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评估的困惑与出路

市场化、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是法治评估生成的重要土壤。在一国同一政治框架范围内,法治更多地表现为同质化特征。因此,一国范围内的法治评估尤其是地方法治评估并无太多意义。只有在不同政治框架下的国家或地区之间,法治评估才更能凸显其价值。法治评估更多是晚近时期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法治评价活动。由于市场化和法治化程度不高等因素,中国的法治评估缺乏内在生成性,更多具有外部"嵌入式"特点和中国特色,面临着评估机构、评估对象、社会转型期法治评估等一系列困惑。在现有发展阶段,中国不宜过多关注法治评估。应当全面深化改革,从而为法治评估创造适宜的生成土壤。     

论信访制度与法治趋向

信访工作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在历史上和现实社会生活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信访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今天作为公民参政权的具体延伸,具有现实的法律依据.新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现,"信访洪峰"来势汹涌,信访工作成为实现社会稳定不可替代的治理机制.但是,信访是农业社会人治方式的产物,与当今法治社会基本原则存在根本冲突.从长远来看,把信访纳入司法审查的框架内,是实现信访法治的必由之路.     

全面推进新时代宗教工作法治建设

<正>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法治化的重要论述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实践,实现了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从依法治国向全面依法治国的跨越。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制度保障。     

私人性与公共性:民间信仰管理法治化的一个分析框架

在中国,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直被认为是"私人事务"。而民间信仰具有公共性的特征,一直是国家法治建设的内容之一。组织化的民间信仰改变了乡村社会力量结构,影响到乡村秩序的形成。尤其在"信仰危机"的背景下,作为社会信仰的民间信仰角色较为关键,民间信仰管理法治化势在必行。为此,必须要正确认识民间信仰,重视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强化科学理性的政府管理,积极创造民间信仰私人性和公共性的均衡点;加强法治建设,营造民间信仰管理法治化的氛围;加强乡村建设,构建民间信仰管理法治化的社会基础。     

“法治中国”及其指标评估的“后发国家”视角

"法治中国"是中国整体国家建构与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构成。评估这一历史进程的前提是"后发国家"之规定性:法治制度的西方移植性、法治理念与价值形态的传统继承与变革的二元性以及法治变革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难题。"分享普遍性的特殊性"之新通三统论以及"自由共和主义"哲学传统应成为评价和指导中国法治发展的规范性基础。法治评估应立足演进主义文明论、程序主义制度论和自由共和主义哲学论三个宏观层面进行指标设计与科学评估,保证法治中国宏观走向的规范正确性与实践合理性。     

当代中国的“维稳政治”:沿革与特点——以抗争政治中的政府回应为视角

本文从历时与横切视角,集中讨论了中国大陆政府的"维稳政治"。近三十余年来,政府维稳已逐步脱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政法体制的总体框架,走向了"全面维稳"体制。这种全面维稳的政府回应体制是一种"全员动员"体制,在缺乏应有的法律指引和专业规范的条件下,只能在"压力型的运动式治理"框架内运行。为此,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维稳技术尽管"日臻完备",但其手段和策略却多是行政的、政治的,甚至是不合法的。这种政治化而非法治化的维稳政治,正是"全面维稳"与"全员动员"体制所固有的脱离法治化和专业化、强化行政化和政治化之本质所在。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宗教治理法治化路径探析

宗教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治理法治化应当按照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要求,把宗教治理放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去衡量,即宗教治理要在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针的引领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完善法制建设,引导宗教组织依法自治,加强法治培训,强化执法联动的制度保障等宗教治理实践,推进宗教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高和宗教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推动宗教从"管得住"向"管得好"转变。     

异化的代理信访:共谋逻辑下的信访困境

信访既可以看作是中国特有的社会治理设置,也可以视为一种政治参与方式。代理信访原本是一些地方为解决群众不会访、无序访和"走弯路"等问题而进行的一种创新探索。但遗憾的是,它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被异化成谋利型上访的一种衍生形式。从其形态看,异化的代理信访,是发生在目标替代中的利益共谋行为。这一过程的实现,维系于代理诉求、代理空间和代理技术这三个变量。而真正的内在机理体现在压力型政府体制、信息不对称的技术运用与"半熟人社会"乡土基础之间。异化的代理信访对基层治理的秩序建构与信任维系的破坏性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压力型体制短期内难以完全改变的情况下,从醇化乡土社会基础和改良信息甄别技术等层面作出努力,或许是纠偏代理信访走向异化较为务实的举措。     

中国法治化问题的若干研究

一、两个“必然”的必然结合理论界对中国推行法治，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性探讨，主要是从三个层面上展开，一是需要层面：实行法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需要，改革和建设的需要，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等；二是规律性层面：民主政治就是法治化政治，市场...     

