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的代理信访:共谋逻辑下的信访困境

信访既可以看作是中国特有的社会治理设置,也可以视为一种政治参与方式。代理信访原本是一些地方为解决群众不会访、无序访和"走弯路"等问题而进行的一种创新探索。但遗憾的是,它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被异化成谋利型上访的一种衍生形式。从其形态看,异化的代理信访,是发生在目标替代中的利益共谋行为。这一过程的实现,维系于代理诉求、代理空间和代理技术这三个变量。而真正的内在机理体现在压力型政府体制、信息不对称的技术运用与"半熟人社会"乡土基础之间。异化的代理信访对基层治理的秩序建构与信任维系的破坏性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压力型体制短期内难以完全改变的情况下,从醇化乡土社会基础和改良信息甄别技术等层面作出努力,或许是纠偏代理信访走向异化较为务实的举措。     

一部假信访法及其法权想象

随着中国法治的进步,基于法治对秩序的追求不仅仅是一个宏大的理想,亦是中国数十年来的实践。由于以政治立基的信访制度被默认为应当承载更多的公平、正义理念,强化与完善信访职能、尤其是信访法治化的主张便不断释放出来,并常常表现为信访之内在政治伦理与外在法治要求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本文对一部流传于民间的山寨版"信访法"及其负载的信息进行了深度解读,以为思考信访及其法治化诸命题提供纵贯视野,更为理解当前复杂的信访困局、尤其是形成新的信访治理思路提供解释和启发。这不但是对时下热议中的"信访立法"的一种回应,更是对在既有政治框架下如何藉信访制度整理与安顿民意的一种忧思。     

信访大数据与社会风险预警

增强全面驾驭风险的本领是新时代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新要求。社会风险预警是社会风险防控的关键环节,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基于社会指标的社会风险预警已经陷入停滞,新时代的社会风险预警需要厘清社会风险的生成和演化机理,区分社会风险的类型,建立持续、有效、可靠的数据来源,界定社会风险预警的适应情境。大数据的兴起、信访的泛化和网络信访的广泛推行为发展基于信访大数据的社会风险预警提供了新的路径。为此,需要加强网络信访数据的开发与利用,倡导政府数据开放与共享,促进信访数据去敏感化、信访制度去神秘化,发展信访部门与学术机构、商业公司的深度合作,推动信访办理走向信访治理。     

论信访制度与法治趋向

信访工作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在历史上和现实社会生活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信访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今天作为公民参政权的具体延伸,具有现实的法律依据.新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现,"信访洪峰"来势汹涌,信访工作成为实现社会稳定不可替代的治理机制.但是,信访是农业社会人治方式的产物,与当今法治社会基本原则存在根本冲突.从长远来看,把信访纳入司法审查的框架内,是实现信访法治的必由之路.     

学术与社会：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发轫的双重特征

“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学术救国”是其中一个重要构成。严复、刘师培、陈启天等学者从学术救国角度出发，在民族自救的社会运动中发现“中国逻辑”的存在，并对其合法性展开论证，最终确认其存在并且是世界三大逻辑源流之一。回顾并反思这一历史过程，我们能够发现学术救国目的下的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受民族情感影响，具有学术与社会的双重特征。这两种特征一方面推动了“中国逻辑”身份的确认，另一方面又限制了“中国逻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应当重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研究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等主题,学界已经为这一研究的深化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储备和开阔的理论视角.在此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研究被摆上了台前案头.具体说来,应当重视和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历史生成、第二国际时期经典资本主义理论向帝国主义理论的过渡、苏俄(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左派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激进话语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研究.     

寻求组织庇护:一个农民信访解释的新视角

本文通过重新审视对信访的研究,提出"寻求组织庇护"这一新的农民信访解释框架,以解释当前信访中的部分现象——部分农民将个人的困苦以及公共物品的匮乏建构成信访问题,或通过信访实现"找价"。这种"寻求组织庇护"的信访实践在与基层政府的非对抗性、上访的合法性依据、访民行动的组织性和目的性等方面具有不同于"维权"型信访特征。在"寻求组织庇护"的上访中,访民通过"苦难——救援"、"蒙冤——为民做主"的情境构建使自己的上访具有合法性。"寻求组织庇护"类上访之所以存在,从根本上是源于政府庇护主义的执政承诺。     

新时期我国信访矛盾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传统的信访工作面临着新的严峻形势,迫切需要加以变革。以承担相关课题为契机,我们选取了位处我国东中西部三个调查地点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做了相关文献的搜集,本文即基于实地调查及文献梳理获得的资料、数据,对我国现阶段信访工作面临的形势进行分析,对传统信访工作存在的不足进行总结,对社会工作介入信访工作的可行性及相关实践进行探讨,最后就如何发展我国的信访社会工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城镇化:基于社会互动的理论考察

观察中国城镇化的展开可以选择"社会互动"的理论视角。中国城镇化互动展开的社会情境有知识情境、历史情境与政治情境三个方面,它们影响甚至左右着中国城镇化的社会互动行为。中国城镇化的社会互动过程有三个关键环节,即政治宣示、社会响应与知识联盟的形成。城镇化问题上的学术互动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还有不同观点的争论与分歧,其中,学术会议作为一种互动仪式是必要的。     

再论宗教-文化观的方法论意义

本文由三部分构成:(1)历史回顾,简要回顾了相关的学术背景和笔者对宗教-文化观的探索过程;(2)学术反思,即通过反思流行的宗教观点,提出了值得反省的方法论问题;(3)理论尝试,即试用宗教—文化观来探讨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宗教因素对冷战后诸多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的深层影响。这是"本文的重心",着重阐释了宗教因素及其影响的四个主要特性,即积淀性、弥漫性、渗透性和深层性,以期从基础理论上深化我们对于宗教现象的社会作用或文化功能的认识。     

