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智力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变——从社会智力的测量观到人格的社会智力观

在社会智力研究的早期,研究者们运用测量观的视角和方法对社会智力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是随着研究的进行,传统测量观的发展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如不能对社会智力和学业智力进行有效的区分等。人格的社会智力观强调社会行为的背景具体化和行为的主观意义,主张探询人的一般化的社会认知机制,为社会智力的研究展开了一个新的视角。     

心智化社会认知观的演变及发展——来自潜心智化的思考

社会认知的机制一直存在心智化与具身认知观点的争论。前者认为社会认知是对心理状态的推测,而后者则认为社会认知是具身实践活动。虽然,心智化研究者认为具身认知有关灵长类动物和婴儿的社会认知的解释可以兼容于内隐心智化,但内隐心智化在解释社会互动时仍然存在间接性的问题。近期,潜心智化理论旨在挑战上述立场中有关社会认知先天论的预设,该理论将个体的潜心智化视为内隐心智化的替代,通过检验与分析相关研究的构想效度,强调社会认知是从非社会性的一般认知功能中衍生而来的,这种立场在社会认知的领域特殊性与非社会认知的领域一般性之间建立起了纽带,从而挑战了心智化与具身认知的争论。未来研究应设计更为严谨的心智化研究方法并对其进行方法学验证,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尝试在神经科学层面探索一般认知功能与社会认知的关系。     

伊斯兰教认知观——兼谈与中国传统中“见闻之知”“德性所知”的异同CSSCISSCI

认知观也叫认识论。认知,指通过心理活动获取知识,比如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知的来源或者认知观,属于哲学范畴,是与哲学的产生相联系的。 对于知的来源,各种文化有不同的定义。伊斯兰教义学的基本认知,就是通过天地万物的实际存在,而推证造物主的存在与独一。正统教义学主张,世界万物的本质是确定的,是可知的。     

社会治理构想中的“儒墨相用”及其启示

在先秦诸家的社会政治治理构想中,儒家创始人周公旦主“神性血缘说”和“遵从民心观政说”,孔子改为“人性血缘说”和“道德教化说”,都忽略了世人的社会经济需求。墨子针对儒家“礼乐靡财”而提出“节用”说,把发展经济以稳定社会作为重要治理措施之一。孟子接受墨家提醒而提出“制恒产”主张来补充儒家治理措施中的经济缺环,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家政治管理一体化”与“国家经济管理一体化”构想。这些,被唐人韩愈名为“儒墨相用”。“儒墨相用”的历史事实给我们的文史研究方法以诸多启示。     

社会认知具有更强的内隐性──兼论内隐和外显的“钢筋水泥”关系

采用Ｊａｃｏｂｙ的加工分离程序,对记忆测验中图片的社会性特征与非社会性特征的外显记忆现人隐记忆贡献进行分离,考察了对社会性信息的加工中内隐记忆的贡献是强于对非社会性信息加工的内隐记忆贡献,还是相反。结果表明：对社会性信息的加工中内隐记忆的贡献强于对非社会性信息加工的内隐记忆贡献。另外在本实验研究结果的启发下,提出了内隐和外显记忆的“钢筋水泥”结构性模型的假设。     

“攻击性行为”社会认知的实验研究

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对人类“攻击性行为”社会认知的某些特点进行探索。结果表明：①再认过程中,被试对被攻击者的辨别率（Ａ＇）明显高于攻击者,Ｂ″也具有明显特征。证明人类的外显记忆更多倾向记忆“灾难现象”。②偏好测试中,被试偏好攻击者明显多于被攻击者。证实了“攻击性行为”社会认知实验性分离的存在。也就是说学习攻击性图片在人类记忆中,产生了“攻击性行为”社会认知的启动效应。同时也证实了内隐与外显记忆之间存在任务分离的加工演变过程。③偏好测试中出现被试对陌生人（中性人物）的偏好率明显高于攻击与被攻击者的总和。我们认为这是间接启动效应,是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在选择上发生冲突继而导致倾向一致的结果。     

