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信息产权交易的规范形态

根据互联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归纳出信息产权民事法律保护的三个理想型规范形态:第一是互联网个人信息安全的产权保护模式,其规范形态是底层数据安全与隐私权为主的事后救济。第二是互联网平台信息产权交易法律保护,以知识产权、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主的事前授权规范。第三是互联网+信息产权交易价值共享法律保护,形成共享激励模式,以反垄断法为主的事中规制规范。数字经济不同于市场经济的市场分配方式,需要以信息产品定价机制来分配信息产权,形成公法嵌入私法的法律规范模式。     

规范的权威性与法治的要义

"法治"作为现代国家社会有效治理的基本方式,是一种集体选择和共同行动,是由规范的权威性维系的有秩序的共同行动和生活秩序。因此,"法治"被视为现代国家、现代社会治理形式的重要标志。要实现"法治"的目标以及治理形式"现代性"的转向,应理清起支撑作用的文化传统与生活实践基础,以及所面临的困境和关联因素;应从社会治理的视界和权威理论对"法治"的要义作出说明,并重视治理主体的自我服从和认同在治理活动中的意义和价值。     

论网络舆情治理中维权与维稳的法治统一

网络舆情生成源于公民基于自由价值诉求的维权意愿,其权利行使对互联网秩序的法治构建具有利弊两面性。网络舆情应对体现政府基于秩序价值指向的维稳期待,其权力运行对互联网自由的法治实现存在侵蚀性危险。网络舆情治理须兼及网络舆情生成中公民维权与网络舆情应对中政府维稳的双面需求,以正义价值引领并协调其自由价值诉求与秩序价值指向的冲突,突出多元治理理念,把握有限治理基准,确立正当治理宗旨,实现互联网空间维权与维稳的法治统一。     

共享经济背景下顾客公民行为和不当行为：基于社会困境理论的视角

共享经济(个体供方对个体顾客的共享模式如小猪短租平台)中顾客公民行为的促进和不当行为的治理, 成为保证共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然而, 现有顾客行为相关研究更多是在传统经济背景下进行的探讨, 而涉及到共享经济背景下的研究难以体现共享经济的特色, 导致其未能很好地解决实践困境。上述顾客行为是在个人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的抉择, 即社会困境。社会困境理论可以帮助企业全面认识顾客公民行为和不当行为并有效解决困境问题。本研究拟基于社会困境理论, 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 深入剖析共享经济中顾客公民行为和不当行为的概念、维度及其测量; (2) 揭示平台、供方和政府通过规则制定或社会影响策略来有效优化顾客行为的路径; (3) 阐明顾客公民和不当行为的差异性影响机制, 以及顾客社会价值导向和供方监督对顾客行为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有助于拓展现有顾客公民和不当行为的研究, 为平台、供方和政府管理提供重要参考。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法治价值

法治作为当代中国所追求的社会治理模式,其运行过程离不开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价值引领和动力支持。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这一法治价值具体表现在它不仅是创制良法的必要条件,而且对于法律的有效适用和广大公民的自觉守法行为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立法体制创新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立法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基本方式,立法体制创新是国家治理转型的关键环节。随着国家法治化程度的提高,立法体制越来越成为多元利益博弈、平衡和竞争的重要机制,立法模式也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     

《周易》礼治、德治、法治思想略论

《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是以礼治为中心为主体,以法治为辅助手段,以实现德治为治理的最高目标,将礼治与德治、法治紧密结合起来,具有典型的社会综合治理特征的治国思想。法治是治理的底线与红线,是社会治理的强制力量,法治依靠他律和强制;礼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主体力量,主张自治与强制相结合;在法治、礼治的基础上通过德治达到天下大治则是社会治理所向往的理想目标,德治主张自觉自律与自治。《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治理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中世纪二元对立型社会治理模式与基督教信念伦理

本文深入分析了欧洲中世纪二元对立型社会治理模式与基督教信念伦理的深层成因、基本特征、主要内容及其二者的内在关联性,指出了它们被近现代民主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和规范伦理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公共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与西方近代商业社会之比较

现代化的公共治理模式促进了西方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种公共治理模式下,社会发展基础的独立产权、现代化法制以及其它相关技术得以出现和发展。与商业相关的中介组织发展,形成了与政府权力制衡的另一种社会力量。社会权力制衡机制的形成,有效保障公民权益,并逐步形成公民社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将西方公共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之关系与近代中国比较,能够为中国公共治理模式的改进和促进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策略选择与实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它的乡村社会治理策略具有其独有的特征。在社会治理力量有效性不足的历史情境下，面对边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极力协调各种力量和要素进行乡村治理模式的转换和重建，一方面充分发挥基层核心领导下村民自治作用，激发乡村社会治理的内生力量；另一方面颁布实施一系列社会治理政策，为社会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和制度保障；加之利用民间公约及习俗等，发挥德治力量，采取自治、法治和德治相互融合的策略，全面提升了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效能，稳固了陕甘宁边区基层社会基础，使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顺利地实现了由原有的治理模式向新民主主义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策略选择及其实践，不仅对加强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当代我党现代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后工业化规划治理中的社会管理创新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后工业化规划治理中的社会管理创新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以公民权为基础,并依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最终责任主体,引导社会管理创新不仅有利于解决非良性路径依赖与权力制约机制的问题,理顺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而且能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物质基础、基本价值与社会环境等条件。公共服务精神与社会满意度要能更好地体现借重于政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改革公共预算制度,完善社会分配制度以及建立公民参与的长效机制。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践路径是:坚持在服务中实现管理与平衡多元利益,坚持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并重,遵循社会管理创新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规律,以及基于公共行政价值来推进和完善法律制度。     

