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体与儒学话语——兼与福柯话语理论对勘

当今建构中国哲学话语的一个重要根由是为了摆脱近百年来西方话语对于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宰制,而福柯的“话语理论”就对话语宰制主体的问题做了理论上的揭示与批判。不过,与福柯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立场不同,中国学界大多基于中西对峙的民族立场而批判现代西方话语的西方性,这也成为近现代儒学话语建构的底色。然而,包括儒学话语在内的任何主体话语都不具有自明性,而是有着前主体的共同本源,即前主体性言说,其本源地生发着主体话语的实质内容,同时也引导着主体话语的时代更迭。因此不论中西,都需要以当下的现代性生活本身为共同渊源,建构与之相宜的主体话语。据此而言,传统儒学话语并不是落后于西方,而是落后于时代,故当今建构儒学话语的根本在于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即以儒家的思维方式言说现代主体价值。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顺应时代的积极意义上持守儒学话语的独特性,才能在发展现代主体价值的普遍意义上有效地批判现代西方话语。     

熊秉明书法美学思想中“理性”与“反理性”论

熊秉明先生是享誉海外的艺术家,也是艺术哲学家,他对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的研究颇具中西比较的视角和方法,在书学界影响深远。通过撷取熊秉明书法美学思想中"理性"与"反理性"这组核心理论范畴,对其书学体系建构和阐释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分析。书法是"理性"与"反理性"相融合的艺术,在"理性"中寻找书法的秩序,在"反理性"中表达书家精神,在创作中以"反理性"为主导,反映书法美的核心是书家本心的回归。从熊氏的理论分析中可看到中西传统艺术间的某种共通性,对书法的美学生成有了新的阐释。熊秉明的书法美学研究显示出以书法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所迸发出的勃勃生机,以及在中西方艺术思想碰撞下中国书法所具世界话语的可能性。     

新媒体语境下流行语的生成传播机制及规范策略

当前流行语大量出现与新媒体的普及有十分重要的关系,新媒体为其生成与传播提供了软硬件便利、话语权空间及感情与思想基础。近年来流行语的产生大都源于话语主体情绪宣泄或游戏化娱情的需要,而其广泛传播并最终走向流行则是新媒体语境下传播主体模因复制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推互抬的结果。对流行语进行规范,需在把握其生成及传播规律的基础上,实施话语引导、语境控制等策略。     

“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对礼学的诠释与移植

儒家礼学思想在西方汉学界的传播跨越了宗教对立与现代价值质疑双重障碍。在芬格莱特开启了用西方哲学架构"礼"的先河之后,对礼学的关注与探讨在西方学界形成了对话的形态。其中,"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尤为推崇儒家的礼学,他以实用主义的符号理论为桥梁,对儒家礼学思想加以诠释与重构,对儒学传统话语加以拓展与更新,力图使之作为一个"活的传统"移植到西方,以此来解决西方因个体本位而导致的社会困境。在这一过程中,南乐山的构想始终面临着如何在移植后的"礼"中保留其原始价值意蕴的难题。     

从话语体系建设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话语体系建设。一是话题。研究的问题应当是真问题,不是假问题;不能仅仅重复西方学界的问题,轻视和无视自己的问题。应当主动设置议题,加强话语的主动权和主导性。二是话语内容。要改变研究中"肌无力"的状况,必须提高话语内容的解释力和影响力。在话语内容的研究中,应当防止从"哲学话语"走向"话语哲学"。三是话语表达方式。要增强理论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必须把理说深说透。四是话语中的"术语"。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范畴的创新,即"术语的革命"。术语革命大致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形成新的概念、范畴,二是改造原有的概念、范畴。无论是提出新概念还是改造旧概念,都是理论探索的结晶,而不是"概念游戏"的结果。     