老问题、新视野:信访研究回顾与再出发

信访问题是当前中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信访研究因此也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学术领域。本文是一个关于信访研究的研究。它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信访问题作为一个学术议程而兴起的历史过程、内在逻辑及其形成的信访行动、信访工作和信访改革等三大研究主题。本文认为,信访问题之所以复杂难解,原因在于它涉及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秩序化。据此,必须开创新的研究议程,即把信访问题置于"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秩序"这一宏大的理论和历史主题中去思考。该议程能够很好地整合以往信访研究的成果,拓展信访研究的视野,扩大信访研究的格局,同时切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政治正当程序——阿克曼的政治宪法理论及其启示

阿克曼的二元民主理论构成了一种关于宪法的政治正当程序理论,其对美国宪政史关键时期的结构性解释及其概念/话语体系对中国宪法学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冲击。国内的政治宪法学以不同的形式接受着阿克曼政治宪法理论的影响,在阿克曼的启发下试图对中国自身的宪政史提供一种"整全主义"解释,从而在学术品格上与所谓的宪法教义学颇有差异。阿克曼政治宪法理论中关于宪法政治的程序理性、人民的政治价值、宪定机构的制度效用、司法审查的功能定位对我们更为"整全"地理解美国宪法及其运作体系提供了更接近"历史"因而更接近"真相"的宏观图景,回应了其自身建构美国特色宪法理论的总体学术意图。阿克曼的理论激励我们进一步思考拓展宪法时间观与政治类型,重构政治宪法学的规范基础。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惰性因素及其现代置换

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研究,学界多纠结于其"德治主义"抑或"德治道统"的演绎上,对其惰性因素及其负面效应却少有问津。诚然,传统政治伦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但传统政治伦理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如专制道统、礼仪制度、宗法等级观念等,以其既有的社会传导功能阻滞着人之现代化实现。它消解着人们的法治意识,破坏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应然秩序和价值期待,并造就了当今政治道德生态的多种症候。在现代化的追梦中,必须摒弃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惰性"因素,实现政治伦理文化的现代置换,真正构建一种以人民利益至上,平等精神、责任意识、公正意识和服务意识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政治伦理文化。     

法治、政治与中国现代化

本文旨在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需要和政治逻辑出发,重新审视当前中国法治与政治之间的纠结。本文认为,从韦伯的权威类型理论来看,当前法治与政治的纠结本质上是法理型权威与魅力型权威两种合法性观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尽管两种权威在合法性逻辑及相应而来的制度安排上多有龃龉,但中国的赶超型现代化内在地要求将这两种权威有效地结合起来,以政废法或崇法黜政都是不可取的。在当前,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魅力型权威,符合中国现代化对"强国家"的需要,也有利于国家灵活地因应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但与此同时,党和国家也必须保持面向现代化的政治意识和执政能力。     

新中国成立70年宗教工作法治化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正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做好宗教工作责任重大、意义深远。在复杂的宗教形势面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宗教问题、推进宗教工作成为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70年来宗教工作发展的基本轨迹,就是一个逐步规范化、系统化、法治化的过程。在此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及其制度实践     

现代性、法治国家与意识形态

本文通过辨析现代性的蕴含为梳理法治国家与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视野,在此视野下具体分析了法治国家的内涵与社会政治秩序的关系,并指出意识形态问题不仅是一种功能性的分析,而且应该放到国家意识形态与法治秩序的辩证关系中予以考察。本文认为现代法治既是意识形态的制度基础,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组成部分,只有处理好法治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才能避免意识形态激进主义的片面性。     

陕西 以“七查”推进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

正为确保行政执法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宗教工作系统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面推进宗教工作法治化建设,陕西省民宗委坚持问题导向,通过"七查",不断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具体指行政执法的公示制度、行政执法全过程的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的法制审核制度)落地落实。一查主要领导责任是否落实     

无罪推定内涵的法哲学思考

无罪推定原则是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首次提出的.随着人类社会民主、法治进程的发展,无罪推定的内涵在不断拓展,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刑事诉讼制度的宝贵路径.作为一种关于正义的规范性命题,无罪推定原则具有内在的基本特征和诉讼程序规则,具有深厚的社会哲学基础和重要的政治法律意义.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对无罪推定内涵的发展完善,成为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和时代课题.     

现代化视阈下的宗教中国化内涵

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提出"支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很多学者和宗教界人士认为,坚持宗教中国化就是坚持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其实,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必须放在当代条件下来看,即坚持宗教中国化不是单单要坚持宗教与中国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化的融合,而是要做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认同、社会适应和文化融合。具体来说,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就是要做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法治化的方针,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方向相一致,与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时宗教中国化也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持。     

罗国杰法治德治思想探析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罗国杰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域。笔者认为,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罗国杰关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思想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思想道德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和重要参考。在此文中,笔者从罗国杰关于法治与德治思想的内涵界定、关于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论述、关于如何落实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治国方略及其重要意义的思考三个方面,对其法治与德治思想进行探析。     

陕西西安 多措并举 加强宗教事务法治化管理

正近年来,陕西省西安市民宗委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和新修订宗教法规,结合市情,积极探索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一思想两法规四办法三制度"着手,不断提升全市宗教事务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一、"一思想"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