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的复杂性与当前中国社会公正的特殊性——国家治理的科学依据与合理路径

本文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对"社会公正"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社会公正是人类价值体系中最重要、最复杂和最具悖论性的价值追求,而当前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公正具有特殊的复杂性背景——价值多元化,必须在社会公正的价值目标指引下探寻国家治理的科学依据与合理途径,以最大公约数或最大合理度建立一个相对公正平等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实现社会公正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学界开始对国家治理模式、国家治理能力、社会治理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了研究和探索。本文通过对治理概念的理论界定和中国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考察,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条件下社会治理的实质内涵和发展目标,提出新的"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就是逐步向以社区组织为主体的、社会自主管理为核心的自治管理模式转型。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行政干预和管制,以政府代替社会行动,实行政府包办,而是运用法律、法规、民主协商、社会政策来规范、引导、支持、服务社会自主管理。文章认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实现政府功能转交,是培育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实现治理模式转型的必要条件。     

转型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西方国家的民主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进程是分阶段进行的,而中国的民主和治理现代化则是叠加进行的。这种"时空错差"就使得中国国家治理在民主化进程的反应陷入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持国家权威的悖论性之中。面对社会和时代的需求,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现代国家的治理之道,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放在一个"政道"的层面上:应高度注重人民对于国家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认同;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应建立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厘清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使两者在国家治理中达到均衡,对保障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改革进程中,建立以法治和宪制为基础的民主治理,是使民主与法治建设逐渐走向实然均衡的关键。一个宪法体制(依宪而治)的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民主与法治在这个制度框架内,才能和谐、共容。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提升与现代社会相配套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现行宪法体制,使之成为一个与日常政治相适应的宪法。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秩序建构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伦理秩序既是"生成"的,也是"建构"的。强化"伦理秩序"意在拓展和挖掘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和价值深意。建构或提供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发展相适应的、满足人民幸福生活需要的社会伦理秩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发挥蕴含于国家治理中的基本伦理关系、主流价值诉求及其善恶研判标准的伦理秩序功能,以聚合国家治理秩序的复线图景,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机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德治与法治的协同共治,以形成伦理秩序的价值共识,将成为建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伦理秩序的方法论原则和践行性路径。     

先锋型政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历史-社会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是先锋型政党。先锋型政党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引领性、主导性的地位。这一地位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基础。在历史上,是先锋型政党缔造了现代国家,并且一直引领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在社会基础上,先锋型政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始终代表社会中最广大群体的整体发展利益。因此,只有先锋型政党能够将民主与治理有机结合,通过民主求治理,通过治理来发展民主。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型政党,通过组织化驱动,在主体与资源两个方面克服了中国现代化的先天不足,形成了一种党建现代国家的模式,通过党的建设来推进国家治理,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引领体系、支持体系和控制体系"三位一体"的执政体系,使党的建设、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全面协调发展。     

韩国伦理委员会建制与功能及对我国的启示

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治等制度治理基础上,充分发挥德治等资源力量,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思路。让各类伦理委员会成为社会治理中的有效力量,是当今较发达国家比较多见的做法。韩国伦理委员会的建制与效果经验,值得评介与借鉴。伦理委员会是韩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机构组成部分。它是国家各部门领域依法行使权力的一种组织形式,又是依法维护行业伦理规范,成为促进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接受民众监督和投诉的直接渠道,是维系行业、民众、政府三者关系的重要媒介和通道。"伦理委员会"作为韩国政府机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专业性、伦理性和权威性等效能,韩国各类伦理委员会,在提高政府及行业决策和执行中的"应然"秩序和效率,增强政治公信力,促进行业及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升社会文明与公民道德素质程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效用。如何使我国治理资源和力量多元整合,多维治理,实现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韩国及世界他国的伦理委员会建制可为我们提供启示和可资借鉴的经验方式。     

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体系变迁的逻辑及前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经历了前后相继、创新发展的三大阶段:国家总体控制阶段、国家放权改革阶段、特色制度整合阶段。这种变革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是政治领导核心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把握客观要求、转变治理理念的行动结果。当前,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变革仍需要坚持"特色制度整合"的原则,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调动、规范和统合国家、市场和社会力量,以有效应对社会经济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立法体制创新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立法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基本方式,立法体制创新是国家治理转型的关键环节。随着国家法治化程度的提高,立法体制越来越成为多元利益博弈、平衡和竞争的重要机制,立法模式也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     

现代化与国家治理

"治理"是近年来国际学术讨论的热点概念,中国新一届政府领导人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国家治理"概念更成为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以"现代化研究"为背景,引用国家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讨论"现代国家"的概念,试图说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含义,并从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问题出发,阐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本文认为,"现代国家"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国际政治意义上实现领土和治权统一的国家;二是政治发展意义上确立法治和民主问责制度的国家。中国在第一种意义上很早就成为了"现代国家",但在第二种意义上,仍然面临艰巨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第二种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建设,贯彻国家治理的统一性和均等化原则,着力于国家基础制度建设是必要的。     

关于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教治理体系建设之思考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如何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提升宗教治理体系建设水平,是目前我国宗教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宗教治理属于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从社会事务的角度而言,宗教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部分。为此,笔者拟围绕宗教治理主体、宗教治理对象及内容展开思考,认为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要有效进行宗教治理,首先,必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的原则;其次,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水平是宗教综合治理和国家系统治理的根本;最后,夯实宗教治理的基础,加强社会治理,不断提升宗教综合治理能力,积极完善宗教自身体系建设,规范宗教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和切入点,创新推进宗教工作是新时代的历史必然要求。总之,只有坚持宗教治理的原则,不断提升国家系统治理体系法治化水平,夯实宗教综合治理的基础,才能不断完善宗教治理体系。     