东方学的中国书写——评洪修平主编的《东方哲学与东方宗教》

<正>东方学是在近代西方产生发展起来的学科建制与话语方式。而自20世纪70年代萨义德《东方学》一书问世以来,东方学话语建构中隐蔽的权力关系,其殖民主义与文化霸权的底色被遭到了全面的清理和批判。萨义德关心的问题,是西方的东方再现,即西方对东方的想象性建构,而不是东方的"纯粹存在"(萨义德语)。正是这种东方化东方的话语建构,使东方作为西方的他者而被指认,并进而确立了东西方的本体论差异与认识论差异,完成了西方的自我确证。因此东方学与其说与东方有关,还不如说与西方有关。至于东方的"纯粹存在",虽然萨义德并没有否认,"东方曾经有——现在仍然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他们的生活、历史和     

日本学界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的历程及其特点

19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促使东亚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传统学术,并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发现逻辑思想。日本学界较早接受西方学术,其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日本学者最初是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标准,考察中国古代思想,后来逐渐开始关注中国古代汉语的特性,从语言学的角度探究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这些是日本学界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的独特途径。此外,日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从以西方逻辑学为标准看待中国的逻辑思想,转向探究中国独有的逻辑思想。中国学界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研究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两国学界应加强交流,共同推动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研究。     

儒家视野下的社会正义观:一个超越自由主义的想象

<正>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将正义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话题展开论辩,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受此风潮所及,关于社会正义问题的研究日益成为学术话语中的重要议题,继知识论转向、语言哲学转向之后,哲学领域的研究再次实现了所谓的政治哲学转向。这种转向既是一种学术话语的偏移,也是出于对现实的深切关注而逐渐明晰的一种问题意识导向。只要我们对当今社会广泛存在的社会不公、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不合理的分配方式以及阶层之间的深刻隔阂等     

19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

"基督教社会主义"试图将基督教社会与伦理原则跟社会主义的平等精神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它在19世纪兴盛一时,在西方有一定影响。长期以来,学界忽略了对它的研究,不利于我们对西方社会主义历史全貌的了解。本文探讨19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论述其代表人物及思想,以及基督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异同。     

公众理解中医:中医药新媒体传播伦理失范之研究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被认为是人类社会传播媒介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中医药事业在当代的传承与传播也应自觉接受新媒体时代的检验。从中医药新媒体传播现状看,存在信息污染与"把关人"缺失、学界自身"失语危机"、人文文化遮蔽科学文化、传播分化造成数字鸿沟等伦理失范现象。中医药新媒体传播实践应严格遵循医学伦理原则,符合传播伦理规范,在可信性、适用性和适度性原则的指导下,遵从"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从政府、行业、专家和受众四方面多管齐下,积极重构中医药新媒体传播伦理价值与规范。     

伦理学在日本近代的历史命运:1868-1945

明治维新以后传入日本的近代西方伦理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经历过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最初,他们想依照欧洲伦理学的问题结构在近代国家重构学术的和教育实践的话语.紧接着,配合近代国家要在道德层面整合国民的要求,国民道德论得以确立,它与理论性伦理学(ethics)形成对立之势.随着近代国家要在道德层面整合国民的要求日益迫切,以"个人"为其关键词的近代西方伦理学遭遇坚决抵抗,和过哲郎提出的作为"人类共同体之理法"的伦理学最终占领了战前日本的伦理学界.     

“一带一路”视阈下多元文明交往的思考CSSCISSCI

在"一带一路"视阈下通过对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交往的历史经验进行分析和讨论认为,三大文明均属世界性文明,其共同意志是和平与发展。"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要求中国社会尤其是学界对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文化差异性和共通性给予重点关注。     

应当重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研究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等主题,学界已经为这一研究的深化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储备和开阔的理论视角.在此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研究被摆上了台前案头.具体说来,应当重视和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历史生成、第二国际时期经典资本主义理论向帝国主义理论的过渡、苏俄(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左派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激进话语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研究.     