区域佛教史研究的典范——读崔正森先生的《五台山佛教史》

近年来,区域研究的兴起被视为中国当代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势,一般认为这是在法国年鉴学派影响下,战后历史学目光更多地转向关注下层社会历史的学术潮流的一种表现。在这种学术研究的背景下,国家或王朝的历史不再被视为历史学研究唯一的主题,历史学家更多的是以较小地区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这样的研究能够更细致和多方面、多层次地展示普通人的活动及社会表现。历史过程的单位从“国家”、“民族”转换为某个地区,体现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地域史的研究取向不仅要发现地方历史中不同于“国家”或“民…     

任继愈唯物史观儒教宗教论的时代解读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在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基础上创立的用唯物辩证法解释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唯物史观为宗教研究提供了从物质基础到思想观念的根本认识路线,它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任继愈先生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将儒教宗教问题植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中考察,阐述了"以儒教为中心的封建意识形态"的产生,剖析了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宗教与哲学的复杂关系,通过分析魏晋以来封建社会宗教基本生态,阐明宋明唯心主义哲学世俗化过程,得出"儒教是教"、是"中国的宗教"论断。任继愈的儒教宗教论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分析中国社会实际的一个具体实例,为儒教研究开辟了一条唯物史观的哲学路径。从唯物史观出发审视关于中国宗教的争议问题,中国宗教的社会原生属性问题,中国宗教纵向历史发展问题、中国宗教横向在世界文明进化语境中和世界主要宗教关系等问题,对当代中国宗教和中国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反思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90年代初从西方传入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认识、诠释和评判中国历史与现实提供了新视角。但该理论并没有完成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核心概念包容性太强、界定不清;二是在实际研究中以西方历史为坐标标注中国历史与现实而忽视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三是该理论在中国的研究时空和研究层面过于狭窄、学术成果片面;四是中国论者所提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说”缺乏历史和现实依据。     

社会治理理念下的国家、社会和个人

作为国家、社会、个人三元关系集中交叉的"中观"领域,当代中国"官民共建"的社区建设实践表明,社区建设必然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密切合作,是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的过程。它为研究和推动国家、社会、个人三元关系的调整,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提供了充足动力和典型素材。     

权力、制度与环境:信访腐败形成的内在机理

国家信访局原副局长许杰腐败行迹的曝光触碰到以前很少关注的信访腐败问题。信访腐败的存在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信访制度合理性与合法性认同,损害到我国政府公信力,降低了干群关系的互信度。所以,信访腐败治理迫在眉睫。本文围绕权力、制度与环境三个维度,揭示信访腐败形成的内在机理,为治理信访腐败提供了一个认识前提,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文化限度问题

把思想和概念看作是决定性的原则,是文化观上的唯心主义特征。人们的精神交往,不管以何种方式框定在何种理想中,它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当前一些学术研究所标榜的以"价值中立"方式对于理论或现实问题的探讨,实际上是基于其内在要求并存在一定政治价值取向的,即利用学术的一般性、普遍性来谋求某种特殊的现实利益。马克思打破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的思辨本质,以唯物史观的科学性阐明了对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并非是自然的理论逻辑演绎或沿袭其他文明的结果,而是根植于中国实际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认识与判断的理论结晶。     

关于“过程”问题的研究简述

1980年,杨超同志的《唯物辩证法的若干理论问题》一书问世,此书提出“过程论是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这个观点,引起了我国哲学界的重视。前不久,陶富源同志发表文章,论述了“过程”这个范畴在辩证法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了使学术理论界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现将杨超同志和陶富源同志对于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简述如下,供研究参考。杨超同志指出:“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理”。又说:“矛盾即过程,历史即过程、真理即过程”,“实践论、矛盾论、过程论三者是完全一致的。”(《唯物辩证法的若干理论问题》,第323页。以下     

资本理论的演进与社会资本研究的意义

社会资本(scoialcapital)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90年代兴起的一个国际性学术热点。它是由社会学家率先提出、而后被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法学家广泛采纳并用来解释和说明各自研究领域问题的综合性概念和研究方法。本文考察了资本理论的发展过程,比较了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不同资本要素的构成和投资方式,阐明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概念所具有的理论解释意义,同时,在正视社会资本所遭受的理论质疑的基础上,指明了社会资本研究有待于开发和完善的方向,并以中国学术语境为背景,说明了社会资本资本的特殊意义。     

历史阐释的限度问题

历史研究离不开历史阐释。要使历史研究健康进行,必须保持历史阐释的严肃性,合理把握历史阐释的限度。一是历史阐释的"主体限度",即阐释的主体性必须要以阐释的客观性为前提,不能把阐释的主体性等同于主观性;二是历史阐释的"价值限度",即价值评价要以事实为基础,合理对待价值评价中的利益限定、历史限定问题;三是历史阐释的"事实限度",即不能以史家的"历史史实"取代客观的"历史事实",要从总体、过程、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来把握历史事实;四是历史阐释的"叙述限度",即历史叙述不能随意演绎、虚构,叙述的逻辑必须反映历史的客观逻辑;五是历史阐释的"规律限度",即历史阐释不能仅仅停留于历史现象的描述,应对历史规律予以深刻的分析和揭示。     

“延安时期”的历史形象在绘画中的表现与塑造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中国共产党人在此经历了13年的革命抗战事业,延安时期的历史形象是绘画创作中的重要一部分,它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而发展。以延安时期的历史形象在绘画中的刻画为中心,对新中国成立前、"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三个阶段予以分析,研究它们不同时期在绘画中的创作特点,以期对延安历史题材的绘画创作有一个深度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