将会向我们展示出一个能够适应转型社会要求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合作治理前景.     

组织认同研究新进展:基本概念及其形成、整合机制

组织认同起源于社会认同理论,是社会认同的一种特殊形式。本文以社会认同理论的两个基本概念"身份"与"认同"为出发点阐述了组织认同的概念内涵及其多重性与动态性,结合组织认同的多重性以及动态性本文着重分析了组织认同的产生、整合机制以及变异模型。最后,笔者对组织认同研究的不足之处、组织认同与其它理论的关联、本土化研究等方面进行了评述及展望。     

制度变迁下的知识治理:早期燕京学派的清河试验

本文将乡村建设运动置于民初政治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指出这一运动的性质在于,由知识分子推动的以抽象政治为出发点的制度改革向以民情经验为基础的社会治理转型。如何塑造能够支撑共和政治的社会与公民基础,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任务;而这一目标也构成清河试验围绕"区域"理论而展开的社会治理实践的基本前提。早期燕京学派学者界定了以"市镇"为中心的自然社会的边界,并以"乡约"为底本构建了适应于中国历史民情特点的社会组织原则;同时,他们进一步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清河试验区的组织建设中去,通过推动运销合作社、地方新闻业等社会事业,初步探索了中国社会地方自治的可行形态。     

碎片化中的底层表达——云南水电开发争论中的民间环保组织

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底层群体由于自身缺资源、内部缺组织、外部缺互动而呈现碎片化的趋势.加之制度化表达渠道的不通畅,底层群体往往难以表达和捍卫自身的利益.然而,在云南水电开发争议中,怒江和金沙江流域的沿江村民却一再公开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态度,进而提出移民在水电开发中应该享有"四权".这一次底层表达的成功是民间环保组织实现跨组织合作、直接进入沿江社区进行组织和动员的结果.云南水电争议表明,在确保一定合法性空间的前提下,民间环保组织可以突破"小世界"的局限,参与到涉及重大利益冲突的问题中来.同时民间环保组织之间合作制度化的趋势,也将增强民间环保组织重组底层社会的潜力.     

跳出身份圈套——论后现代主义思潮下朱迪斯·巴特勒性别操演说

朱迪斯·巴特勒是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先锋之一,她自身独特的性别身份为她带来了独特的视角。她围绕着语言、主体、性别身份这三大关键词展开论述,跳出了19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分困境,解构了传统女性主义的性别主体。从巴特勒对于女性主义主体的颠覆出发,可以窥见其是如何摆脱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二元划分的纠缠,这也引出了其颇具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性别操演说"。     

权力感和群体身份对合作行为影响——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作为切入点,探究在合作的过程中权力感所产生的影响及社会距离所产生的中介作用、群体身份所产生的缓解作用。利用角色扮演法、情景回忆法来操控个体权力感,采用虚拟与真实的公共物品范式、囚徒困境范式来测量人际合作,通过IOS问卷测量社会距离,并用最简身份范式来控制群体身份,从而让实验得以更好探究权力感对合作有如何的影响机制。本文通过三个实验,得出的实证证据表明：（1）在虚拟的投资游戏中,高权力感的个体捐赠金额是显著少于低权力感的个体;（2）在互动情境中,个体所感知到的与其互动对象的社会距离,在权力、合作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效应;（3）对于同组内的成员,高权力感的个体相比较于低权力感的个体,有着更多的合作行为。因此,权力感增加了个体的社会距离感知、从而减少了合作行为,但互动对象中的群体身份也在有效调节着这一心理现象。     

志愿行为对个人幸福的影响

志愿行为是在组织背景下, 个体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自愿对那些主动寻求帮助的对象提供长期且无偿的帮助的行为。志愿行为可通过维持身心健康, 改变应对方式和改善生活状态来促进个体幸福的实现。社会融合说、心理资源说以及换位体验说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志愿行为对个体幸福的作用机制。研究者从志愿者的角度就志愿行为对志愿者幸福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而志愿行为对受助者幸福的影响以及个体幸福与志愿行为的互惠作用仍待进一步研究。     

志愿服务的道德属性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志愿服务是具有时代特色的道德实践,其道德属性可以理解为:志愿服务的特征体现了道德的特征;志愿精神体现了伦理精神;志愿服务体现了以"善"为核心的价值追求;志愿服务是学雷锋活动的拓展;志愿服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现代体现。志愿服务是促进社会道德水平提升、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抓手,是政府职能的重要补充,是实现社会"善治"的重要途径。     

社会治理中人际标识的伦理解读:身份、角色与行动

审视社会治理,人际标识主要包括身份、角色与行动。历史地看,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以纲常伦理精神为指导,人际标识主要是等级身份。近代以来,随着人的存在境况由"神人同在"转变为个人本原的"非此即彼",契约伦理成为工业社会典型化的伦理精神。等级身份分化为身份与角色两种因素,社会治理活动更多呈现为具有一定流动性的组织化的角色扮演。在当前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的存在境况不再是个人本原的非此即彼,而是人的共生共在,一种新的合作伦理将取代契约伦理为社会治理的合作行动提供道德支撑。合作行动成为主要的人际标识,在具体治理场境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合作行动体系中自觉的行动者,通过具体的合作行动来定义自己并证明自己的角色扮演。     