“一带一路”视阈下多元文明交往的思考

在"一带一路"视阈下通过对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交往的历史经验进行分析和讨论认为,三大文明均属世界性文明,其共同意志是和平与发展。"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要求中国社会尤其是学界对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文化差异性和共通性给予重点关注。     

中国梦视阈下的我国国家形象对外传播

作为当下最重要的国家话语,"中国梦"是我国国家形象的价值核心,规制着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内涵、路径与目标,而国家形象的有效传播又直接影响着"中国梦"在世界诸民族之梦中的全球地位与可能性空间。因此,需认清现实起点,厘清国际传播的话语环境与主流学术话语资源,在对策与行动上注意强化其话语核心的内在建构、外在形式的有效表达以及新媒体语境中国家形象的攻防战。     

知识的“德”与“真”

西方知识论中的"知识"指的是"科学知识",即"真理"。西方知识论哲学和中西伦理道德学说的运思方式截然不同,它们具有不同的本质属性,属于不同的领域。如果任由西方知识论哲学以逻辑理性解构中西伦理道德学说的基础(诸如西方的宗教信仰或中国的儒家信仰),就会导致社会道德水平大滑坡。而这一点尚未引起中国学界的足够注意。事实上,中国学界在引入西方知识论哲学的过程中,应该立足于中国文化,认真进行"对接"问题的研究,以求在吸收西方知识论哲学精华的同时,规避其对中国社会可能造成的危害。可能的途径之一是创建一种整体意义上的"知识论"。这种"整体知识论"可以将中国伦理学说和西方科学知识论纳入同一体系,有效地规范它们的研究领域和互动关系,并为伦理道德学说保留科学知识论无法干预的空间。     

“德”与“得天命”的关系——西周“德”观念的一个问题

"德"是西周思想的核心符号。对此学界存在两种流行解释:一是沿着"德者得也"的传统训诂,将其解释为得自天命者;二是基于"以德受命"的思想,将其看作受天命之依据。此二者存在一定的张力:后者更能反映周人所言"德"之义;前者之所以流行,既有传统训诂的影响,也与西周"德"之话语的歧义性有关。考察"德"与"得天命"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把握西周"德"观念,也便于发现"德"在后世所发生的重大转型。在"以德受命"思想中,有所得是目的,"德"只是一个工具,体现的是周人的功利诉求;而在孔子、老子的改造下,"德"成为价值,有所得乃是修"德"、成"德"的基本途径。自此,中国思想上的"德"乃能超越工具性思维,成为一纯粹的道德概念。     

宗教极端主义本质检视——基于对宗教异化蜕变论的分析

在有关宗教极端主义本质的探讨中,国内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宗教极端主义是宗教的"异化"与"蜕化",宗教与极端主义"无关"。然而,检视异化蜕变论会发现,其解释力有明显欠缺,即忽视宗教自身所负载的政治社会因素,研究视角呈现反工具主义与还原论取向,缺乏细致的因果分析,定义也存在着模糊性。宗教极端主义很难在相对有限的内部视角与较为封闭的话语体系内被给予合理解释,而需借助更为广阔的外部视角与系统的社会科学理论。     

佛教研究的独特视角 评《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一书对于西方学界而言,填补了相关领域缺乏综合性专书的空白,而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其多元而独特的视角亦大有可借鉴之处。《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一书的出版在宗教研究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西方学界而言,本书填补了相关领域缺乏综合性专书的空白,而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其多元而独特的视角亦大有可借鉴之处。     

改革开放以来公平正义问题研究新进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研究处于"隐蔽"状态;改革开放影响下有关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探讨,构成了我国正义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并由此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研究的帷幕。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正义观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并形成了哲学反思正义问题、回应西方正义理论及发展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研究格局。近年来,学界的研究重点集中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探究正义问题,梳理、廓清西方正义理论,积极回应"塔克—伍德命题"引发的关于马克思与正义关系问题的争论,对马克思主义正义观进行多元化阐释与解读,以期推进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