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生轻死”到“生死齐一”——道家死亡观的哲学维度

死亡是人类自身最大的困惑,是古今中外所有宗教、文化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华文化和世界上大多数文化一样,在其发展中形成死亡禁忌的传统。早在西周时期,“悦生恶死”的观念已经积淀到国人的死亡心理中;先秦儒家则承接传统以生观死,形成“重生轻死”的伦理色彩浓厚的实用主义死     

唐代佛教和孝亲观

孝亲观是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其它伦理观念则是由此派生和推衍出来的。孝亲观最初是家长制家庭公社的产物,它的原始形态不过是子女对父母的奉养、尊敬和服从。后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使之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把“孝”抬高到人生最高行为准则的地位。并进一步丰富了它的具体内容。及至汉代,孝成为封建道德纲领,汉儒从“孝亲”引申出了“三纲”之说,用观念的力量强化了父家长的权威。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传统的儒家孝亲观受到了佛教平等利他思想的挑战,并经历了一个和后者发生交互影响的过程。唐代便     

作为政治哲学的儒家社会乌托邦——兼对《礼记·礼运》的分析

一、儒家乌托邦的形成与历史乌托邦思想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乌托邦代表了儒家的一种社会理想,而且因为儒家政治哲学的其他许多重要观念都是它的延伸。因此,不了解儒家乌托邦,就难以对儒家何以会有这样的政治思想作出合理解释。儒家乌托邦实为儒家政治哲学提供了“原型”。儒家传说中“大道之行”的世界,是儒家社会乌托邦的典型写照。所谓“大道之行”的世界,是指尧、舜以及比这两个帝王的统治更遥远的历史时代,也就是后来史称的“三代之上”的世界。三代之上的历史并无可靠的文献记载,只是一种传说而已,然而,恰恰是这种…     

试论楚简《五行》篇的"德之行"

“德之行”是思孟“五行”学说的基础。通过对“德”义发展史的考查,本文认为“德之行”是子思对早期儒家“德行”观的一个突破,而孟苟思想的差异体现了儒者在“行”和“德之行”这两种“德”观念上的不同选择。“德之行”的提出,为儒家开出了新命题新方向,它提升了儒家的伦理规范,是儒家伦理宗教化的开端。     

《系辞》的儒家思想新论

《系辞》是《易传》中体现儒家思想最为充分的历史文献。但近年来对它的属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属道属儒莫衷一论。本文从儒家的天道观、人道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四个方面阐述《系辞》的儒家思想,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是儒家的宇宙生成论,而所谓“鬼神”主要是讲幽晦,与《论语》记载孔子“子不语怪力乱伸”的思想原则是一致的。《系辞》用天尊地卑的自然现象类比贵贱的社会现象正是儒家等第观念最为有力的佐证。《系辞》认为《易》的形成就是人类文明史的写照,这也是当时儒家的历史观。《系辞》把“变”作为思想核心,其发展变化观是相当彻底的。这种“变”的思想方法虽然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有距离,但与荀子的儒家思想是非常接近的。     

“中和”:理性与价值相统一的“合理理性”

儒家的“中和观”主要有三层含义 ,即 :一是表征事物存在状态适中、合适、合理的观念 ,二是关于人之行动的方法 ,三是关于人之道德价值取向。其实质在于张扬了一种理性与价值相统一的“合理理性” ,即“中和理性” ,并在今天仍然具有可供开掘的思想价值     

从“贞下起元”看儒家和儒教的天人合一特点及其创新之道

儒家和儒教的创新诠释和现代转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并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息息相关。儒家和儒教的逻辑共通点在于“贞下起元”表征的“推天道以明人事”，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除具有伦理性和科学性之外，天道中蕴涵的“神圣启示”是儒家宗教性的重要特征。在此意义上说，儒学往往可以包含属于学派性质的儒家和宗教性质的儒教两个层面。本文在前贤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儒学元典中“贞下起元”观念源流的考辨，疏理儒学“与时偕行”的文化传统，以期从中提炼民族文化发展创新的动能，为创造性诠释“普遍和谐观”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提供有益资源。     

一部探索传统人格理论的力作——评崔永东著《内圣与外王》一书

“内圣外王”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它虽出自《庄子》一书 ,但这一观念却非道家所独有 ,而是为各家津津乐道。冯友兰在《新原道·绪论》中曾说 :“在中国哲学中 ,无论哪一派哪一家 ,都自以为是讲内圣外王之道。”《内圣与外王》 (云南人民出版社 1 999年版 )一书的作者崔永东博士由此思路出发 ,考察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格观 ,认为“内圣外王”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模式 ,各家各派均以此作为其人格设计的基本架构和理想目标 ,但各家各派对其内涵的界定又有所不同。大致说来 ,儒家、墨家和法家三家的“内圣”是从事道德修养…     