绩效约束、制度弹性与有效治理的结构转型——以基础性权力为视角

非对称性的权威资源与权力结构始终存在张力,导致社会治理中的合法性诉求、绩效约束与制度弹性共同作用于科层体制,并消解了其所构筑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权力分配与治理模式,从而导致了非制度化治理趋于常态化。诸多文献探讨了绩效与成本约束下社会治理的衍生形态,以及政体类型与治理质量的关系,但在揭示非制度化治理是如何偏离并制约正式制度的各个层面、探求非制度化治理的关键要素以及治理转型的内生机制等方面却远未充分。因此,本文将探讨非对称状态下的权威和权力关系如何影响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制度运作,尝试引入"基础性权力"的概念来研究治理的内生性变迁机制,分析技术化的治理手段如何借助基础性权力的制度化与渗透网络实现从"权力"到"渗透"的转变,进而助推社会治理走向"责任-回应"的互赖结构。     

“一带一路”愿景下跨欧亚大陆的反极端主义中欧合作——一种可能性的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愿景贯穿欧亚,连接着中国和欧洲经济圈。中欧合作内涵和领域都在逐渐深化。极端主义在欧亚大陆是中国与欧洲诸国共同面对的政治挑战。反极端主义涉及到从官方到民间的安全认知、身份认同、文化互动、信息交流、历史记忆交融等国际交往命题。可行的中欧跨欧亚大陆反极端主义合作演化路径从官方、精英、群体细化到个人;合作内涵包含信念、制度、组织和秩序;合作领域从基础合作发展到成熟合作,具体互动模式多样。本文依据"一带一路"战略愿景,对中欧基于信仰合作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继而结合欧亚大陆宗教极端主义跨境渗透的现实威胁,探讨中欧之间跨欧亚大陆反极端主义合作的可行性和价值。     

杨德昌的儒者观——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为例

杨德昌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反映了他对"社会杀人"的不满并以儒者的立场对此批判——社会让理想主义青年死亡,环境让父子身份错位。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舍身取义"中的矛盾——杀人的刀,究竟应刺向哪里?"功利"的社会是儒家"现世"的体现,"舍身取义"、怀揣理想又是儒者的精神所在,杨德昌并未在电影中告诉我们两者应如何调和而"不越矩"。     

《分歧者》生命政治实验的人类学意义

作为青春科幻类"反乌托邦"流派的新典范,《分歧者》系列在"反乌托邦"文学谱系中的亮点,在于其基于性格原型进行的社会分类与生命政治实验所带来的社会反思。在遥远未来的芝加哥城,人按照五种美好品质分为五类,其中不属于任何一类而又兼具多种品质的被视为危险的分歧者。但随着故事的推进,分歧者的身份是多重和变化的。从人类学视野看,"分歧者"从社会分类禁忌的"异类"、社会秩序的威胁者和任人宰割的"赤裸生命"逆转为生命政治实验的终极目的——人类的拯救者,在带来故事情节的柳暗花明之时,亦重复着人类文明故事的亘古原型:蕴藏着生命无限潜能"异类"的,既是社会秩序失范的"危险"力量,也是开创新秩序的中流砥柱。     

男性气概笼罩下的多重身份——整形科医生叙事话语中的身份构建

对医生身份认同的研究是帮助分析医患关系、解决医患矛盾的有效视角。本文运用话语分析中的叙事分析法和批判话语分析法对一名整形科医生的叙事话语进行了剖析与阐释,试图揭示该医生对自己身份及其社会意义的理解。研究结果表明,在其叙事话语中,个案医生通过各种话语策略构建了患者的"拯救者"、同事的"领导者"和"竞争者"、朋友的"互助者"以及家人的"保护者"等四种有机相连的社会身份,这四种身份共同释放出了强烈的男性气概。     

何种社会合作?——在马克思、罗尔斯与诺奇克之间

罗尔斯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合作冒险"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人们不仅有利益的一致,也有利益的冲突。正义的两原则为人们提供了公平合作的基础,能够对合作中的利益和负担进行公平的分配。诺齐克对罗尔斯的合作理论进行了批评,其核心观点是:罗尔斯正义原则中的差别原则并非中立的原则,这一原则偏袒社会合作中的禀赋较差者,不能被当作社会合作的公平基础。马克思的"协作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指出只有在与工人的合作中,资本才可能产生利润。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足以反驳诺齐克对罗尔斯的批评。一方面,社会合作中的禀赋较好者(例如资本家)必须与禀赋较差者(例如劳动者)合作,才有可能获利;另一方面,在禀赋较好者与禀赋较差者形成的合作中禀赋较差者天生处于弱势,需要通过社会基本制度的调整以补偿其天生的"不幸"。     

近代居士组织与现代居士身份的重塑:以上海居士林为中心

中国现代化进程促使具有真正意义的居士佛教运动应运而生,并深刻改变"居士"一词的历史意涵。在这场运动中,上海绅商居士创办的上海居士林,不仅较早以现代科层制度作为管理手段、积极将佛教活动纳入到现代公民社会的建构当中,而且首次将"居士"视为佛教全体在家信众的独立身份、开创出"居士林"这一现代组织模式。以上海居士林为中心的近代居士组织,对近代居士身份的重塑,乃至居士信仰空间的重建与居士功德的重构,都产生极大影响。作为它们主要发起者、领导者和参与者的绅商居士,也通过在这些居士组织中的信仰实践,获得对自身佛教地位和世俗地位的认同和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