反邪教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随着市民社会的社区化,社区表现出治理邪教的巨大潜力。社区治理理论、差异交往理论、社会控制理论为反邪教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从现实来看,社区治理体现了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区微观治理弥补了公共权力的有限性并符合市民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社区的网格化更易于对邪教的防治。因此,反邪教工作也应依托社区治理展开。在社区治理模式下,要通过夯实社区文化基础、推进反邪教社区警务战略、重视反邪教数据治理等路径,进一步打击邪教的生存空间,实现反邪防邪工作的共建共治共享。     

中国法治评估的困惑与出路

市场化、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是法治评估生成的重要土壤。在一国同一政治框架范围内,法治更多地表现为同质化特征。因此,一国范围内的法治评估尤其是地方法治评估并无太多意义。只有在不同政治框架下的国家或地区之间,法治评估才更能凸显其价值。法治评估更多是晚近时期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法治评价活动。由于市场化和法治化程度不高等因素,中国的法治评估缺乏内在生成性,更多具有外部"嵌入式"特点和中国特色,面临着评估机构、评估对象、社会转型期法治评估等一系列困惑。在现有发展阶段,中国不宜过多关注法治评估。应当全面深化改革,从而为法治评估创造适宜的生成土壤。     

角色伦理治理方式的证成

社会角色和角色伦理具有社会治理的蕴涵和功能,角色伦理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治理方式。它通过一套与角色身份和地位相契合的伦理行为模式,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为社会行为提供标准样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通过角色权责定位的方式协调各种利益关系,通过循名责实的方式建构和谐社会秩序。角色伦理治理方式是社会治理方式的一种尝试和创新,具有普遍性、共识性、适然性和主体性等特性。     

信息时代政府治理的道德考量

在全球展开的信息技术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社会变革的方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动摇并改变了原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行模式,引起了社会发展结构的深刻变革。建立在工业社会基础之上的科层制政府治理模式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亟需加以全面的审视与反思。信息时代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变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全世界,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信息社会和信息时代。正如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工业社会截然不同于农业时代一样,以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移动通讯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信…     

欧洲近现代民主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与规范伦理

本文深入分析了欧洲近现代民主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与规范伦理的具体成因、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并对二者的内在关联性进行了说明.笔者认为,麦金太尔在重建传统生活共同体基础上恢复古希腊美德伦理的主张只是一种道德乌托邦幻想,我们应当在努力完善民主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和规范伦理类型的前提下,继续推进启蒙运动所开创的现代性事业,而不是一味地吁求回归传统.     

韩国伦理委员会建制与功能及对我国的启示

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治等制度治理基础上,充分发挥德治等资源力量,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思路。让各类伦理委员会成为社会治理中的有效力量,是当今较发达国家比较多见的做法。韩国伦理委员会的建制与效果经验,值得评介与借鉴。伦理委员会是韩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机构组成部分。它是国家各部门领域依法行使权力的一种组织形式,又是依法维护行业伦理规范,成为促进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接受民众监督和投诉的直接渠道,是维系行业、民众、政府三者关系的重要媒介和通道。"伦理委员会"作为韩国政府机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专业性、伦理性和权威性等效能,韩国各类伦理委员会,在提高政府及行业决策和执行中的"应然"秩序和效率,增强政治公信力,促进行业及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升社会文明与公民道德素质程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效用。如何使我国治理资源和力量多元整合,多维治理,实现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韩国及世界他国的伦理委员会建制可为我们提供启示和可资借鉴的经验方式。     

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本文将单位组织带入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中，对单位组织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系进行探讨，初步回答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的问题。研究表明，单位组织在当前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主要遵循“政党引领社会”的内在逻辑，以党建引领这种新模式超越旧有的单位制党建模式，采取以党建促治理的实践路径，通过重塑党组织网络体系、发动党员参与、树立模范和塑造共同体意识等方式，发挥单位组织在完善党组织网络体系、增强组织性与纪律性、宣传动员以及提升成员认同意识等方面的优势。单位组织的参与对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积极作用，未来应进一步重视和发掘单位组织的优势，充分发挥它们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中的价值。     

云南跨境民族地区互联网基督教的传播、挑战及其治理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宗教传播方式也变得愈加跨区域化和超时空化。在此情形下,以多民族、多宗教为特征的云南跨境民族地区正面临着日趋复杂的互联网基督教跨境传播的影响和挑战,这给我国宗教事务管理和国家安全带来了挑战。为此,迫切需要从发挥各民族群众的力量、提升宗教事务管理能力、开展法治建设、构建多元治理结构以及拓展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加以应对。     

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改革开放的政治学逻辑

改革开放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而且推动国家治理趋向现代化,由此可以从政治学的三重逻辑来理解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这三重逻辑分别是历史—价值逻辑、工具逻辑和动力逻辑。从历史—价值逻辑看,改革开放具有历史和价值的合理性,是中国社会发展从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到社会建设这一历史逻辑展开的关键节点;从工具逻辑看,改革开放意味着内敛型发展模式向开放型发展模式的转变;从动力逻辑看,党是改革开放和国家治理的领导者,也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