徽州传统建筑雕饰中的儒家观念

徽州雕饰作为徽州传统工艺的优秀代表,它根植于徽州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历史背景,其丰富多样的装饰题材已不仅仅是作为徽州传统建筑的一种附属装饰,更是当时一定社会意识、思想观念、审美风尚及文化内蕴的物化呈现。而有"东南邹鲁"之称的徽州,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儒家的一些思想观念渗透到徽州文化之中,并对徽州建筑的装饰题材亦产生了直接的导向作用。因此,通过徽州建筑雕饰的题材内容来探析其背后所蕴含的孝道观、入仕观以及忠义观等儒家观念。     

中西宗教观演进的比较

本文通过对中西宗教观的比较,指出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价值观念、神人观念、“来世”观念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宗教在中西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及王权和教权在中西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完全不同,从而解答了为何没有一种宗教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的问题,说明了中国哲学和文化虽与西方哲学和文化不同,但同样具有超越性。本文认为,中国文化价值观是以家庭为本位,以“忠”“孝”为核心的人生追求和伦理标准,它主张“天人合一”,总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体系改造外来宗教,使之为世俗王权服务;由此决定了几大宗教都不可能在中国占统治地位,而把中国的宗教观硬装入西方的理性模式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论先秦儒家“观”《周易》三法

“观其德义”是孔子确立、后学继承的先秦儒家解读《周易》的基本原则。但具体如何“观”,其“观”法如何,孔子及其后学没有明言,学界亦鲜少研究。该问题对于研究儒家易学的起源、先秦易学的发展、“易经”之学的形成都具有关键意义,不容忽视。先秦儒家“观”《周易》约有三法：一是假借误读法。此法将《周易》言辞中某些字读为假借字,就此假借字而发挥义理,所得义理脱离《周易》古义,给人错误解读之感。二是象数分析法。此法突破《周易》“象思维”的原始直观,将象数作理性分析、逻辑演绎,从而将《周易》卦爻辞纳入象数分析框架,生发义理。三是事理联想法。此法由《周易》卦爻辞字句古义出发,通过转化、类比等联想思维方式阐发义理。     

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基督教原罪观

本文从三个层面来探究中西文化交流中基督教“原罪”观的发展及深化：一为原罪观中对人类始祖违禁犯罪之神话诠释;指出这种基于希伯来神话传说的原罪现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缺乏,但认为中国儒家精神中的“幽暗意识”可为接触和沟通这种原罪观的一条隐线,从而有可能消除二者之间的绝对立和格格不入。二为原罪观所反映的一种关系的破裂。这种理解使对“罪”的认识由“人之行为”而深化到“人之状态”。在中西文化沟通中较易被人接受,因为文化本质即反映人的各种关系,而这些关系的破坏势必造成社会紊乱和对整个人类的危害。三为原罪观中“未中的”或“偏离目标”之意义的发掘,它揭示出人的理想追求与其有限能力之间的矛盾、及其有渴望完善却未达目标的两难处境,由此而说明人的相对性与超然之绝对存在迈然有别。但这种理解扬弃了对“罪”的纯否定和纯消极意义,其对人性的剖析具有积极的人文精神和现实关切,因而可为中西思想的交流、对话提供更大的空间。     

儒家美学思想与中国电影

中国文化中的美学精神,无论是儒家美学思想、道家美学思想,还是佛家、法家等美学思想。对包括电影在内的中国文学艺术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以“仁学”为基础的儒家美学,提倡“文以载道”,强调美与善的统一,“文质彬彬”的审美观,注重发挥文艺作品“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等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深远。从积极影响来看,它对艺术家们的电影观念、艺术追求和美学风格的最大滋养,一方面是“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价值趋赴,以及情理统一、美善共体、内外交融的圆整叙事;另一方面,则是其原始人道主义、忧患意识、救世情怀以及救天下之溺的道义承担所撑起的积极人世精神。     

论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发展走势

牟宗三之后,当代新儒学初步表现出了多元开展的理论特色。在继续沿着前辈新儒家的基本精神方向对儒学学理系统作进一步阐释的同时,主要表现出了三方面的发展走势：一是继续倡导开展儒学与人类诸文化系统间的对话,代表了在当代人类文化的多元开展中将儒学的智慧精神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走势;二是提出了“中学为用”的观念,表明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理论兴奋点已开始向儒家学理在现实层面的推扩转移;三是提出了“后新儒学”的概念,表现出了在对新儒学予以内在批判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开新的理论意向。上述发展走势表明,面向21世纪,儒学将继续走向世界;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已成为当代新儒家关注的重心问题之一;以心性之学为主体的现代新儒学将面临可能的转向。     