西方治理理论的缺陷与马克思治理思想的超越

当前治理理论的发展呈现多元化状态。最早提出"治理"概念的西方治理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正面临着民主批判的两面性、国家定位的模糊以及对治理和治理理论可能性的怀疑三方面问题。这些冲突根植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特别是"个人-共同体"和"国家-社会"两个维度的矛盾。作为治理理论兴起背景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已经解体,治理理论发展需要新的政治哲学基础。马克思关于"国家-社会-个人"结构关系的批判性观点,提供了超越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思想依托,与中国的治理实践共同拓展了治理理论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国家治理与现代伦理丛书”出版

<正>2018年11月,"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当代湖湘伦理学文库·国家治理与现代伦理丛书"在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包括《国家治理与政治伦理》(李建华著)、《国家治理与经济伦理》(向玉乔,周琳著)、《国家治理与文化伦理》(彭继红,向汉庆著)、《国家治理与生态伦理》(廖小平,孙欢著)、《国家治理与社会伦理》(周谨平著)和《国家治理与网络伦理》(李伦著)共6册。丛书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当代中国的宏大主题,紧扣国家治理的主要方面和重大伦理需求,深入分析国家治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及在转型中遇到的主要政治伦理、经济伦理、文化伦理、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与网络伦理问题,全景呈现了国家治理的伦理图式。     

中国共产党的风险治理：百年回溯与理论思考

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风险驾驭能力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运用历史与逻辑分析方法,立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和风险治理"这个基本命题,将历史与现实、观念与实践融为一体,回溯梳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进程中治理风险的轨迹。研究发现,党的风险治理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思维与中国传统忧患意识相统一、使命感与责任感相统一、现代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结晶,在与实践的互动中形成了一系列风险治理制度。从历史、现实和制度三个方面研究党的风险治理,有助于总结和弘扬风险文化,深入思考党如何进一步增强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创新,构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风险治理制度。     

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探析

马克思在对国家起源及其本质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社会治理的现实批判,以及对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发展问题等的论述中,集中阐发了有关国家治理的思想。马克思不仅界定了"政治统治"与"政治治理"的关系,而且还在批判资产阶级治理虚伪性的同时,对治理的"正当性""旨归性"等作了阐释,即治理应是属于人民的民主治理,未来社会治理应是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自治型治理"为目标。这对于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完善社会治理形式,坚持国家治理的人民性、正义性和方向性,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道教协会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正10月28日-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重点研究了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系统部署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重点完善的重大体制机制改革和需要推进的重点工作任务,深刻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     

建设“一核多元”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

组织体系是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建设"一核多元"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既是习近平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探索的一个新创举,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自身的演进逻辑;既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的经验总结,又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的实践回应。从实践上看,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仍然存在结构上的"碎片化"、内部关系上的"紊乱化"、功能上的"梗阻化"等困境。因此,要建设"一核多元"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就必须坚持"三个注重":一是注重优化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基本结构,走出结构"碎片化"困境;二是注重理顺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内部关系,走出关系"紊乱化"困境;三是注重整合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基本功能,走出功能"梗阻化"困境。     

国家治理宗教的三种模式及其反思

宗教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及其治理问题一直是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围绕国家如何治理宗教这一核心问题,本文总结了宗教治理的三种模式:自由竞争模式倡导政府与宗教划界,不同宗教在宗教市场竞争中"自治";整合嵌入模式强调政府积极干预,将宗教组织吸纳至体制内加以有效治理;而互动平衡模式则将宗教间关系视为一种宗教生态,政府仅在必要时刻出手维护宗教生态的"平衡"。以上三种模式为思考国家治理宗教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不同治理模式运行背后所隐含的条件性约束及治理盲点限制了其推广和复制的空间。综合既有模式的优势及中国宗教的实际情况,对具有中国特色宗教治理模式的探索需要将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中,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框架基础上,构建"一核领导,多元共治"的中国宗教治理模式,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推动宗教治理的法治化。     

政府间事权关系划分:理论逻辑、体制约束和实践方向

党的十九大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发展历史方位的重大判断,提出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要求。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面临着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改革任务。清晰的事权关系是合理配置政府间财力和划分支出责任的前置条件和现实依据,也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效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作用、实现政府层级治理和形成国家有效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本文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财政发展实践过程和经验路径、分析新时代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和根本取向的基础上,围绕层级制政府事权划分的理论逻辑、体制约束和实践路径等重点环节,提出我国政府事权划分的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对于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新加坡与中国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的比较分析

新加坡的比较价值在于它的治理方式与我国有基本的相似之处,治理体系有较高的现代化水平,而且也走过了一条渐进式转型与改革之路,这种相似案例的比较在相关的案例设计和比较框架中最容易离析出量性差异或可操作性经验。两国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的相同之处表现在:都是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以强国家来推进现代国家建设、推进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进程。两国国家治理方式的不同之处表现在: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包括建立责任型政府、民主化、法治化、市场化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方面,新加坡的改革更早也更为深入和成熟,其特点是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国家与社会相平衡的方向发展。这对于正在沿着这一方向进行改革的中国来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拯救和规训:建国初期南京市的娼妓治理——以南京为中心的考察

1949年南京解放后,新政权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娼妓问题进行了综合治理,不但对妓女的身体进行规训,更重要的是改变其思想观念,给予生活出路,使妓女的身体和精神得到"双重归属"。娼妓问题的治理过程实质上是一场国家权力对城市社会全面改造、重构的政治运动。这种以行政强制和思想教育相结合为特征的运动型治理模式初步体现了新政权一元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管理能力,对今天娼妓问题的治理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