论天台宗“十乘观法”的两种运用逻辑

十乘观法是天台宗止观修习的重要方法,其在不同的所观境中呈现出不同的运用逻辑,在观阴界入等境中侧重强调十法圆备的整体运用,在观病患境、禅定境中则强调重重抉择的逻辑。十法俱备的整体运用是智顗建构十乘观法的理论初衷,而重重抉择、弃用是随行人根性与所观境不同于实际修习中灵活运用。两种不同的运用逻辑实际是理论建构、重为初心和证悟为要、灵活抉择的差别。     

社会认知内容的“大二”模型

社会认知的内容存在两个基本维度,一个与热情或社会性特质有关,另一个与能力或智力性特质有关,称之为社会认知内容的"大二"模型。关于"大二"模型的理论有进化心理学、本体论和功能性三种解释。目前,"大二"模型的理论焦点集中在模型的文化普适性检验、两维度之间的关系以及两个维度的权重和偏好问题上。今后可结合本土实际情况围绕着三大焦点问题和两维度的具身研究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谈行动与道德的关系——兼论孔子的见地

一、笛卡儿的困境 提出心物二元论的人不算少,但以笛卡儿最著名。他推崇的认知方法着眼于对象的分割、形状和运动,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倚重自明的观念;不过,笛卡儿很快就知道,有些对象没有可割性、形状和运动可言;于是提出心物二元论,指出对象如果有分割、形状和运动可言,便统称为“物”,否则便统称为“心”;两者都可知,所用的方法和概念却不相同。虽然如此,笛卡儿毕竟没有切断心物之间的联系,他清楚地表明了人由心物两种实体合并而成,承认心通过意念引发行动;如果是这样,行动便有别与笛卡儿所指的物,也有别于他所指的心;那么,行为究竟是物还是心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让笛卡儿陷入困境。     

合作治理何以可能——读张康之教授《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

21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社会治理问题日益凸显。如何才能实现有效善治呢?张康之教授在新著《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给予了充分阐释和解答。《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一书从宏大的历史视野出发,通过对人类社会演进逻辑的探究,在比较分析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治理模式基础上,深刻揭示了合作治理的生成逻辑、本质内涵以及实现途径,描绘了一幅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变迁图景。     

儒家“权”论的两种路径——兼论汉宋“经权”观的内在一致性

经权论是儒家伦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孔子权论蕴涵了道德与知识两个发展路径,自孟子到汉儒、宋儒,都在道德的路径上为行权设定道德依据;清儒戴震则发展了权的知识论取向。汉儒与宋儒对经权关系的表述看似相反,但在以道或理制权的取向、道经权的思想结构,以及构建道德体系最终消解权的独立性的后果上具有一致性。     

正义的给予和正义的维护:两种不同的国家观——以罗尔斯和诺齐克为例

<正>一个国家(或政府)得以存在的基本理由是与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分不开的。但是,国家应当是作为正义的维护者还是作为正义的给予者,对此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国家观。本文以罗尔斯与诺齐克为例,尝试对这两种国家观加以梳理。1.正义的给予:罗尔斯的正义观与国家观罗尔斯以对正义的考察和对社会制度的正义性考     

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家族精神的破灭——兼论“市民社会”研究进路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市民社会及其概念演变史,探讨市民社会的历史内容与范畴规定,揭示市民社会研究的现实意蕴。本文认为市民社会是反封建的产物,市民社会的建立是对封建家族精神的彻底否定;欧洲近代以来关于市民社会概念的两个传统事实上不过是对一个新型社会要求的两个不同侧面,它们只有在“现代化社会”这一更高范畴中才能被完整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历史使命是寻求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与现实道路,因而要求必须打破“市民社会”与“国家”两极分裂对待的思维方式     