先秦儒家的和平观

先秦儒家的和平观是由“仁战”观、和谐观和民本经济观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思想文化体系,是涵盖天人、人我、物我、群己的大和平观,其中的“忠恕”、温良、平和、宽容及其在交往中所展示出来的与人为善的和睦友好风采等则是它的精神灵魂,并始终透显着浓郁的人文关怀气象。西方所谓“己所欲,施于人”的金律不可能成为追求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所遵循的价值规律,倒是儒家的和平观及其内含的价值能对其作出纠偏,从而促进各国人民真正做到和睦相处。     

儒家孝道观的形成与演变

儒家孝道观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最大的文化特质。同时,孝道观也 有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夏、商、周三代,孝亲之心表现为传统宗教中的祖先崇拜观念,发 挥着维系宗族团结、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对传统宗教中的 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使其从一种虔诚礼敬的宗教伦理变成了一种对家族生活反思的人生哲 学;从宗教祭祀活动变成了深入社会的家庭规范。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夸大了孝道的引申意义 ──“以孝治天下”,使之变成了一种国家政治哲学,一方面掩盖了阶级国家的实质,另一方面也歪 曲了孝道伦理的本身意义。在现代公民社会里,家庭仍然发挥着“抚幼养老”的社会职能。因而, 儒家的孝道观复归其本来意义,仍然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     

李二曲的经世观念与讲学实践

以３１岁为界线,李二曲的经世观念发生了重要的转向：从以政治、民生等为主要内容 转变为以“明学术”、“醒人心”的社会教化为重心。本文认为,若完整地把握儒家传统的“经世”内涵, 似应将其划分为三个层面：制度或政治的,物质或经济的,精神或文化的。而二曲成熟期的经世观, 即主要指向以“正人心”为重点的精神或文化层面,力图重建社会的精神文化价值系统。同时,二曲 主要以“讲学”作为完成其“阐明学术”、“救正人心”的经世事业的基本实践形式。他不但对先秦王明 末的儒家讲学传统作了深入、完整的总结,而且其本人曾有多年在关中和江南讲学的经历,在讲学实 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讲学经验。综合观之,二曲经世观念的主要特质为：以“明体适用”为“经世实义”, 坚持以体用关系作为其学理系统的基本构架,反对将经世学非本体化和完全实用化的价值取向,并 非常注重经世之实践。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价值系统的重建,颇多启迪意义。     

从儒家的“鬼神观”和“天命观”看科学和理性精神

笔者认为鬼神迷信思想也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鬼神迷信观念的存在也有着文化深层结构上的原因。通过对儒家的“鬼神观”和“天命观”的探讨．笔者认为儒学的这样一种“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下的二人互相制约”的思维模式．决定了儒家文化在根本上对鬼神迷信思想有着实际的支撑。因此．要想从根本上破除迷信思想的存在,宣传无神论的思想,就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转变,吸收科学和理性精神进行重新的解构与建构。     

"三陈九卦"章考释

《易传》以孔子的易学观为指导,吸取《论语》、《孟子》、《左传》、《国语》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及其言说方式,提出“三陈九卦”说,对履、谦、复等九卦反复加以论述,将孔子“观其德义”的思想具体化,要求人们提高道德境界,以此作为防止和解除忧患的依据,对儒家人文主义易学观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

本辑的三篇文章,均系作者提交“什么是经典?”学术研讨会（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中山大学哲学系,2001年12月15-16日）（1）的论文。以“什么是经典?”为题,其实不是拘泥于关于经典的定义,而是想引发出对与之相关的思想学术文化问题的广泛讨论。选在这里的三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深化对中国文化中“经典”意义的探讨。黄俊杰教授的论文《从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以中日儒者释经的观点为据,揭示儒家经典所包含的社会政治、形上学与心性论三个重要内涵。这一思路着重的是经典本身所隐涵的内在价值。王中江教授的《经典的条件:以早期儒家经典的形成为例》,则把注意力集中在经典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上。论文分若干层面描述了儒家“六经”形成经典的历史轨迹,强调了教化之典与政治之典同制度结构的关联。陈立胜教授的《儒学经传的怀疑与否定中的论说方式》,则通过对《大学》公案的研究,从“论说方式”入手揭示儒门之争背后的思想预设,从而展开对经与传、经与经、经与道以及经与解之间多重意义关系的结构分析。三位作者不约而同地以儒家经典当作中国经典的标准形态来研究,反映了儒家经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不过,这一专辑的选目并非暗示现代的经典解释学（姑且用这一说法）完全等同于传统经学