“凭感觉”的热情与能力：社会认知内容的生理线索

热情与能力是解析社会认知的普适性框架,同现实情境中诸多要素存在着关联。与众多明显带有社会属性的要素相比,源自面孔或者颜色的视觉、声音的听觉、身体姿态的动觉、温度变化的肤觉等生理线索,也可以跟热情与能力的社会知觉产生关联,这个过程可能基于生理–社会的知觉联结假设或者知觉启动假设而发生。以生理–社会的知觉关系为切入点,热情与能力更能发挥解析具体情境的灵活性。侧重典型生理线索的挖掘、建立生理线索同热情与能力的组态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社会性偏向的影响,将有助于推进热情与能力融入更为广泛的社会应用之中。     

法治秩序观与德治秩序观的比较——从社会基础、正义观及实现路径切入

对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讨论,应避免立场先行的分析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法治秩序观与德治秩序观是两种理想型秩序观,分析各自的社会基础、正义观及实现路径,有助于深化认识秩序形成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德治在共同体中能发挥好作用,追求实质正义,倡导自律及重视实践者的德性。法治能更好回应陌生人社会需求,主张通过形式获得正义,以国家法为主要载体。在现代社会,德治不可能在规范意义上取代法治。     

“唯物主义历史观”何以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一种认知隐喻学的解释方案

马克思的历史观通常被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一般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观在"物"的含义、观点的表述、理论的结构上都存在根本区别。我们可以尝试从认知隐喻学的视角去解释这个问题,即认为历史观中的"物质"是对一般唯物主义中的"物质"的隐喻使用。这种隐喻并不是一种修辞手法,而是一种认知手段。隐喻地使用"唯物主义"一词去表征马克思的历史观,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和恰当性。从认知隐喻学的观点去理解经典文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真实含义。     

论古人的社会治理思想——以先秦儒家为中心

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就应该重视社会治理问题。社会治理有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教化层面上的人格改良与礼乐教养,二是管制层面上的法治效率与法治正义,合言之即古人所谓"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先秦儒、墨、法、道诸学派立说皆有"思以易天下"的命意,道家对社会伦理注意到异化的一面,尚无为,远世道。墨、法首重功利实效,又注意到人性自利,故一独标"兼爱",一独标"法治",各有所贵,亦各有其失。荀子在"本始材朴"的人性命题下坚持礼乐教化与法治管制并举的治世路线,强调教化及教化的有效路径,强调法治及法治的正义方向,防止尚德如宋儒失于空洞空疏,尚法如一般法家失于君主"权术"主义而陷入不正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研究——兼论构建新形态的“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

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构建新的生态文明,需要中国的学术研究和话语体系。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经过新时代范式转换和意义拓展,可以成为具有当代意义的理论观念。当代中国应该基于自身"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的传统,积极吸取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重建新的"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新的"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应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也就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     

论“天人合一”观的基本意蕴及价值──兼评两种对立的学术观点

陈国谦先生在《关于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一文中,对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其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天人对立、主客二分是西方文化的特色;天人合一、主客浑饨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主客二分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但可能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和谐,以此取代西方人的天人对立观念,是目前人类摆脱环境危机的出路,但缺乏人对自然改造的实践能动性。（参看《哲学研究》1994年第5期）罗卜先生不同意陈的观点,专作《国粹·复古·文化》一文,予以反…     

具身认知观对语言理解的新诠释——心理模拟:语言理解的一种手段

具身认知观(Embodied Cognition)试图对心-身-世界之间的交互方式给予系统的理论说明,主张:"认知是一种高度具身的、情景化的活动"(Micheal L.Anderson,2004);认知是从身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依赖于某种类型的经验。从具身认知观来看,心理模拟是语言理解的一种手段,通过再入情景(re-situating)来实现。本文根据上述逻辑考察了词、句、语篇不同信息加工层面的实验研究进展,证实了人们在语言加工过程中感知、肌肉运动以及其他的经验印痕被激活,支持了语言理解是运动感觉以及其他相关经验的心理模拟过程。这种语言理解的心理模拟需要人们再入情景,与已有的听读说写的语言经验发生共鸣,从而为语言理解提供了新的诠释,丰富和发展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